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政治衙门逻辑
21959700000007

第7章 皇帝也疯狂(4)

崇祯十年(1637年),天下大旱,属于难以解释的天灾,喜欢下罪己诏的崇祯又下了一道“罪己诏”。这诏书哪是在自责,简直是在痛斥文武大臣:

“出仕专为身谋,居官有同贸易。催钱粮先比火耗,完正额又欲羡余。甚至已经蠲免,亦悖旨私征;才议缮修,便乘机自润。或召买不给价值,或驿路诡名轿抬。或差派则卖富殊贫,或理谳则以直为枉。阿堵违心,则敲朴任意;囊橐既富,则奸慝可容。”接着,他分门别类,把地方督抚、勋臣贵戚、乡宦士绅、不肖官吏、积恶衙蠹等挨个骂了个遍,得出一结论:民不聊生,都是你们害的!不是我皇帝做得不好,而是你们没贯彻落实好我的英明决策。崇祯至死都是这样的态度,遗诏还认为“诸臣误我”,说什么“朕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如此自负的人,哪能真正认错改正呢?

自古君王不认错,他们都是自负的人。可往深了说,天下的事很多是君主****政体造成的,不是皇帝个人对错决定的。皇帝为了维护一姓****,杀戮权力威胁,大兴文字狱,由此带来血雨腥风;君主****政体的权力自上而下授予,导致官僚集团唯上不体下,对上钻营奉承,对下横征暴敛残酷无情;还有皇帝错误决策带来的种种荒唐和浪费,供养皇室给国家财政造成的巨大压力,哪一项不是体制本身的问题?只是由皇帝出面认个错,至多道个歉,却不反思整个君主****体制,更谈不上根据问题进行有针对性的改革,只能是治标不治本。罪己诏往往只有空话,没有实际行动,或者问题揭露出来了,但改不了。光绪皇帝就在1901年的罪己诏中承认:“卧薪尝胆,徒托空言;理财自强,几成习套。”一个又一个朝代在哪里跌倒,又在哪里重新跌倒,重复同样的道路。古代政治也就陷入类似的低水平循环。这又是中国历史的一大悲哀。

罪己诏不仅不会反思君主****体制,从本质上讲是要强化这个问题之源。它“小骂大帮忙”,用一份检讨书洗清皇帝的污点,还给皇帝披上了知错能改的光环,再次证明君主****体制的清明、正确。

春秋秦穆公劳师远征,惨遭败绩,面对数万将士的牺牲下了“罪己诏”,因为他觉得自己“不能保我子孙黎民”,“邦之杌陧,曰由一人;邦之荣怀,亦尚一人之庆。”意思是国家有危险,是我一个人的过错;国家安宁,也是我一个人的功劳。他明显把君王个人摆在至高无上的救世主一般的高度,认为君王个人操纵国家大权和决策。《论语》记载周武王说过类似的名言:“百姓有过,在予一人。”老百姓生活的好坏,怎么就决定于你一个人呢?君王要决定普通百姓的生活,势必大权独揽,控制各种资源,把公权力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秦穆公等人下如此罪己诏,难道不是在重申君主大权神圣不可侵犯,为君主****摇旗呐喊?这样的罪己诏与其说是解决问题,不如说是强化问题。

元朝皇统九年(1149年),雷电震坏寝殿,有火窜入皇帝的寝宫。这在当时人看来,是上天对皇帝不满的表示。在位的金熙宗决定下诏罪己。任何以皇帝名义刊行于世的文字,几乎都不是皇帝本人写的,包括诏书、御作甚至是遗诏,都是他人代笔的。同样,罪己诏也是大臣代笔的。翰林学士张钧就受命为金熙宗代拟罪己诏。张钧在诏书中写了一句之前皇帝罪己诏中常用的套话:“顾兹寡昧,眇予小子。”金熙宗看了,大怒,觉得这是“汉人托文字以詈主上”,立即将张钧拉出去砍头了。可见,皇帝本人全无检讨的真心,满脑子还是君权神授、国祚永久的想法。

所以,后人读史书,对皇帝的罪己诏一眼扫过就行,当不得真,更不要以为它能解决什么问题。

皇帝作秀

皇帝的话,是不能全信的。清朝乾隆皇帝下诏征集天下书籍,说是修《四库全书》用,希望天下人共襄盛举。当时的图书,尤其是为数不少的、并未公开发行的私人出版物,内容与清朝的意识形态和宣传口径不尽相同。特别是那些骂夷狄、讲夷夏大防的图书,还有那些念明朝的好、说清军暴行的图书,万一交给官府,惹来麻烦,怎么办?

为了消除大家的疑惑,乾隆皇帝专门下诏说:“文人著书立说,各抒所长,或传闻异辞,或纪载失实,固所不免。……兼收并蓄。……何必过于畏首畏尾耶!”在表达了对文学创作的尊重之余,乾隆还发誓:“朕办事光明正大,可以共信于天下,岂有下诏访求书籍,顾于书中寻摘瑕疵,罪及收藏之人乎?”总之一句话:大家放心地献书吧!

