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祖开国肇基，创制立法，首以根绝武人乱政为念。其“右文”政策，不重形式，但求精神。绍圣中，尚书左丞许将云：“本朝治道所以远过汉、唐者，以未尝辄戮大臣也。”《宋史》卷三百四十三《许将传》。建炎初，使臣曹勋传来徽宗口谕，谓太祖“有誓约藏之太庙，不杀大臣及言事官，违者不祥”《宋史》卷三百七十九《曹勋传》。。从太祖时起，宋朝的历代皇帝基本都遵守了“不杀士大夫和言事之人”的誓约，形成了较为开明的政治氛围，成为宋朝三百年文治鼎盛的重要政策保证。
宋太祖虽出身行伍，却颇好读书。即便是在军营中，也常常手不释卷。因而他较之五代时期的一般将领有更多的见识。他对那一时期武人专权乱政的种种弊端有切身的体会，因此在立国后即开始大力整顿，以求扭转这种局面。
为了压制武夫悍将，太祖提拔了一大批文臣官僚，将他们安排到重要的岗位，且一再提倡宰相须用读书人。只是他当时提拔重用的文臣多为幕僚胥吏出身、通晓吏事政务的官员，而不是单纯的文学之士。这一方面反映出五代旧习的影响，皇帝多重用亲信幕僚以与武将抗衡；另一方面更体现出太祖提倡文治的政策，侧重点是在关注实际、讲求吏治，选拔有真才实学的人，以为政治之具。在太祖一朝，明法律、通吏治始终是选拔官员的重要标准。
为了培养崇文好学的风气，太祖不但率先垂范，而且时时督促手下文武大臣认真读书。由于每个人背景的不同，其学习的内容也是多样的，对于通晓吏事、精明强干的大臣，太祖要求他们通过多读书来增广见闻、开拓器局；对于粗鲁的武将，则要求他们通过读书来提高文化素养；对于文学之臣，则要求他们重视法律、吏事的学习，以增加实际才干。在太祖的大力倡导下，好学之风愈来愈盛，与五代时期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太宗即位后，更把太祖开创的右文政策推到了极致。他经常向臣僚们讲：“王者虽以武功克受，终须用文德致治。”《宋朝事实类苑》卷二《祖宗圣训·太宗皇帝》。以此表明自己是太祖事业的当然继承者，是继体守文的一代圣君，因此在位期间始终以文治标榜自诩，大有“功业与太祖同昭”的意思。
太平兴国二年（977年）正月，太宗首开科考。仅进士科就录取了一百零九人，超过了太祖在位期间十五次科考所取进士总额（一百八十八人）的一半以上。加上其他各科，本年取士总计五百零七人。参见《长编》卷十八，太平兴国二年正月。取士之多，为历代所未有。据统计，太宗一朝共开科八次，取进士一千四百八十七人，平均每榜约一百八十六人，相当于太祖朝的近十五倍。
不仅取士数额激增，而且待遇特别优厚。每次殿试后，太宗都要亲自举行唱名赐第、赐诗、赐宴等仪式，令及第者感激涕零、备感荣耀。进士及第后的升迁也十分迅速：太祖时期，进士头名一般只授予司寇参军等职务，属于州级属官；太宗时期，进士位列前茅者往往直接授予通判之职。太祖朝进士及第者无一人位至宰执，而太宗朝则多达十余人。
从宋太宗时起，科举制便确定为官员入仕的唯一正途。太宗既培植和发展了自己的统治基础，又适应了统一后各地区对人才的迫切需求，并最终确立了文官统治的基本格局。宋太宗也曾自豪地说：“朕于士大夫无所负矣。”《长编》卷二十四，太平兴国八年六月戊申。大量的新鲜血液补充到宋朝官僚体制之中，改善了官僚队伍的素质，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宋朝吏治的水平，遏制了贪污腐化的蔓延，增强了封建官僚政治的开明性。
但由于他急于笼络人心、标榜文治，因而在政策推行中就难免发生诸种弊端。比如：由于“取人太多，用人太骤”，势必会使选拔人才的标准降低；重形式，轻实效，所选之人往往缺乏治理政务的实际经验和才干；因文人势力急剧膨胀，党争已初露端倪；由于扩大选士员额的政策为后继者所效仿，致使官僚队伍日益庞大，终于造成冗员问题。
宋仁宗被视为继体守文之君的典型。他将祖宗兴科举、重文教的政策推向新的高度，在位期间，朝廷多士济济，文官群体享有崇高的政治地位，出现了后人津津乐道的“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局面。
