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政治衙门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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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章 古代的官不好当(3)

外官有排衙,净道出巡,威严肃穆,声势显赫——这在一板砖能拍倒一个尚书两个侍郎三个御史的京城是难以想象的。京城里达官显贵、王公大臣密布,谁能乘马谁能坐轿,用几匹马坐几个人抬的轿子,可以带多少随从、使用什么仪仗,甚至谁与谁相遇,如何避让、如何行礼,面面俱到,都有繁琐得不能再繁琐的规定。稍微有一丁点违规,就是“僭越”,就是“非礼”,是要被御史老爷弹劾的。普通京官只能坐两人抬的小轿子,带一两个小厮随从,不得不低调。在州县,情况就不同了。普通知县出行,动静都能和京城的顶级权贵相媲美,首先是铜锣开道、衙役净街,接着是长长的仪仗:先是高高举起的“肃静”“回避”牌,再是“某年举人”“某年进士”“某县正堂”“七品顶戴”“加级记录”“赏戴蓝翎”或“某某嘉奖”等等牌子,谁都能拼凑出一溜来。走完仪仗才是老爷的轿子,四人抬是最普遍的,此外还有押轿的长随、紧随的幕僚。殿后的是官府的差役,能量稍大的外官还能“借”来正规的官兵。这阵势,不仅能吓住乡野村夫,也能把同品级甚至高品级的京官惊得目瞪口呆。

清代笔记《巧对录》转录杨仪《明良记》说,官员使用伞盖有严格的规定,明代京官只有考官入场、状元归第时才使用,其他时候不敢打伞。当时的南京作为明朝的“留都”,保留了一套京官序列。南京京官在用伞方面稍稍宽松一些,显贵的人平常敢打两檐青伞。曾经有南北两个京官互开玩笑,北京京官说南京同僚:“输我腰间三寸白。”(牙牌)南京京官就回道:“多君头上两重青。”(两檐青伞)在实践中,古代官员还是倾向于当京官。明清的新科进士,最优者选翰林,平常者谋求中央部院职位,劣等进士才被分配到州县。这里就有一个非常实际的考量:外官有排衙,可以摆官威官仪,但事务繁杂,升迁不畅,政治前途黯淡。按照投入和产出来说,当外官是付出多、回报少的一条路。

现实也的确如此,新科进士出任外官,沉溺州县几十年,很多人一辈子都只是知县、知州,少数人能够熬到知府、道台退休。至于升迁为巡抚、尚书的,简直是寥若晨星,屈指可数。其中的原因,大致是外官晋升的竞争远比京官激烈,且政务烦杂、责任重大,极易出错,耽搁前程。巡抚、尚书职位,几乎被进士出身的京官所垄断。明清政坛常见的“星光大道”是这样的:进士出身、入选翰林,几年后调任中央部院,再外放地方藩臬、道台(最不济也得是知府),在地方锻炼一两任后升迁为督抚藩臬或者回京任尚书、侍郎、九卿。通常只要二十年出头,一个新的达官显贵就诞生了。

当然了,并不是所有人都想留京为官。一些人就热衷当外官。个中缘由,不能全归为排衙的魅力,还有其他诱惑:地方官缺一般比同等京官“肥”,实际收入高。清代一个知府的养廉银几乎与内阁大学士相当;地方州县生活压力小,外官生活质量较高,尤其是在一些风光旖旎的鱼米之乡。清代京官,外放一省学政,不仅一辈子吃喝不愁,还能收一长串的弟子,并且吟诗诵词,指点辖区景点,好不快活。外官在游山玩水之时,京城的同僚们说不定正驾着小驴车,奔走在尘土飞扬的大街上,进出各家当铺典当衣物呢!

说到游山玩水,这简直是外官的“工作”内容之一了。修缮辖下景点、挖掘人文内涵,搞好了不仅能提升辖区的知名度,这项工作本身还能名垂青史。比如,杭州要感谢白居易、苏东坡两位父母官,扬州二十四桥要感谢杜牧。如今,神州大地的很多景点,都得益于古代的文人官员的修缮、提炼。

唐朝大中年间,雍陶出任四川简州(今简阳)刺史。州北二里,有一桥,名“情尽桥”。雍陶一次送客至情尽桥,问左右:“何为名此?”回答说:“送行之地止此,故耳。”雍陶认为用“情尽”二字命名桥梁,未免有背人情,因此改名为“折柳桥”。并题诗:

从来只有情难尽,何事名为情尽桥!