官民人等于是踊跃献书,各种图书纷纷汇聚到北京来。乾隆读到其中的异己和反清内容,勃然大怒,向作者、出版者和献书者,甚至是参与编辑、作序的人举起了屠刀,大开杀戒,掀起了“文字狱”的血腥大幕。对于明末清初的历史记录,乾隆尤其敏感,下令以此为线索,深挖细查,务必把对圣朝心怀不满、造谣攻击的隐蔽敌人一网打尽,决不手软。

踊跃献书的地区,迅速成了文字狱的重灾区。乾隆严令各省细查严打,改“献书”为“逼书”,并威胁:“复有隐匿存留,则是有意藏匿伪妄之书,日后别经发觉,其罪转不能逭,承办之督抚等亦难辞咎。”他把逼书发展成一项常态化的群众运动,要求各地“传集地保,令其逐户宣谕,无论全书废卷,俱令呈缴”。结果,地方官员宁严勿宽,“为查获行踪妄僻,诗句牢骚可疑之犯……谆饬各属,不论穷乡僻壤,庵堂歇店细加盘诘。”

一项“盛世修典”的文化工程变成了一场文化浩劫,一个公然宣称“光明正大”的政府行为变成了阴谋论的又一血淋淋的例子。乾隆朝成了古代文字狱最严密、最血腥恐怖的时期。

皇帝不可信的例子还很多。最著名的可能是王莽。王莽在篡位前,简直是道德完人。人类身上能找到的一切优点,似乎都闪耀在他的身上。难能可贵的是,离权力最近的王莽淡泊名利,每次都是在群臣和百姓的再三请求下才接受升迁的。王莽喜欢自比周公,常常为国事“惶惧不能食”,还发牢骚说自古贤臣多谗言,“大圣犹惧此,况臣莽之斗筲!”不料一年后,王莽就背弃誓言,废汉自立,建立了新朝。现在我们知道,王莽也好,乾隆也好,都是在作秀,在表演。似乎所有的帝王,都是作秀高手,都堪比表演艺术家。问题就来了:帝王们为什么会这样呢?

楚汉争霸时,刘邦从前线归来,沿途不断遇到告状的老百姓,告的都是主持后方事务的丞相萧何强买民田。告状的百姓有数千人之多,刘邦自然表现得义愤填膺,接下诉状,表示要严肃处理。那遇到萧何后,刘邦怎么处理呢?刘邦笑着对萧何说:“相国也学会盘剥百姓了。”把所有的诉状都交给萧何,说:“你看着办吧。”刘邦没有后续的处理,更没有惩罚萧何。萧何安然过关。事实上,萧何并非贪财枉法之人,反倒是他人提醒:“你总领后方,离灭族不远了。听说君王在前线几次谈起你,这是他担心你权倾关中。你何不多买田地,贪赃枉法激起民怨,以此自污?那样,君王才能安心授你大权。”萧何觉得有道理,才兼并百姓田地,激起开头一幕的。

在这里,我们发现刘邦和老百姓立场不同。老百姓关心自身权益,希望官员廉洁爱民;刘邦关心自身权力,很在乎官员们是否对自己构成威胁。萧何如果廉洁爱民,就会赢得百姓的赞誉与支持,反而挑动了刘邦敏感的权力神经。“自污”以后,萧何尽管惹得天怒人怨,但不再对刘邦构成威胁。对于这样的萧何,刘邦虽然向百姓表示要严肃处理,但不会动真格,也就笑着让他“自己看着办”。君民利益不同,立场不同,就是帝王们在百姓面前频繁作秀的原因所在。

需要指出的是,作秀是做给老百姓看的。政治体制内部的官员们,是没资格做观众的,必须自行领会帝王的苦心,不然就会自讨没趣。北宋初年,丞相赵普也有与萧何类似的处境,颇有贪财霸市的行径。御史中丞雷德骧弹劾赵普,说他强买百姓宅第,聚敛财贿,结果遭到宋太祖赵匡胤的怒叱:“鼎铛还有耳朵,你难道没听到赵普是我的社稷之臣吗?”赵匡胤拿起柱斧击折了雷德骧上腭的两颗牙齿,命左右把他拽出去,还要处以极刑。最后,雷德骧被从轻发落,罢官去职。

历史上,萧何有多次类似的“自污”,随着和刘邦搭档的时间越久、自己的官爵越高,萧何贪赃枉法的频率就越高。百姓多次告状,都到达刘邦手中。刘邦多次表态要“严办”,可萧何地位稳若泰山,得以善终。但有一次,萧何站错了立场,替老百姓说话,告诉刘邦:“长安地狭,皇家上林苑中多空地,浪费了也就浪费了,不如开放给老百姓营生。”刘邦大怒:“你是收了商人财物,要动皇家园林的主意吧!”为此,刘邦把萧何关押了好几天,直到有大臣求情才放出去。萧何吸取教训,放出来后不顾年迈体弱,光着脚就跑到刘邦面前承认错误(“徒跣入谢”)。刘邦不放弃任何作秀的机会,说:“相国为民请愿,我做了一回昏君。我之所以把相国关起来,是要让老百姓都知道我的过错。”(“吾故系相国,欲令百姓闻吾过。”)