仁宗即位以后科举入仕的青年才俊风华正茂，锐气十足，在学问渊源、文章风格、禀性气质和从政作风等方面都表现出新的特点。因为初出茅庐，他们在政治上较少顾忌；又因多供职于台谏、馆阁，故每每自视清流，自诩为朝廷正气的表率，养成了遇事敢言、奋不顾身的行为特征。他们在政治立场上带有浓厚的人伦道德色彩，提倡正统，崇尚名节，具有强烈的使命感，敢于对现实发表批评意见，不但矛头直指因循墨守的老人政客，而且在人主的意志面前也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以捍卫儒家政治道德和伦理规范为其最高原则。当内忧外患日趋严重的时候，他们当中的优秀分子就自然成为果敢的政治改革者，成为体现士大夫政治传统和道德理念的中流砥柱。这批人登上政治舞台，可看作是宋朝政局发展的一个转折点，是士大夫力量重新崛起、士大夫主体意识再度觉醒的一个标志。
以这批人在各个领域的活动为开端，宋代始终一贯的右文政策和建立士大夫政治传统的努力才具有了实质性的意义：士大夫作为饱受人文教育而有志于仕途的阶层，是体现文化统一性的决定性人物。他们既是王朝统治合法性和合理性的解释者，又是辅佐皇帝施行合乎道德、礼法之统治的实践者。在“蛮夷”强邻环峙的宋朝，士大夫政治的高度发展具有更为现实的意义，有助于增强其正统国家观念以及文化上的统一性和凝聚力，利用其文化传统的优越地位来跟强邻作持久的抗衡。真宗时期自我夸耀式的封禅活动已表现出了这种冲动，自仁宗以后则转化为士大夫更为热诚的对古典传统的复兴工作，其对于宋代政治及思想文化的影响都是极为深远的。
在这种背景下，士大夫在其政治实践中标榜恢复先王之道和贤人政治，要求官吏在对上级对君主负责的同时，不仅忠君而且爱民，甚至倡言“民贵君轻”，要求官吏以民本为重，同时提倡为政以德，强调官德，要求官吏自律。
顾炎武认为：“《宋史》言士大夫忠义之气，至于五季变化殆尽。宋之初兴，范质、王溥犹有余憾。艺祖首褒韩通，次表卫融，以示意向。真、仁之世，田锡、王禹偁、范仲淹、欧阳修、唐介诸贤，以直言谠论倡于朝。于是中外荐绅知以名节为高，廉耻相尚，尽去五季之陋。故靖康之变，志士投袂起而勤王，临难不屈，所在有之。及宋之亡，忠节相望。”《日知录》卷十三《宋世风俗》。
反映在吏治方面，宋朝的许多名臣巨子都表达过礼义廉耻、忠孝气节对于澄清官场风气、指导官员行为的重要作用。叶适曾经说：“士人顾惜终身，畏法尚义，受财鬻狱，必大减少。”《叶适集·水心别集》卷十四《吏胥》。包拯云：“廉者，民之表也；贪者，民之贼也。”《孝肃包公奏议》卷三《乞不用赃吏》。杨万里也说：“用宽不若用法，不若先服其心，天下心服然后法可尽行，赃可尽禁也。”《诚斋集》卷八十八《驭吏上》。岳飞的名言更是震烁古今：“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宋史》卷三百六十五《岳飞传》。这些思想和言论，对于净化官吏头脑，促进廉政建设，都起过十分积极的作用。
但是宋朝的士大夫在政坛上也暴露出自身难以克服的弱点，突出表现为：言论强于行动，目标重于手段，意气多于理智；自负固执，我行我素，无形中得罪了同僚；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易于结党，结果授人以柄，也招来人主的猜忌；始则以朋党自任，终则以朋党相争，是非混淆，敌我不分，虽一心想铲除小人，却最易为小人所误。由于这种种弱点，彼等虽夙志以天下为己任，却为自己的仕宦生涯设下了重重障碍，最终难以有所作为。
在宋朝历史上，朋党之祸构成了政治生态中最为突出的现象和内容。“朋党”问题虽不始于宋朝，却是宋朝政治史上挥之不去的阴影。这个问题从仁宗朝以后逐渐上升到了十分突出的位置，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宋朝政治的走向和结局。
