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民国那些范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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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此诗内含两个典故。前两句出自《战国策》,乃战国掌故。谋士唐雎受安陵君所托,孤身赴秦,结果不辱使命,迫使秦王放弃侵犯野心;后两句出自《类说》,是北宋旧事。赵匡胤兵临南唐都城,后主李煜派徐铉求和。赵匡胤拔剑厉声道:“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举兵进攻,南唐遂亡。章作此诗,显然是欲仿效唐雎,挺剑入京,不管他袁世凯是霸道之秦王还是强悍之赵匡胤,章皆决心以“伏尸二人,流血五步”之举,来警醒世人,践履自己民主共和之理想。

入京不久,章便上演了大闹总统府之好戏。一日,章身着油烘烘的破棉袍,手持折扇,故意将袁世凯颁发的二等勋章缀于扇柄,大摇大摆来到总统府,打算与袁世凯好好理论一番。门卫借故阻止其见袁。此时,次长向瑞琨却接到通知要进府面见袁世凯,章太炎怒不可遏,身上那股“狂”劲儿顿时发作:“向瑞琨一个小孩子,可以见袁世凯,难道我见不得吗?”从清晨至傍晚,章将总统府上上下下1000人等悉数痛骂一通,并抡起手杖将府内器物砸个稀里哗啦。袁世凯躲在内室,目睹章太炎之“胡闹”,却怒不敢言,任其发泄。由此可见,章之狂士风采,较之祢衡,有过之而无不及也。最后,袁世凯实在没办法,派出军政持法处处长陆建章(此人当时以抓捕和处决革命党人的屠夫形象而闻名)出马,谎称总统在居仁堂见章,将其带到军队营房,软禁起来。后又将其移到北京南城陶然亭附近的龙泉寺及城内的几处深宅大院,辗转之间,章太炎开始了一段颇为漫长的幽囚岁月。

刚开始,章太炎极不适应这种毫无自由的生活。他在屋里大骂大闹,曾狂书:“杀、杀、杀、杀、杀、杀、杀,疯、疯、疯、疯、疯、疯、疯”的对联。其友陈干相当欣赏这“七杀七疯”的对联,请石匠刻成石碑立在家祠中。此碑现仍在陈家乡山东昌邑白塔村桥头上。此外,章太炎时常与友人狂饮,以致酩酊大醉后出口怒骂,甚至在窗纸墙壁上遍书“袁贼”两字以泄愤,或用大篆、小楷、行草等字体写满“袁贼”二字,将纸埋而焚之,大呼:“袁贼烧死矣!”

更有趣的是,章太炎召集寓所里所有仆役,定下六条规矩:

第一,每日早晚必向我请安;

第二,在外面见到我,必须垂手而立;

第三,称我为“大人”,自称曰“奴仆”;

第四,来客统统称“老爷”;

第五,有人来访,无论何事,必须回明定夺,不得径行拦阻;

第六,每逢朔望,必须向我行一跪三叩大礼。

章太炎向仆役宣布这六条规则之后,说:“这六条,你们能遵守的,就留下来;不能遵守,就请离开。”仆役无法,只得顺从照办。章门弟子钱玄同觉得好奇,便问老师缘何要立此家规。章太炎的回答更是让人忍俊不禁:“我弄这个名堂,没别的缘故,只因‘大人’与‘老爷’都是前清的称谓,至于‘先生’,是我辈革命党人拼死获得的替代品。如今北京仍是帝制余孽盘踞的地方,岂配有‘先生’的称谓?这里仍是‘大人’、‘老爷’的世界,让他们磕头,不是合情合理吗?”

时间一长,章太炎感到单靠嬉笑怒骂并不足以震慑袁世凯等人,于是,他决定绝食抗议。在寄给夫人汤国梨的诀别信中,章写道:“以吾憔悴,知君亦无生人之趣。幽居数日,隐忧少寐。吾生二十三岁而孤,愤疾东胡,绝意考试;故得精研学术,忝为人师。中间遭离乱,辛苦亦至矣。不死于清廷购捕之时,而死于民国告成之后,又何言哉!吾死之后,中夏文化亦亡矣。言尽于斯,临颖悲愤。”

文中既有其因民主共和理想尚未实现的不甘心之情,又不乏对自己国学水平的自信,实乃至情至真之言也!