长此以往,体制内的人都明白帝王们在作秀表演,都三缄其口,不戳破,而且还要配合对方表演。比如曹魏末年,掌权的晋王司马昭想安排世子司马炎当官,需要走一下中正评品的手续。此事让中正官员很伤脑筋。给司马炎评几品,无须讨论,肯定是“上上”;伤脑筋的是如果全州只评司马炎一个上上品,未免太露骨,要找个绿叶来配。全州十二个郡的中正官共同计议,推举郑默出来“陪品”,衬托司马炎的聪明睿智。评定前,司马昭致书郑默之父郑袤,说:“小儿得厕贤子之流,愧有窃贤之累!”权臣如此表演,当时的士人和官场自然都要配合,连声称赞司马昭父子的贤明!

上行下效,皇帝作秀带动了底下官员的虚伪、无耻。既然以天子自居,高擎道德大旗的帝王都表里不一,嗜权如命,下面的人作秀和表演起来,就没有了道德压力。于是,官场风气大坏,表演艺术家们大行其道,表面上忠君爱国、兢兢业业、廉洁自律;实际上口是心非、男盗女娼、贪赃枉法。风平浪静之时,人人都是正人君子、贤臣良将;一旦危机来临,树倒猢狲散,懦夫遍地,叛徒辈出。风平浪静之时,朝野上下和睦,颂歌一片;一旦危机来临,王朝土崩瓦解,毁于旦夕之间。

明朝是政治体制高度发达的朝代,朝臣众多,以忠君报国自诩,以气节操守相激。可当李自成农民起义军攻破北京之时,“衣冠介胄,叛降如云”。在京的两三千名官员自尽的只有20人。国子监生陈方策塘报中说:“我之文武诸僚及士庶人,恬于降附者,谓贼为王者之师,且旦晚一统也。”

明朝官员争先恐后地前往新的大顺政权吏政府报名请求录用,如明朝少詹事项煜“大言于众曰:大丈夫名节既不全,当立盖世功名如管仲、魏征可也”。给事中时敏声称:“天下将一统矣!”他赶往报名时吏政府大门已关闭,一时情急,敲门大呼“吾兵科时敏也!”才被放进去。吏部考功司郎中刘廷谏朝见时,新朝丞相牛金星说:“公老矣,须白了。”刘廷谏连忙分辩:“太师用我则须自然变黑,某未老也。”这才勉强被录用。明朝的首席大学士魏藻德被关押在一间小房里,还从窗户中对人说:“如愿用我,不拘如何用便罢了,锁闭作何解?”史可法在奏疏中痛心疾首地说:“在北诸臣死节者寥寥,在南诸臣讨贼者寥寥,此千古以来所未有之耻也!”

这的确是官僚集团的奇耻大辱,但这耻辱却是体制本身酿成的,根子在****帝王那儿。

官从天降:皇帝选官的荒唐事

古代官场之中,谁上谁下,牵涉无数人的兴衰荣辱。一道圣旨,一封公文,乃至一则小道消息,都不知道要牵动多少人的神经。理论上,官员人事更关系到一方百姓的福祉,关系到王朝统治大局。于公于私都很重要的选官任职,在古代官场却相当随意、黑暗甚至荒唐。手持官员进退福祸大权的帝王们,在这方面闹出了诸多匪夷所思、令人捧腹的荒唐事。

无故得官

一切官员人事制度都是浮云,皇帝的意志是最关键的。皇帝想用谁就用谁,这是他的禁脔,用你不用你都没得商量。

一天,慈禧太后让翰林院提供有关江西情况的“内参”。当天值班的张履春就去汇报了。不管张履春汇报得怎么样,反正慈禧记下了“张履春”这个名字。第二天朝会,湖北武昌知府出缺,不等军机大臣推荐人选,慈禧随口说:“张履春可用。”军机大臣们面面相觑,都不晓得张履春是何方神圣?但老佛爷已经发话了,大臣们不好反驳。张履春就这样从七品的翰林编修,破格提拔为四品的知府。

张履春,草根出身,科举考试的名次不高,好不容易留在翰林院,当编修又不到两年,资历最浅。按资排辈也好,择贤选能也好,外放当官都轮不到他。差役来向张履春报喜的时候,张履春压根就不让进门。他说:“这是下人们来诈我的赏钱!这等好事比中头彩还难。”第二天上班,同僚们纷纷道贺、又见着了正式文书,张履春这才知道自己真中了头彩。

可怜张履春的顶头上司,四品的翰林院侍读翁斌孙,两个月后外放山西大同知府。翁斌孙出身常熟翁家,豪门才子,又在翰林院混了十几年了,这才谋得了一个知府,不过是平级调动,又是偏远、贫瘠的大同。想起张履春轻松到手的武昌知府,翁斌孙闹了好几天情绪,不愿去上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