自此改名为折柳,任他离恨一条条。

这一改名,很快成为了地方佳话和文坛趣事。历代文人墨客经过简州,就多了一项谈资和一个流连、题咏的地方。清朝乾隆年间,进士胡德琳出任简州知州,在折柳桥附近道旁广植杨柳,两行垂绿,直至折柳桥前,风景大增。他也写了一首七绝,说折柳桥:

夹道垂杨千万枝,春风长养碧参差;

桥边系马情难尽,折柳谁怜种柳时。

胡德琳就是一个文人官员,喜欢以诗文会友,为官每至一地,搜罗当地文献,编修地方志。他在四川、山东等地为官多年,主持编纂了多部志书,顺便自身也成了一个藏书家。

同样喜好诗文的赵熙,清朝末年在北京担任监察御史。公余,与一帮士大夫经常相聚于“广和居”酒家,谈诗文只是幌子,主要是对现状不满,一起来发牢骚、骂朝廷。聚会的都是士大夫、穷京官,没一个富豪权贵、上层人物,赵熙就自嘲大家是“下流社会”。

一次聚会,大家谈起直隶总督陈燮龙让妻子拜******奕劻为义父、安徽巡抚朱家宝让儿子拜奕劻的儿子为义父,都变相实现了自己给奕劻当儿子的“愿望”,认为这两人奔走权门,“无耻”。朱家宝和赵熙是同年进士,有很重的“年谊”。赵熙照骂不误,骂了不解气,还在“广和居”墙壁上题诗,讽刺“居然满汉一家人,干女干儿色色新”。店主惧祸,赵熙等人前脚刚走,后脚就叫伙计把诗给刮掉了。这事儿如果搁在地方州县,知府大人题写的诗句,就算狗屁不通,哪个店家敢刮、敢铲?

在游山玩水方面,苏东坡是一个典型。他历任外官多地,每到一地都留下了旅游和吃喝方面的佳话,菊酒、荔枝、东坡肉……一个也不能少。后人非但不说他“不务正业”,还觉得他是一个好官,顶多再说他“好吃”。说到吃,中华饮食博大精深,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饮食文化。宦游九州,绝对是“吃货”官员的最爱。我们就以四川成都为例子: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北方人贺伦燮任四川警察总监时,常在正兴园喜用北方味宴客,他喜大油好美器,人称“贺大油”。1909年的《成都通览》载:“席面之讲究者,只官正兴园一处。……其磁盘瓷碗,古色斑驳,菜亦讲究,汤味甚佳,所谓排场好而派头高也。”后来,浙江人周善培继任警察总监。他亦是个“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美食家。他的特点是求出新,常以扬帮菜味与川菜、川味相结合,烹制出“茄皮鳝鱼”、“芋头圆子”等菜品。还用新津县牧马山的大灯笼海椒,挖空瓤子,内填鲜虾,再掺入绍兴黄酒,使江浙菜略带四川辣味,达到“解酲未减黄柑美,隽味能欺紫蟹香”的美誉。(《益州集粹·川筵》)外官之中,多美食家、旅行家,这能否算是任职外官的一大吸引力呢?

不过话说回来,美食也好、风景也好,都不是评价政治成败的标准。成为美食家或者旅行家并不能为官员增加政坛斗争的筹码。“不务正业”的苏东坡在政治上就不太成功。要想平步青云,还得走京官路线。那么,为什么还有相当一部分官员热衷外任呢?我们可以将此理解为他们与权力欲的相对“绝缘”。他们不追求飞黄腾达,所以投向地方、投向村镇和山野。州县吸引他们的,固然有美食美景,有淳朴的民风,更有保持个体独立与自由的可能性。

古代官员编制非常之少,一个县里吃皇粮的人屈指可数。知县上任后,拥有极大的权威,可以号令一方。同时,古代交通不便、通讯不畅,在天高皇帝远的州县里,有心的地方官完全可以甩开羁绊,一展拳脚。清朝的方大湜,出身州县官员,在光绪年间历任直隶按察使、山西布政使,算是外官中的佼佼者。解职归田后,方大湜对亲友说:“官至两司,不如守令之与民亲,措置自如也。”在方大湜看来,省级的高官比不上州县的父母官,可以独立自主,施展平生所学、实现施政抱负。

如此的权威和独立,或许是那些怀抱着“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夙愿的父母官更在意的。如果说飞黄腾达和服务百姓,是两个不同的选择。当两者冲突的时候,历朝历代都有官员选择了服务百姓,舍弃前途。这是古代政治的一大闪光点。

古代官员的“红”与“专”

古代官员是一个专业要求很高的职业,每天都要处理很多业务。比如教抚百姓、征收钱粮、司法刑狱等常规工作,又比如水利、漕运、剿匪、实业等非常规工作,哪一桩哪一件不需要专门去学习,不要求负责官员掌握相应的业务能力?

