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政治衙门逻辑
21959700000003

第3章 前言衙门的千古嬗变(3)

政治体制内部的权力分配不可能平均,有些机构的权力要远高于其他机构。随着皇权****的强化,权力始终倾向于同皇权结合紧密的机构。从两汉的尚书,到隋唐的三省六部,到两宋的政事堂和枢密院,到明朝的内阁,再到军机处,无一不是各自时期由皇帝掌握、处理政务的中枢机构。它们是权力的核心。机构增减、官员沉浮,皇帝看在眼里,却不记在心里。他真正在意的只是核心权力部门的运行和人事情况。千百年来,政治制度日渐繁密,核心权力机构始终处在聚光灯下,是后人观察古代政治的便捷窗口。

何谓“衙门逻辑”?

古代政治制度在千百年的实践运转中,产生了自己的逻辑。千古衙门在实践中逐渐背离缔造者和设计者的初衷,产生了独立的、强大的运行规律,诞生了新的标准和规则,自动运转下去,我们可以称之为“衙门逻辑”。衙门逻辑往往是有违常理的。它没有明文的规定,却真实存在;它独立于人们,却让衙门内外的官员、百姓都深陷其中。

这就好比人们设计了机器人,希望机器人为人类服务。结果机器人有了自己的思维,自行活动起来。人类非但操纵不了机器人,反而受到了机器人之害。做一个可能不太恰当的比喻,古代衙门就是那个机器人。

在古代,任何一个立志改革政治弊端的人,必须进入现行体制博取高官显位,才有可能实践抱负。但结果都不是他改变了体制,而是体制改变了他。在攀登高位的过程中,他逐渐变成了体制的一分子,变成了现行体制的“产品”。梁启超在《少年中国说》中,尖锐批评晚清体制中的高官“非哦几十年八股,非写几十年白折,非当几十年差,非捱几十年俸,非递几十年手本,非唱几十年喏,非磕几十年头,非请几十年安,则必不能得一官、进一职”,等位高权重、大权在握,“握国权者皆老朽之人也”。他们不仅年老体衰,而且不愿意改革了,“彼辈者,积其数十年之八股、白折、当差、捱俸、手本、唱诺、磕头、请安,千辛万苦,千苦万辛,乃始得此红顶花翎之服色,中堂大人之名号,乃出其全副精神,竭其毕生力量,以保持之。如彼乞儿拾金一锭,虽轰雷盘旋其顶上,而两手犹紧抱其荷包,他事非所顾也,非所知也,非所闻也”。要知道,如今的老朽高官,倒退几十年也是热血青年,激扬文字、革故鼎新,满口变革。进入体制之日,他们以为自己踏上了实现理想的征程,殊不知最终走到了理想的对立面。

下述例子,也许能更形象、更直观地说明“衙门逻辑”的概念:

例一:天下官员,无论职位高低,在理论上都是朝廷命官,都上对皇帝负责、下为百姓造福。大家是平等的。职权的大小并不代表素养和人品的高低,权力更不能侵犯人格尊严。但在实践中,权力扭曲了人格。官大一级压死人,官职高者欺压职位低者,权力大者侮辱权力小者。可悲的是,这种欺压与侮辱为上下所接受,官卑职小者仿佛觉得自己就低人一等、理应受欺负。而对他人颐指气使、飞扬跋扈的高官,自身往往受过被侮辱、被打压、被迫害的创伤。秦汉时期,官员关系还相对平等,县令能参见宰相,侃侃而谈;唐宋时期,下官小吏敢跟主管争辩政务,并不唯唯诺诺;明清时期,不要说县令,就是巡抚也要上下运作才能见内阁大学士,大学士一问巡抚一答。有位知县老爷跪在和珅门口求见,和珅骂道:“知县是什么虫豸,也来见我?”总理衙门处理外交,外国使臣说一句话,清朝官员面面相觑,下级看上级、资历浅的看资历深的、大臣看亲王,亲王说一句,大家纷纷响应。在场职位最高的人不说话,其他官员就一片沉默。

不知从几时起,官员相见的礼节也恶化成了跪拜礼,下官拜见上官。如果两人官职相差太大,下官还要行三跪九叩大礼,谨小慎微、连大气都不敢出一个,仿佛奴才见主子一样。这种不正常的官场礼节,直到清末才从南方省份开始逐步纠正,改为官员相互行作揖礼。官职低者先行礼,高者再还礼。

例二:人类对于疾病,总抱着“早预防、早治疗”的态度,希望把疾病消灭在萌芽之初。讳疾忌医是不对的。政治体制和人体一样,也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为了体制的长远健康发展着想,这些问题也要早预防、早治疗。然而,古代官员对于衙门内外的问题,往往采取明哲保身的态度,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事既关己也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对于暴露出来的问题,官员们的惯常做法是行文发函,似乎用几封文书就能解决问题。其实,文书并不能解决问题,只是推卸了自己的责任而已。古代官员,尤其是达官显贵们,是社会精英,视野、思路甚至智商都比黔首愚民们要高。他们理应发现潜在的问题,并有责任处理掉。可惜,多数官员任由衙门外狂风暴雨,端坐厅堂之上无动于衷,只盼着问题别恶化到不可收拾的地步——起码别在自己任

