杜月笙一听，也不继续多要，只是说：“这点钱，很难维持他们一家人的生活。既然你们给了1000元，我个人再送给他们1500元。”
范尔迪的脸一下子就红了，为了挽回法国人的面子，他又补充说道：“我再叫法商电车公司拿出1000元。”
杜月笙笑了：“这3500块钱都给吴同根的孩子做教育基金吧。他们全家人的生活费再由我另外付给，今后10年之内，我每月付给他们家30元。”
“另外四条呢？”范尔迪问道。
“前两条，与中国政府提出的要求大体上一致，你们应该拿出诚意认真做到。”杜月笙话锋一转，“只要前两条确实做好了，后两条你们就可以缓慢处理了。”
第二天，在各大中文报纸的新闻栏目中，继续刊登抨击法兰西帝国主义的文章，而在广告栏中，也出现了大幅启事：杜月笙仗义解囊救济，吴同根遗霜张氏向杜月笙鸣谢，法国总领事馆厚恤遗孤。由于死者家属的态度有些缓和，中国大众的愤怒也有所缓解。
范尔迪能够认真考虑杜月笙的建议，与他们两人之间的私人交往有很大关系，杜月笙曾经救过范尔迪以及他的中国妻子，而且让范尔迪得到许多经济利益。
范尔迪刚到上海时，担任法国驻沪领事馆书记，他高大英俊，当时还是独身。有一次，范尔迪在社交场合见到一位名叫樊菊丽的中国姑娘。樊菊丽是宁波人，家住法租界，父亲是长江轮船的买办。她毕业于两江女子专科学校，精通英语、法语两门语言，长得很美，二十六七岁了还没嫁人。范尔迪对她一见倾心，以法国式的浪漫展开追求，两人不久就结婚了。
婚后，小夫妻一同来到太湖，在湖光山色之间驾小舟游玩，卿卿我我，情意绵绵。太湖深处有一伙土匪，发现这对中西合壁的鸳鸯，就呼啸而至，把两人绑架到山里，命令他们写一封求救信，把信寄到法国驻沪领事馆，勒索巨额赎金。
法国人十分惶恐，不知道怎样与土匪打交道，忽然想起黄金荣有过解决此类问题的经历，就把这副重担放在他的肩上。黄金荣那时还没退休，一时也想不出什么好办法，就与杜月笙商议，杜月笙当场揽下这个差事。
原来，太湖里的土匪共尊吴世魁为“众山之主”，而杜月笙手下的高鑫宝与吴世魁有过交往。杜月笙让高鑫宝到太湖去拜山，给吴世魁送上厚礼。吴世魁久闻杜月笙和“小八股党”的威名，知道自己以后在上海还会用到他们，不但摆宴欢迎高鑫宝，还立刻把范尔迪夫妇从囚牢里请出来同为座上客，随后又护送他们三人下山。
范尔迪与樊菊丽毫发无损，安然归来，才知道救命恩人是杜月笙。范尔迪假公济私，一下子给杜月笙签发了二十多张特别通行证。杜月笙及手下人持有这种通行证，可以在法租界里畅行无阻，免受各种检查，多年来受益无穷。
范尔迪升任驻沪总领事之后，在鸦片与赌博两项经营上与杜月笙坐地分赃，每月从三鑫公司收取30万元的“私人津帖”。
治炒作摆平纱布所
杜月笙在1929年开办银行之前，没有涉足金融业，更没有正式进入工商实业，不过，他在1928年已经尝试参与纺织品期货投机，还用他特有的手段制止一场恶意炒作，得到一个“理事”的头衔。这件事还要从上海华商纱布交易所说起。
早在1921年，上海棉纺业巨子荣宗敬和穆湘玥，就发起成立了上海华商纱布交易所，这是当时中国最大的纺织品期货市场。荣宗敬不仅成为“棉纱大王”，还成为“面粉大王”，他的简历要在后面的章节中提到。穆湘玥，字藕初，上海浦东人，生于1876年，是近代民族资本家，爱国人士，人们都称他穆藕初。
上海华商纱布交易所是上海各华商纱厂联合创办的民间物品交易组织，理事长为穆藕初。该所交易物品为棉花、棉纱、棉布三类，从事上述三类物品的现货和期货交易。
该交易所坐落在爱多亚路北，有经纪人180名，交易方式是竞争买卖，每日午前、午后两市四盘，期货交易为6月期。该所的期货交易大部分是买空卖空，其成交价格往往会影响全国棉花、棉纱的市场价格。
纱布交易所章程规定，只有该所经纪人才可入场交易。杜月笙想尝试投机，但他不是经纪人，于是，他就派徒众混在场中假装买卖，乱喊乱叫，故意扰乱秩序，闹得该所无法营业。交易所向公共租界巡捕房报告，那些巡捕早就知道是杜月笙的人所为，就在电话中推托说：“巡捕房只负责制止外来侵扰，对你们交易所内部的业务纠纷，我们管不着。”
一些理事只好请杜月笙帮忙。杜月笙乘汽车来到该所，装模作样地对那些流氓呵斥几句，交易所内立刻秩序井然。纱布交易所的大股东吴瑞元，给杜月笙和张小林送上两只名分股。下半年理事会改选，杜月笙被选为理事，他又推荐张小林为监事。
搞期货投机，无论是“做多”还是“做空”，都要根据当时的市场行情来决定。张小林却不管这一套，心血来潮就大数额做空。杜月笙劝他说：“看现在的行市，做空恐怕会不利。”
张小林眼珠一瞪说道：“妈特个！别人做空不利，老子怎样做都要有利！月笙，你可别胳膊肘儿往外弯，也跟我一起做空吧。”
“好，好。”杜月笙笑着说，“大帅做空，我也奉陪助一点兴。”
“不是助兴，是助威！”张小林说，“要做你就陪我大做，咱俩合力把价钱压下去！”
