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政治衙门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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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章 古代的官不好当(8)

于是,钦差大臣在实践中出现种种严重偏离设计初衷、发生种种匪夷所思的事情,都不足为奇。俄国讽刺作家果戈里的代表作《钦差大臣》,就描写了这样一件奇事:一个与人打赌输得精光的纨绔子弟,从彼得堡途经外省某市,阴差阳错地被误认为是“钦差大臣”,在当地官僚中引起恐慌。他将错就错,在当地颐指气使,敲诈勒索,闹出许多笑话。宾主双方都出尽了洋相。这虽然是沙俄帝国的笑话,但中国古代的政治实践也表明,派遣钦差大臣实效不大。与其寄希望于钦差办事,不如尝试改革制度,从根本上解决需要钦差查办的问题。

古代官员的“年终奖”

年关将近,“年终奖”成了人们惦念在心中、记挂在嘴边的关键词。年终奖发多发少、何时发放,关系到年节的肥瘦、心情的好坏。那么,古代官员有没有年终奖,又怎么发放呢?

官员年终奖,本质上是一种奖励,是俸禄之余的额外收入。在官与爵不分的先秦时代,官员几乎都有封地,没有俸禄,每年全占封地的税赋,自然没有年终奖了。秦汉之后,官爵分开,官员成了职业,和世袭的爵位剥离开了。官员们只拿俸禄,没有封地食邑了,可也有了年终奖。

也许是因为官爵剥离不久,秦汉朝廷给文武百官规定的俸禄较高,发放的年终奖也很可观。比如东汉定例,文武百官一入腊月就能领取年终奖:大将军、三公,每人发钱20万枚五铢钱、牛肉200斤、大米200斗;九卿每人发钱10万枚;校尉每人发钱5万枚;尚书每人发钱3万枚;待中每人发钱2万枚。如此标准的年终奖,已经相当丰厚,皇帝还要在年节大宴百官,加以恩赏。赏赐的物品虽然没有一定之规,但都不差,有真金白银,也有文物器玩,样样都是好东西。这也算是隐形的年终奖,是令人期待的福利。

东汉之后,官员的年终奖日渐削减。其中的原因,一来是后起的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天下板荡,政权频繁更迭,几百年中官员们的年终奖能按时发放的没几十年。当君王的,把钱财物资都投到打仗上去了,手头紧张,没多少钱物能发给大臣们。二来,东汉之后的君臣关系已经淡去了鱼水般的脉脉温情,比雇佣和被雇佣的关系要恶劣,纯粹恶化为主子和奴才的关系。官员成了供主子驱使的工具。如今的企业既怕员工跳槽,又要奖惩优劣,所以大搞年终奖,古代朝廷可不怕官员辞职。就算驱使得再厉害,挤破头往官场里冲的人依然比比皆是。既然君臣关系彻底的不平等了,完全不是正常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君王们就没必要提供丰厚的年终奖了。

宋朝的官员俸禄很高,年终奖却很少,而且只有高级官员才有。每年冬至,皇帝给丞相、枢密使以及曾经封王的大臣每人发5只羊、5石面、两石米、两坛子黄酒,和如今小企业的新年购物卡有一拼。明清两代,官员俸禄微薄,也没听说有发放年终奖的制度。皇帝在元旦的宴会倒还在张罗,但赏赐不赏赐就完全看皇帝的心情而定了。即便皇帝高兴了,赏赐给大臣的福利也可能只是一块腊肉或者一个福字。

明里的年关奖励没有了,暗里的福利一直存在。皇帝不给官员们发钱赏物了,官员们就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想方设法自谋福利,自己“奖励”自己。

政府公文是不能私拆的,同时怕纸张磨损,所以在传递过程中要封存装裱起来。比如唐朝衙门用封套把公文装起来。每个衙门收纳公文,拆封后就把封套留下来,一年下来能攒不少的封套。这些套子都是布帛制成,有的还是丝绸,完全可以废物利用。所以,年关将近,衙门中的书吏就会搜集各个办公室的封套,出售给废品回收的商贩,得一笔钱。这笔钱见者有份,权当大家的“年终奖”了。

又比如清朝,官员士人到北京办事,乃至捐纳买官,都要由同乡官员提供担保。同乡京官出具保书,是要收钱的。虽是同乡,大家可能素昧平生,银子就成了最佳的联络工具。这事后来成了程式化的机械劳动,官员们一手收钱一手签格式文件。为免烦琐,同一个衙门的同省京官把印章集中到某个人手上,委托他来统一收钱、盖章、出保。大家到月底或者年底,平均分钱,称为“印结”或者“印子钱”。如果来办事的同乡多,或者掌管印章的人会“经营”,清代京官们每月能分几十两印子钱,也是一笔横财。