期内恶化。

究其原因,一来是官员们不愿意做事。多做事就多出事,少做事则少出错。勇于干事的古代官员有,但仕途顺畅的极少。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干了很多事,经受了很多挫折,最后即便列入正史、名垂千古了,但在生前几十年沉溺于州县下曹,不得升迁。相反,中庸无为的同僚们,则“无病无灾到公卿”,飞黄腾达去了。那谁还愿意去揽事、去直面问题呢?第二,很多问题并不是官员个体力量能解决的。衙门内外的很多顽疾和突发问题,是系统性的、根本性的问题。比如闭关锁国、横征暴敛、皇权扩张、军人干权等等。政治体制有问题,体制中人比一般百姓的感觉更敏锐,也更深刻。他们深知不改变现行体制,就不能根治问题。而根本性的变革,谈何容易?大家坐视衙门病入膏肓,最终无药可救,只好在血雨腥风中又来一次改朝换代。

例三:凡事都有是非曲直;做人要有对错观,做正确的事情、拒绝错误的事。相信每个人从小都接受了这样的教育。但是,古代衙门不论对错,只看输赢。比如,清代书画家郑板桥先后做过山东范县及潍县的知县。他刚正不阿,不逢迎上司,却深入民间,洞悉百姓疾苦。一年闹饥荒,郑板桥主动为民请赈,结果忤逆了上司,被参罢官。他去官的那天,百姓遮道挽留。应该说,郑板桥做了正确的事情(勤政爱民),但却是官场上的输家(弹劾罢官)。郑板桥在古代史中并不孤独,官场输家中有许多人做了正确的事情。同样,许多仕途赢家,却做了错事,比如弄虚作假、阿谀奉承、你虞我诈、倾轧伤人、口蜜腹剑、厚颜无耻、趋炎附势等。可叹的是,当时的官民都羡慕后者;后来者,即使嘴上赞颂郑板桥,心里却在羡慕同时期的和珅。

“官场莫论对错”的本质是功利政治,抛弃了道德、真理和精神等等,只看是否对仕途有利,是否对处理政务有利。长官决策时,采纳的往往是“可行”的意见,而不是“正确”的意见。因为意见虽然是“对”的,但与现有体制不吻合或者对巩固自己的权势无益,为什么要采纳呢?长此以往,“输赢”绑架“对错”。官场上最后的赢家,自封为或者被认为就是正确的、光荣的。赢家书写历史,强制推行自己的对错标准。如果民众对此熟视无睹,无异议不反抗,就很可能黑白颠倒,贻害无穷。

例四:靠本事吃饭、独立且正直,应该是人类社会公认的正形象、正能量。但在衙门里,真才实学并不是平步青云的通行证;独立与正直非但不为衙门认可,还可能对衙门、对保持者造成伤害。我们在古代史上能找到许多例证。庸才青云直上、尸位素餐的有,阿谀奉承、攀附权贵的官员也不在少数。真正有才华、有抱负的官场中人,免不了要花费大量的精力和时间去处理与行政无关的事情。很多时候,决定他们宦海沉浮的不是才能和品格,而是哪些“无关的事情”。在施展抱负之前,官员们先要在人情世故、官场明规则潜规则等等编织的巨大网络中纵横捭阖,以求获得干事的身份与地位。

中国历史上并不缺乏有真才实学的贤臣干吏,缺少的是既有真才实学,又能折冲缓和,把才学用到实处的能臣帅才。

凡此种种不合常理之处,都因为衙门逻辑的作祟。而衙门逻辑的核心,是“权力本位”,一切行为以获取或保有权力为目的,一切考量围绕权力的得失展开。在政治体制中,各个衙门考虑的是自己的部门利益,官员考虑的是个人的进退荣辱。天下安危、百姓祸福、仁义道德,都退居其次,甚至只停留在口头。因为,品级的高低(权力的大小)是衡量一个官场中人成功与否的唯一标准。权力,是官员施展抱负、实现目标,甚至保全人身和财产的首要条件。官场中人必须巩固现有的权力并不断扩展权力,才能谈及其他。这一认识,可能是剖析古代政治中种种消极与负面内容的利器。

越往后发展,衙门按照自身逻辑独立运转下来,离初衷就越远。衙门本身发展得越强大,对衙门中人的异化就越严重,改革的难度就越大。

黄仁宇在《中国社会的特质》一文中认为中国的高度中央集权,是由地理环境造成的。“中央集权体制因为不得不持续地被加以完善并维系,使中国的政治和伦理的成熟程度远远超过其他制度的发展,如多样化的经济制度、系统化的民事契约法、保护个人的司法体系等等。随着时间的推移,后述的那些制度相对而言依然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反而确定无疑地被抑制,以免它们扰乱帝国的统一管理。”中国古代集权的强化,与衙门逻辑也大有关系。衙门逻辑的运行,离不开政府集权。集权环境是衙门逻辑的温室,公平、公开和竞争则是衙门逻辑的“病毒”。集权的需要,塑造了衙门的稳固和规模。衙门为了自身利益,反过来要强化集权。它为了摄取更多的资源,就要跳出政府范畴,插手控制其他领域;为了垄断权力和资源,它就要排斥平等的对话,拒绝妥协、开放和变革;保守是它的特质,僵化是它的趋势,虚弱和奔溃是它的结局。遗憾的是,中国古代少有新意的改朝换代,使得衙门虽然能够被摧毁,但衙门逻辑每每在新的王朝借尸还魂。

绝大多数时候,官民人等并非反对官府,反对朝廷,也不是反对官场中人,而是反对自私保守、封闭僵化的“衙门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