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在研究范围上，先哲们对利益与政治的研究，涉及的范围比较广。对利益问题的研究已涉及到物质利益与精神利益、个人利益与整体利益、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等。对政治问题的研究，已涉及到政治起源、目的、政治关系与政治价值，政治制度与政治统治策略，法治、德治与人治等问题。这些问题，至今仍需要我们从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出发，认真地予以研究。而不是从个人的小算盘出发，研究如何通过非正常手段捞点个人名利或者捞个一官半职即为目的和快乐。
第四，在研究立场上，先哲们对利益与政治的认识，是从君主的利益出发的，把君主的利益与国家的利益融为一体，从君主的立场上研究如何调控利益与政治的关系。在这种艰苦的探索中，虽然许多人仕途坎坷或者与官道无缘，或者是出力未必能讨好，但他们的思想却都是帝王统治之术，都是在为帝王治国平天下出谋划策，也都是以对国家利益的忠诚为表现形式的，这也可能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缘故吧。
第五，在研究趋向上，先哲们对于利益与政治的认识，所反映的是一种光的聚焦和发散的形状，如图形＞＜。这就是说，总体上，在秦汉之前，春秋战国时期，对于利益与政治的认识是百家争鸣，而经秦王朝和汉初短暂的过渡，到汉武帝时，董仲舒的“儒术”使先秦时期的各种观点汇总为一，即“独尊儒术”。这就是聚焦。而自董仲舒之后，研究利益与政治，各个思想家虽然都打着“儒术”的招牌，但是，在论述对于利益与政治的关系看法时，人们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呈现出一种各种思想独立发展的趋向。即使是思想基本一致的思想家，在调控利益与政治的关系具体措施和办法上，也是有很大区别的，例如，陈亮和叶适二人，虽然都是功利主义的代表，但他们在实现功利所主张的政策的差别就是如此。具体的是，有些问题，开始是对立的，或者说有的人认为是对立的；后来，认为是统一的或者有人认为是统一；再发展到后来，又出现了分歧或者对立。例如，对于义利关系就是如此。这就是在“儒术”基础上的发散。
第六，在思想与社会的关系上，先哲们对利益与政治的研究，体现了理论性与现实性的结合。如果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有一定了解的话，就不难发现，几乎每一个思想家对于利益与政治的研究，都是为了解决现实问题而在探讨对策。即使是那些初看起来与现实无关的理论，如“天人感应论”或“理欲一致论”，其实质也都与现实的政治和利益是密切相关的，是为现实利益与政治服务的。否则，封建统治者是不会白白养活闲人的。并且，就解决现实的利益与政治的问题，往往存在着尖锐激烈的争论，例如，研究历史的人大概知道，荀子的理论就是和孟子争论出来的，陈亮的理论就是在和朱熹的论战中形成的。由此可见，中国古代的先哲们对于利益与政治的理论并非仅仅是坐而论道。
第七，在研究方法上，先哲们对于利益与政治的研究，有各种各样的方法。有的运用比较的方法，以古喻今，以古讽今；有的运用归纳的方法，首先罗列各种社会现象，然后针对这些现象，再归纳运用政治权力调控利益关系的办法和对策。有的运用演绎方法，从自然规律或者自设的一套理论体系来演绎人类社会调控利益与政治的关系所应采取的办法和措施。有的则是以上各种方法综合运用。如果有心对于中国先哲就利益与政治的认识稍作考察，我们就会对他们的智慧惊叹不已。
综上所述，如何对于中国古代先哲们的利益与政治观进行评价呢？今人多是拿现在的理论对其评头论足，说什么观点有积极作用，什么观点有消极作用，或者是某人的主观目的如何，客观结果如何等，况且，有一些人连原著都没读过，就人云亦云地说三道四。我的看法是，对于古人在历史上就利益与政治的观点和理论，要依据当时的历史背景来认识；并且要抱着谦虚的态度、以探求真理的精神，扎扎实实地进行研究；而不能脱离当时的具体历史条件进行苛求的评价。因为每一时代的思想家都是在解决他那个时代的任务，同时，古人也只能预测未来，而不能预定未来。如果有位善良的科学家能预定核元素的发现会使原子弹变成杀人的武器，那他可能当初是不会去发现核元素的，说不定他连自己的研究是否能发现核元素还说不准呢？所以，对于古人就利益与政治的思想，我们要客观地、历史地、科学地研究。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得到真正的启发和教益。
注释：
〔1〕〔清〕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华书局1950年版，第11、51页。
〔2〕同上注。
〔3〕同上注。
〔4〕谢浩范等译注：《管子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657页。
〔5〕同上书，第655页。
〔6〕同上书，第4页。
〔7〕同上书，第1页。
〔8〕同上书，第1页。
〔9〕〔汉〕司马迁撰：《史记》，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132页。
〔10〕同上书，第2131页。
〔11〕李万寿译注：《晏子春秋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2页。
〔12〕同上书，第121页。
〔13〕同上书，第117页。
〔14〕同上书，第167页。
〔15〕〔汉〕司马迁撰：《史记》，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134页。
〔16〕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88页。
〔17〕同上书，第36页。
〔18〕同上书，第210页。
〔19〕同上书，第38页。
〔20〕同上书，第149页。
〔21〕同上书，第177页。
〔22〕同上书，第71页。
〔23〕同上书，第39页。
〔24〕同上书，第190页。
〔25〕同上书，第150页。
〔26〕同上书，第11页。
〔27〕同上书，第183页。