废品回收的钱也好,印子钱也好,都是小钱,都不涉及以权谋私,还算来得干净。下面要说的古代官员的年终入账,多少滥用了公权力,要脏得多,也要丰厚得多。

比如翰林院是个冷衙门,可整日读圣贤书的翰林们也“生财有道”。一些程序性的诏书,比如册封、恩赏、追诰、褒奖等,要的是辞藻华丽,词用得越文雅越正面越阳光越好。翰林们擅长写这样的文章。朝廷册封某个大官,一般由翰林起草任命书,皇帝过目一下就盖章颁发了。获得提拔或者褒奖的官员就要向翰林院送笔银子,表示感谢——毕竟人家搜索枯肠,好好把你夸了一番。如果你不送,翰林院可会把你的丰功伟绩、高风亮节隐去一些,让你的形象显得不那么“高大”,或者人家干脆认真起草、反复修改,迟迟不拿出诏书来,让你望穿秋水,终日生活在等待的煎熬之中。如果是任命官爵的诏书,哪个官员不希望早日下达,免得夜长梦多。万一就在翰林院拖沓的那几日,风云突起,横生枝节,一个人的前途可能就毁于一旦了。所以,你敢不向翰林院“表示”一下?有些皇帝则直接命令相关人等给翰林送钱,名曰“谢礼”。到年底,翰林们就可以分这笔钱,权当做年终奖了。

没有一个衙门是清水衙门。只要存在,它就有职责,也就掌握了一定的公权力。衙门中人就可以据此谋利。翰林院如此,看似更加冷清的钦天监也如此。钦天监掌管天文历法,每到年底都会出版一本新年历,包括新的一年的日历、节气和注意事项等等,类似于台历。钦天监向全国州县、衙门摊派购买。年历的制作成本极低,售价却高达每本数两银子。即便是偏远贫困的小县,也要购买几本,不然钦天监与你没完。全国多少州县和衙门,仅就卖书一项就是一笔巨款。不消说,其中的巨额利润都进了本部门官员的腰包。

至于掌握生杀大权的刑部,过年筹钱的门道就更宽了。地方判处的所有死刑案件和许多重要案件,都要上报刑部,等待批复。刑部是核准判决,还是推翻原判,关系到地方经办官员的政绩乃至前途。同时,刑部把上报的案卷拖延不复,也会影响地方的“破案率”,间接影响一批官员的仕途。为了通畅案件的审核,清时各省都会在过年前后给刑部一笔“辛苦钱”,金额从几百两到上千两不等。到了年底,刑部有这样的进账,主持科举的礼部、手握财权的户部、主管人事的吏部等实权部门,哪个没有?清代统称这种地方孝敬中央部委的辛苦钱为“部费”,虽由地方财政支出,却是法定收支之外的金钱往来。

清代,地方要向部委送钱,也要向京官们送钱。地方官员要向平日有往来的、有交情的,乃至可能影响自己行政或者前途的京官送钱,名目有“炭敬”、“节敬”等等。名字取得雅,送的人心安,收的人也坦然。根据送礼对象的重要性不同,“敬”的金额也不同,从数十两到上千两不等。让送礼者苦恼的是:要送的人太多了!而且名单随着资历的增长和仕途的进步,每年都在拉长。要送的银子自然年年激增,让地方官员叫苦不迭。虽说在送钱的同时也在收钱,但看着那么多银子平白地流走,谁的心里没有一丝波澜?晚清时某人新任山西巡抚,看到山西官员虽然离北京很近却很少进京活动,不解地问:“各位大人怎么不到北京跑动跑动,也好进步?”同僚回答:“非不欲也,实不敢也。”进京要大把撒钱,没有成千上万的银子,谁敢贸然进京啊?

不过,各衙门综上所述的各项年终收入,都是被动的收入。收入的多少、早晚,都不能控制,总让各衙门觉得不痛快。于是,很多衙门解放思想,经营创收,充实“小金库”,用其中的资金来发放年终奖。投资有风险,官员们就瞄准最保险、收益也高的行当:放高利贷。从唐朝开始,就有衙门向民间放高利贷。放贷的启动资金,开始是本部门官员的“集资款”。放贷的对象则是辖区之内或者职权范围内的百姓。因为有强大的公权力做支撑,衙门的高利贷放得顺利,收得也顺当——谁不还贷,官府就派遣差役甚至动用官兵来收债了。官府高利贷的利息很高,收益也相当可观。后来朝廷得知这事,觉得有利可图,开始拨付公款参与放贷,称之为“本钱”或“公廨本”。于是,官府高利贷的规模更大,收益也更高。那些巨额利润,小部分上缴国家财政,大头都进入各个衙门的“小金库”。各衙门的官员就自由调剂使用资金,一些钱用来补助行政费用,或者投入公益事务,到年底就给自己发放年终奖。