期货市场做空投机，简而言之，就是在签订合约时做高价卖出的卖方，如果货物价格下跌了，就能以低价买进货物，再按照合约高价卖出，从中获利；相反，如果货物价格上涨，就只能以高价买进货物，再按照合约低价卖出，损失巨大。
张小林、杜月笙大量做空以后，没想到，棉纱交易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怪现象，一直向利多的方向发展，价格节节上升，连续一个星期天天都是涨停板，每拍一板，杜、张两兄弟就要亏本十多万元，难以脱身。
不仅是杜、张，上海滩棉纱帮做空头吃亏的当然还大有人在，其中有个叫顾永园的人就已经亏到事关生死存亡的程度了。顾永园与海门大地主、国会议员陆冲鹏是好朋友，陆冲鹏也是上海滩棉纱帮中的大亨。这一天，顾永园来到陆冲鹏家里，一进门就嚷了起来：“杜先生和张大帅最近都要倾家荡产了！”
“怎么会有这种事？”陆冲鹏惊讶地问道。
顾永园就把杜、张二人做纱布投机进退维谷的窘境说了一遍。
陆冲鹏也感到奇怪，就说：“不知道怎么搞的，近些天的纱布交易好像撞到鬼了。”
“都是里面几个理事在作弊！”顾永园气愤地说道，“这种猛涨不停的事情，纱布交易所哪曾有过！”
“口说无凭，你可找得到证据？”陆冲又问。
“当然有证据！”顾永园又把棉纱交易所的种种黑幕详尽叙说一番。
“你想怎样对付他们？”陆冲鹏已经看出顾永园的来意。
“事情已经很紧急了。”顾永园说，“我愿意当小卒打先锋，明天就去纱布所质问他们，先把交易闹停了。你去找杜先生和张大帅，在后面给我撑腰。”
陆冲鹏马上起身来到华格臬路，先到张大帅家里。张小林正在院子里来回走着。
“小林哥，近来可好？”陆冲鹏打声招呼。
“啊，是陆先生，请到屋里坐。”张小林说，“我正烦着呢，半辈子头回遇到这么不顺心的事！”
“可是做纱布出了些纰漏？”两人落座后，陆冲鹏直奔主题。
“入他！”张小林一下子站起身来，跺着脚骂道，“把老子惹急了，给弟兄们发三五十只手枪，把那个鬼交易所打个稀巴烂！”
“小林哥先别急。”陆冲鹏笑了笑，“我正是为这事来的，我们何不到隔壁找杜先生商量一下？”
“好哇！”张啸林立刻向外走，“这就去！”
杜月笙正焦虑地躺在烟榻上“香两口”，一见张小林、陆冲鹏前来商量对策，立刻抛开烟枪起身。三个人一阵密议，设计出一个计划。时间已到中午，陆冲鹏也不在杜公馆多停留，赶快驱车离去，再找顾永园面授机宜。
第二天上午，纱布交易所准时开市，所内伙计高声宣布开拍，顾永园突然大喊一声：“慢来！交易应该宣布暂停！”大家循声望去，只见顾永园铁青着脸，指手画脚发表演说，指控若干理事串通勾结，用舞弊手法制造涨风，要求由各位经纪人成立调查小组，依法清查。
在交易中受益的客户表示反对，做空头吃亏的客户表示支持，两部分人也跟着吵了起来。
被指控的理事们斥责顾永园“扰乱秩序”，他们让场务人员把顾永园拖出去交给巡捕房。可是，场务人员挤来挤去，就是不能靠近顾永园。人们这才注意到，交易所里来了几十个样子特别的人物，他们一个个身穿短衫，腰里还鼓出一块，显然是藏着“家伙”，鸭舌帽拉低到眉毛，眉横目怒，把冲向顾永园的人挡在圈外。
“他们带着手枪！”不知是谁惊慌地喊了一句，场内的客户和职员顿时吓得四散奔逃。
一位理事冲进办公室，拨电话向巡捕房求救，请求急速派人前去维持秩序。他哪里知道，杜月笙请出的两个人早已经守候在巡捕房的电话机旁。一位是当年英租界的老探目沈杏山，另一位是当年的“大八股党”之一、现任英巡捕房顾问的戴步祥（人称“戴老二”）。
纱布交易所的报警电话一打进来，值班人员就把话筒递给戴步祥，戴步祥耐心听对方讲完之后，什么话也不说，直接挂断。如此这般三次，直到纱布交易所的电话第四次打来，沈杏山一使眼色，戴步祥终于开了金口：“好，我们派巡捕去看一看。”
纱布交易所的理事又等了半晌，才见四名巡捕懒洋洋地走了进来。顾永园在场内毫无惧色，继续大声疾呼，还要求巡捕们帮助查封交易所的账簿，揭露黑幕，按照法律程序诉讼。巡捕们蛮有兴趣地听着，似乎对顾永园很欣赏。
交易所的理事这才知道遇到有背景的人了，赶快打电话向袁履登、闻兰亭两位负责人报告详情。袁、闻二人一听大惊失色，叮嘱交易所的人切勿慌张，说他们马上去找杜先生。
袁履登和闻兰亭驱车来到杜公馆，门卫赔着笑脸说：“对不起，杜先生还没有起床。”
袁、闻二人说了半天好话，门卫还是摊着两手说：“杜先生说他要多睡一会儿，我们底下听差的哪敢去喊！”
袁履登和闻兰亭无奈，只好又驱车请来老前辈虞洽卿，三个人一同来到杜公馆门前，门卫不再阻拦了。虞洽卿从床上摇醒杜月笙，盯着他穿衣洗漱，四个人乘三辆汽车，一起来到纱布交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