但是,我们看到古代官员似乎都是全能王,全面发展,到处开花,今天抓教育明天管财政后天负责军事,甚至把吏礼兵刑民工六个部门的职务挨个当过去,令人叹为观止。“学在于长,业在于精”的规律在古代官场失灵了。为什么官员们都是全能王?他们就真的是样样精通吗?会不会“外行管内行”,对工作造成不良的影响呢?

“政治”第一业务第二

古代并没有针对行政或者做官的专门教育,有的是儒家理论的教育。客观地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那一套和实际政务有很大的距离,对读书人入仕后的实际工作帮助不大。

而官府要录取的恰恰是没有经过专门教育的读书人,而不是那些在财税、水利、侦查、审讯方面有专长的人才。科举考试不考钱粮刑狱,却考君臣礼义。如果一定要找出和官场实践有关的录取标准,那就是唐宋之后选拔官员,要看能否写一手合格公文,往俗了说就是看候选者会不会打官腔、写官样文章。专业历史名词叫作“判”,公文判词能做到文辞通顺、没有纰漏、有说服力的候选人优先录取。

读书人初入官场,对于实际工作内容,完全是两眼一抹黑,一窍不通。他们所有的是满腹的四书五经、八股文章,能做的就是用儒家道德指导办公。比如明代大清官海瑞当父母官,审案的标准就是遇到财产纠纷,宁可委屈士绅尊长,也要站在百姓卑弱的一方;但是遇到名誉礼仪的官司,宁委屈百姓,也要维护士绅尊长的利益。这就是从儒家道德出发的审案标准。至于朝廷繁复的律法条文和种种判例,海瑞可能并不精通,很多官员甚至都没拿起来翻阅过,自然做不到“依法办事”了。

说到司法,古代官员常常会“法外施恩”或者“法外用刑”。对于贫苦孤独或者情有可原者,父母官常常减轻甚至免于刑罚;而对于残暴跋扈,激起民愤者,往往刑上加刑,动不动就先来四十大板杀威棍,甚至“立毙杖下”的记载也不绝于史。如此“有法不依”,古代官员非但不会受到处罚,反而留名青史,说不定离任时还会有绅民送“万民伞”,“脱靴遗爱”,来个挥泪相别。说到底,还是儒家道德在其中起作用。司法如此,民政、教育等其他政务也如此,维护儒家道德是官员们首要的考虑,业务成效倒在其次。

儒家道德的核心是“忠君”,是对君王忠义,在实践中表现为对皇权的绝对尊崇,听皇上的话、执行皇帝的命令。而皇帝考虑问题的首要目的是维护自己的威严,巩固自己的统治,而不是什么国计民生、百姓疾苦。他评价官员的首要标准,是忠诚,而不是业务能力。宁可用忠心的庸才,也不用异心的人才,是****帝王用人的不二准则。就这样,帝王用人和官员办公,就找到了一个共同点:政治第一,业务第二。

古代官场任何制度都是围绕着君主****而制定的,由于立法执法中的偏差以及君主个人的爱憎,所谓职官管理成为君主控制官员、维持皇权的手段。帝王的好恶决定着个人前途荣辱。于是,官员“阿旨曲从,则光宠三族;直情忤意,则参夷五宗”。(《后汉书·宦者列传序》)谁还去真正重视业务工作呢?

按照现代政治理论,政府职能可分为社会管理和政治统治两大类。历朝历代设官置衙,帝王都突出政治统治的衙门的分量。除了掌管具体业务、维持国家运转的六部之外,唐宋之后的历朝历代无不设置了名目繁多、规模庞大、叠床架屋般的其他衙门,比如通政司、翰林院、都察院、太仆寺、太常寺、鸿胪寺、光禄寺、国子监、詹事府、宗人府等等,更不用说校书、锦衣卫、粘杆处等等了。这些机构或许曾经掌管具体的业务,或许仍然经手些微事务,但基本上是闲职,主要是为了维护帝王的威严、保证体制的稳定和忠诚。皇帝离不开这些“冗、虚、闲”的衙门,在其中安插了数目并不亚于业务部门的官员。他用这些闲职来犒赏效忠自己的官僚,安排体制内部的冗员,监视官僚队伍的动向,或者考察、锻炼、栽培某个官员。这就告诉那些只会八股文章、不识人间疾苦、不分豆菽麦稻的官僚们,不学无术没关系,不会办事也没关系,只要效忠皇帝,仍然有大把的官位虚席以待。

政绩是浮云

如果官员都重政治轻业务,业务成绩(政绩)不好怎么办?比如钱粮征收不足额,辖区内治安不好,怎么办?这就涉及第二个问题:业务考核。

理想的业务考核能够优胜劣汰,奖励埋头实干有成绩的官员,淘汰那些不干实事甚至干不了事的庸官昏官,从而促使官员们都钻研业务、提升政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