官府高利贷,唐宋以后,各代有之。个别商人即便资金周转正常,也向官府借贷,可以把官府拉入自己的生意,保障经营。

除了高利贷生意外,一些衙门还直接做生意,既有集资做生意的,也有动用公款的。古代王朝奉行经济统制政策,盐、铁、酒、醋等在大多数朝代都是专卖品,由朝廷垄断经营。这些生意利润可观,是官府资本乐于从事的行业。还有一些衙门觉得放高利贷也好,经营生意也好,都不尽如人意,就更大胆地迟缴税款、扣拨经费,把应该缴纳的税款不上缴国库,把应该下拨的经费迟迟不拨付,把这些钱作为流动资金来盈利。清朝,不少州县就迟迟不上缴税金,而是存入银号吃利息。迟缴一个月,就有一个月的利息;扣拨一年,就多一年的利息。(为此,清朝考核地方官员,非常看重一项:按时上缴税收。)

有这许多资金充实小金库,官员们的年终奖还会没有着落吗?

古代官员的年关总会有额外的收入,他们所苦恼的只是“年终奖”的多寡而已。为什么别的衙门发的钱就比我多呢?根据古代法律,只要不是皇帝发给官员的钱,就是“非法”的。官员的“年终奖”是以权谋私的脏钱,是公权力泛滥的结果。而决定金额多少的,自然是官员们手中实权的大小。大诗人陆游曾记载了南宋的一句顺口溜:“吏勋封考,笔头不倒;户度金仓,日夜穷忙;礼祠主膳,不识判砚;兵职驾库,典了祓裤。”吏部因为管人,实权最大,自然日子最好过。至于负责军政、军械和车驾的官员,既不管人又不直接管钱,到年终就只能出入当铺了。

官场送礼的艺术

送礼,是古代官场的一项重要内容。它可以拉近和官员之间的感情,可以方便政务的办理。可是摆在很多人面前的难题是:礼,怎么送?送好了,固然可以皆大欢喜,办好事情;送得不好不仅会无功而返,甚至可能适得其反、害人害己。因此,很多人拿着礼金、礼品,就是不知道如何送到官员手上。怎么送才能既安全,又有效呢?

在古代官场,送礼是一门艺术。既然是艺术,就不能像科学那样,用概念、公式条分缕析说清楚,其中颇多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的内容。

首先,直接把钱和礼物送给官员,是最直接、最简单的方式,但效果也最难预测。给官员直接送钱送东西,往严格了说,就是犯罪现场:送礼者行贿,收礼的官员受贿,而且人赃并获。因此,直接送礼的危险性太高,既不安全,效果也没有保障。对于官员来说,最现实的选择就是义正词严地拒绝,把送礼者痛骂一通:“你把我看成什么人了?快拿走,我出淤泥而不染!”幽默一点的,可以说:“请你把礼金送到公堂上去。”结果,送礼者就成了官员彰显自身清廉的污点证人,一场送礼行为变成了拒腐案例。

明朝有个笑话,说知县大人过生日。知县属鼠。有个小官倾尽家产,铸造了一个黄金小老鼠送给知县大人。知县欣然笑纳,然后提醒说:“拙荆下个月生日,她是属牛的。”送礼者如果遇到这样的极品官员,估计要抓狂了。所以,官场送礼不是买卖,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不能这么直接。

好在官员们多少有些爱好。投其所好地送礼,因为隐蔽所以安全,往往还能起到增进感情的作用。晚清权倾一时的******奕劻、载振父子贪墨出名。苦于反腐制度森严、舆论监督踊跃,送礼者不敢过分,而奕劻父子也不便直接敛财。于是,载振就想到了开办高级会所的想法。当时,“雀戏”(麻将)在京津一带很流行,奕劻、载振父子和许多王公大臣都是爱好者。载振就先后在天津、北京租下院子,装饰一新后,作为“会客”场所。来客后,宾主自然要娱乐一下,围坐一桌搓麻将。载振的麻将筹码很高,三千两一局。来客求官者居多,进出一次输个几千上万两很正常。奕劻父子俩根据宾客输钱的多少,决定卖官鬻爵的高低,舆论称之为“庆记公司”。到后来,生意太兴隆了,载振都没法每回都出来应酬宾客,由宾客们自玩雀戏,载振抽钱。好在宾客们醉翁之意不在酒,只要输钱就心满意足。这礼也算是送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