在历史上，“朋党”从来就不是一个好词。起初是指同类之人为了自私的目的而互相勾结，后来则引申为士大夫各树党羽、互相倾轧。《战国策·赵策二》载苏秦之语曰：“臣闻明主绝疑去谗，屏流言之迹，塞朋党之门。”《晋书·郤诜传》则云：“动则争竞，争竞则朋党，朋党则诬罔，诬罔则臧否失实、真伪相冒。”《新唐书·李绛传》更直截了当地说：“趋利之人，常为朋比，同其私也”。由此可见，在历代人心目当中，朋党是围绕私利而组成的集团，本无道义可言。同党之人为遂其私欲而不择手段，肆意诬陷非党之人，以致“臧否失实，真伪相冒”，污染官场风气，扰乱统治秩序。朋党现象对于统治者来说绝对是不祥之物，朋党兴则国衰亡，朋党亡则国兴盛。由于这种观念业已深入人心，那么无论何人，一旦被指为朋党，不仅意味着政治生命的完结，而且也会在道义上背上恶名。因此，以“朋党”之名攻击政敌，历来是官僚政治集团斗争的一件可怕武器。
欧阳修曾撰《朋党论》一文，试图为朋党正名，指出朋党有“君子之党”与“小人之党”的分别。因而在政争中不避嫌疑，以“君子之党”自居，甚至以朋党为荣，表现得更加理直气壮、奋不顾身。
但欧阳修等人的努力非但没能为朋党正名，反而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
首先，他不但自认是朋党，而且把朋党作为“君子”们的专利。这就说明，人们对朋党的议论，并非空穴来风；进而使人们得出结论：凡主张改革、拥护新政的人，全是朋党。
其次，圣人早就说过“君子不党”，历代朋党为祸的事实也为人们所熟知，统治者更是以防范臣下结党营私作为维护皇权的首要任务。面对如此强大的传统观念，欧阳修为朋党翻案的论点显然是缺乏说服力的，就连真正的正人君子也不会苟同。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欧阳修明白无误地把大臣官员们分为君子和小人，凡赞成其观点者即为君子，反对者则是小人，并且要求宋仁宗按此标准“进贤退不肖”，这无疑是在公开制造分裂和紧张气氛，不但使守旧派对改革人士抱有更深的敌意，也使不少中间人士感到不安、产生动摇，从而给改革运动带来了更大的阻力。
这些弊端在庆历新政和熙宁变法中都得到了充分的展现。改革者与保守派之间的纷争，往往包含了观念之争、政见之争、利益之争，也不乏意气之争，呈现出错综复杂的状态。矛盾对立的双方都难以超越传统认知的局限，从而使这些论争重又陷入“义利之争”、“君子与小人之争”的思维定式和窠臼之中，既无助于实现兴利除弊、挽救危机的目标，更使得统治集团自此陷入无休止的恩恩怨怨、分裂争斗之中，最终成为改革事业失败的重要原因。
熙宁以后，朋党之争愈演愈烈，并蜕化变质为党派倾轧和纯粹的利益斗争。所谓新党，往往打着维护新法的旗号，干的却是排斥异己的勾当。旧党内部，亦复如此。政坛风气愈益恶化，野心家、阴谋家趁机专权乱政，吏治腐败、贪污横行的局面也就难以遏阻了。
此外，科场效应也助长了文人士大夫求官趋利的功利心态。陆九渊说：“今人只读书便是利，如取解后又要得官，得官后又要改官。自少至老，自顶至踵，无非为利。”《陆九渊集》卷三十六《年谱》。又说：“终日从事者，虽曰圣贤之书，而要其志之所向……则又唯官资崇卑、禄廪厚薄是计。”《陆九渊集》卷二十三《白鹿洞书院论语讲义》。在读书做官的意识驱使下，文人士大夫所读之书，皆场屋之书；所习之术，皆求官之术。而所谓圣人之言、先王之政，也就成了幌子，无人潜心深究了。
同时，宋朝科举制度中“所习非所用，所用非所习”《文献通考》卷二十九《选举考二》。的弊端始终没有得到解决，考试内容日趋狭窄和僵化。绍兴年间还允许“通用古今诸儒之说，及出己意”。到理宗朝时，经义考试遂规定以朱熹的《四书集注》作为标准答案。由于考试内容十分狭窄，为了区分成绩高低，考官们规定了种种固定的程式加以限制，如接题、破题、小讲、大讲等，开启了明清时期八股取士的雏形。
由此使得士大夫中有真才实学的人日见其少，皓首穷经、只为稻粱者比比皆是，自诩清流、空言心性者充斥朝野，而在治国理政方面则乏善可陈，甚至懵懂无知，造成“吏强官弱”的局面，为胥吏们上下其手、营私舞弊、贪赃枉法、乱政害民打开了方便之门，也为官吏沆瀣一气、合伙作恶打开了方便之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