〔28〕周才珠等译注：《墨子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28页。
〔29〕同上书，第128页。
〔30〕同上书，第129页。
〔31〕同上书，第366页。
〔32〕同上书，第128页。
〔33〕同上书，第55页。
〔34〕同上书，第31页。
〔35〕同上书，第509页。
〔36〕同上书，第356页。
〔37〕同上书，第236页。
〔38〕任继愈译注：《老子新译》（修订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33页。
〔39〕同上书，第67页。
〔40〕同上书，第222页。
〔41〕同上书，第189页。
〔42〕同上书，第66页。
〔43〕同上书，第134页。
〔44〕北京大学《荀子》注释组：《荀子新注》，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93页。
〔45〕同上书，第392页。
〔46〕同上书，第13页。
〔47〕同上书，第139页。
〔48〕同上书，第308页。
〔49〕同上书，第395页。
〔50〕同上书，第126页。
〔51〕同上书，第445页。
〔52〕同上书，第141页。
〔53〕同上书，第226页。
〔54〕同上书，第7页。
〔55〕同上书，第308页。
〔56〕同上书，第172页。
〔57〕同上书，第141页。
〔58〕同上书，第140页。
〔59〕同上书，第156页。
〔60〕《韩非子校注》，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27页。
〔61〕同上书，第533页。
〔62〕同上书，第622页。
〔63〕同上书，第561页。
〔64〕同上书，第622页。
〔65〕同上书，第503页。
〔66〕同上书，第662页。
〔67〕同上书，第663页。
〔68〕同上书，第611页。
〔69〕同上书，第296页。
〔70〕同上书，第669页。
〔71〕同上书，第178页。
〔72〕同上书，第479页。
〔73〕同上书，第625页。
〔74〕同上书，第623页。
〔75〕同上书，第50页。
〔76〕同上书，第589页。
〔77〕同上书，第554页。
〔78〕同上书，第559页。
〔79〕同上书，第283页。
〔80〕同上书，第50页。
〔81〕同上书，第48页。
〔82〕《春秋繁露义证》，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294页。
〔83〕同上书，第263页。
〔84〕同上书，第263页。
〔85〕同上书，第264页。
〔86〕〔汉〕班固著：《汉书·董仲舒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503页。
〔87〕同上书，第2503页。
〔88〕同上书，第2521页。
〔89〕同上书，第2508页。
〔90〕同上书，第2515页。
〔91〕《春秋繁露义证》，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462页。
〔92〕〔汉〕班固著：《汉书·董仲舒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510页。
〔93〕《春秋繁露义证》，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94页。
〔94〕《汉书·食货志》，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137页。
〔95〕同上书，第1137页。
〔96〕《春秋繁露义证》，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222页。
〔97〕〔汉〕班固著：《汉书·董仲舒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521页。
〔98〕《春秋繁露义证》，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228页。
〔99〕《李觏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26页。
〔100〕同上书，第141页。
〔101〕同上书，第141页。
〔102〕同上书，第5页。
〔103〕同上书，第133页。
〔104〕同上书，第135页。
〔105〕同上书，第89页。
〔106〕《陈亮集》，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03页。
〔107〕同上书，第42页。
〔108〕叶适著：《习学记言序目》，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702页。
〔109〕《叶适集》，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693页。
〔110〕《陈亮集》，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21页。
〔111〕《叶适集》，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653页。
〔112〕《陈亮集》，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40页。
〔113〕叶适著：《习学记言序目》，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273页。
〔114〕《陈亮集》，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16页。
〔115〕同上书，第72页。
〔116〕《叶适集》，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633页。
〔117〕同上书，第716页。
〔118〕同上书，第85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