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在我的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当我于1998年年初进入香港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未曾想过会用5年多的时间才能完成学业。以自己过去攻读硕士学位的经验，加上从事高校教学和科研近10年的阅历，我原本以为，用3年左右全脱产的时间写成一篇博士论文，应该是很有把握的。于是，我按照自己的时间表做起学问来，并在三年半之后提交了论文。但没有想到的是，我没有能够通过论文答辩。不是因为答辩时英文表达不畅，而是因为论文中存在太多技术性的问题，并且论点不够突出，因此被要求用一年的时间进行修改。这样的情况在香港大学及国外的很多高校中是很普遍的，但我当时却难以接受。沮丧，懊恼，羞愧，什么情绪都有。
在师长和朋友的开导下，我慢慢冷静下来，仔细检视论文，发现它的特征是：资料堆积，平淡无奇。虽然资料相当丰富，但全局性和论述性的部分比较单薄，论点几乎被埋没在了史料之中，除非对该领域相当熟悉的人，否则看不到论文的创见。同时，论文中也的确存在不够严谨和不够规范的地方。我不再怨恨答辩委员会里苛刻得近乎无情的教授，也不敢再有马虎的态度和侥幸的心理，而是下大力气对论文进行了全面修改。核实所有史料，重建论文结构，增添论证和批评，总之，是一次彻底的改造，而不是简单的修修补补。一年后，论文的巨大改观使答辩委员会的专家、教授感到满意，我也顺利地通过了答辩。
这一段特别的学术经历让我终身难忘，也将使我终身受惠。可以说，没有学术前辈的指引和激励，我不可能完成这项研究；没有这段痛苦的磨砺，我在学术道路上还会走很多弯路。所以，对我来说，这几年的结果，重要的不是得到了博士文凭，而是受到了严格的学术训练，得到了众多专家、学者的言传身教。我愿意借此机会向他们表示我衷心的感谢。
非常感谢我的导师普丽西拉·罗伯茨（罗曼丽）博士（Dr. Priscilla M. Roberts），不仅感谢她让我分享她从美国国家档案馆中找到的原始资料，更要感谢她对我在生活上极其宽厚，但在学术上十分严格。我的论文是用英文写成的，每一份稿子上都有她仔仔细细的批改，大到观点阐释，小到词汇、标点，经常是密密麻麻的圈圈点点，有的部分甚至改了达十次之多。没有她的关心和耐心，没有她的扶助和指导，我不能够完成这项研究工作。
非常感谢陶文钊教授，感谢他慷慨地给予了我很多有价值的建议。在陶先生1999年冬于香港大学做高级访问学者期间，我有幸经常向他请教，他敏锐的观察力、惊人的记忆力、独特的判断力和少有的亲和力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那之后，我不断地得到陶先生无私的指导和帮助，特别是在我将英文论文译写成中文之后，陶先生又对书稿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并慨然赐序。
非常感谢茅海建教授，感谢他在我遇到学术挫折时的鼓励、安慰，他帮我分析论文中的问题并提出了极其有益的建议。同时，他在香港大学做高级访问学者期间孜孜不倦、勤奋钻研、敢破敢立的作风，也为我树立了一个学术的榜样。
我还要感谢香港大学历史系的欧文教授（Professor N. G. Owen），系主任陈刘洁贞教授，库里奇博士（Dr. P. A. Cunich）以及历史系其他学者对我的论文所提出的中肯意见。此外，我要感谢美国知名历史学家霍夫教授（Professor Joan Hoff）。霍夫教授的研究范围广泛，她的《重新认识尼克松》曾在美国引起很大反响。当我在上海见到她，向她请教之时，她对在中国有人研究尼克松感到很惊讶。在听了我的介绍之后，她对我的研究表示肯定，对我的部分观点表示赞同，并愿意阅读本书的英文原稿，为进一步修改提出建议。她在十分繁忙的工作之余，花了大量的时间进行审阅，并于2004年夏天在纽约她的寓所中向我当面阐述了她的意见，提供了非常有力的指引。韦伯（William Burr）博士慷慨地向我介绍最新的解密档案，提供他的最新研究成果，使我的研究还有继续深入的空间，在此也深表感谢。
此外，众多朋友为此书的问世也给予了帮助。林中泽教授和张小路女士曾为此书的出版事宜奔走。姚昱和郭又新博士不仅与我旨趣相投，而且对此书的出版非常关心。
当然，家人是我坚持下去的最大支柱和动力。父母亲默默地奉献着他们的关爱，特别是母亲，为儿女点燃自己，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夫君梁晨和儿子梁昊在这几年中忍受着聚少离多的痛苦，却没有任何抱怨，反而在各自的事业和学业上做出了显著的成绩。亲情是我永远的力量源泉。
一项学术研究的完成离不开经济上的支持和其他学术条件，为此，我要感谢香港大学提供的充裕的奖学金，使我在香港的学习有一个坚实的物质基础。香港大学研究生院和Dr. Lo Kwee Seong Educational Foundation的游学资助为我前往美国收集资料解决了部分费用，在此也深表谢意。华南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提供了出版资助，这是本书能够尽早与读者见面的最直接和最有效的保障。
香港大学图书馆以其丰富的藏书、先进的设施、优质的服务和良好的管理为学术研究提供了有力的保障，也是我非常喜欢的地方。在此也要感谢尼克松图书馆的档案专家苏珊·诺尔特（Susan Naulty），里根总统图书馆的莉莎·维蒂（Lisa O. Vitt）和美国第二国家档案馆的山姆·拉什耶（Sam Rushay）为我获得最新的档案资料提供了方便。
本书的出版是为了把自己的学术成果推向社会，更是为了与读者交流，得到读者的批评。在撰写本书时，我心里一直有两个目标并进行着探索和尝试。第一，与国际接轨，向世界水平看齐。换句话说，就是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它都能够毫无愧色地证明自己是一个过硬的论著。它不只是填补了国内研究的空白，也是对该领域的一个贡献。这一点在事实上是否做到了，需要学界和社会的认同。第二，我一直希望历史研究不完全是高深的学问，而是能够被更多人接受的通俗化的文本。希望学术为社会服务，历史能走进普通人的生活中。我自己长于叙事，而短于论理，因此也想找寻一种途径，通过研究历史人物及其反映出的社会、历史现象，使历史更生动、活泼，让更多的人享受历史带来的快乐和启迪。是否达到了这个目的，只有读者能够回答。
何慧
2004年4月13日
修改于2004年10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