章太炎绝食,身体一天比一天羸弱,精神也一天不如一天。这不仅使袁世凯大伤脑筋,也令章太炎的诸位高足弟子心焦不已。他们千方百计设法使章太炎改变死志,立即进食。关于弟子旧友们苦劝章太炎放弃绝食念头,重新进食的记载,历来有两个版本。

第一个是吴承仕版。得知章太炎绝食的消息后,章的旧友马叙伦,弟子吴承仕、钱玄同等人急忙前去看望。从早到晚,弟子们一直劝先生进食。章太炎只是躺在床上,两眼翻白,一味摇头。无可奈何之下,吴承仕忽想起三国里的故事,便问:“先生,你比祢衡如何?”

章太炎两眼一瞪,说:“祢衡怎么能跟我比?”

吴承仕忙说:“刘表要杀祢衡,自己不愿戴杀戮国士之恶名,而借黄祖之手。现在袁世凯比刘表高明多了,他不用劳驾黄祖这样的角色,叫先生自己杀自己!”

“什么话!”章太炎听到此处,翻身跳下床来。弟子们赶紧端出早已做好的荷包蛋,请老师吃了下去。章太炎就此停止绝食。

第二个是马叙伦版。马去探望章太炎,好友相见,章太炎精神为之一振,除了谈论眼下不堪收拾的人事与国事外,马叙伦使出浑身解数,与章太炎忽而谈孔孟,忽而谈老庄,忽而谈佛学,忽而谈理学。二人天马行空,谈兴极浓,自午及暮,意犹未尽。马叙伦看看天色,起身告辞,他说:“我得走了,中午出来太急,没有吃饭,现在已经饥肠辘辘。”章太炎说:“这事好办,让我的厨子给你准备饭菜。”马叙伦连连摇头,说:“使不得,使不得,你正在绝食期间,我在你面前大吃大喝,有违仁道,怎能下咽?我真要吃下这顿饭,传出去,岂不是为天下士人君子所不齿?”章太炎一心要挽留马叙伦,遂当即答应同他一同进食。

吴承仕版中的章太炎与袁世凯不共戴天,自认比三国之祢衡更为清狂,在吴的激将法下显得颇为可爱;而马叙伦版的章太炎则究心于学术,因与马畅谈正酣而放弃绝食,其视学术为生命的精神十分可敬。两个版本,实际上恰恰反映出章太炎身上两种最为可贵的品质:胸怀苍生,心系学术。

袁世凯定年号为“洪宪”后,欲物色德高望重者为其撰写元旦草诏,有人推荐章太炎,认为他是独一无二之人选。袁世凯叹道:“何必为人所难呢?你们难道忘记了他绝食之举?如果以此事逼迫他,是加速其死之志啊!我不愿意让太炎为祢衡,我岂能成为变相之黄祖呢?要是他真的死了,最起码也是方孝孺,我可不能成全其美名。等他日帝国勃兴,再处置章太炎也不迟,现在不是动他的时候。”

此话传到章太炎耳中,他轻蔑地说:“人家大明的天子姓朱,洪宪天子姓袁,我既不是祢衡,也不是方孝孺,袁世凯更不是明成祖朱棣,仅仅是乘乱而起,过一把皇帝瘾的袁术而已。”

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在全国上下的一片讨伐声中惶恐死去,章太炎重获自由。回顾这一段刺刀威逼下的生活,章太炎虽几度与死神擦肩而过,却依然故我,不屈不挠。难怪鲁迅在回忆文章《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中由衷地赞叹道:

考其生平,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范。

“上海人都知道我是章疯子”

民国元年,章太炎进京后,遇见时任北洋大将的陈宦,章太炎便直率地对陈说:“哎呀,你陈宦真是当时之奇才啊!”冷不丁听到章太炎这句话,陈宦自然喜出望外,刚要答话回谢,章太炎又说:“此后民国必亡于你手!”这下子陈宦脸色忽而变得铁青,他强压怒火,作揖告辞。实际上他已是怀恨在心,后来在软禁章太炎的阴谋策划中,为了出一口恶气,可谓是竭尽全力!不成想等章太炎去世后,或许是良心发现,陈宦不仅大力表彰章太炎的学说,还哀叹道:“唉,章大师一走,天下就没有真正了解我的人了!”

章太炎精通医学,着有《霍乱论》、《章太炎医论》(原名《猝病新论》)。曾有人问章太炎:“先生的学问是经学第一,还是史学第一?”他答道:“实不相瞒,我是医学第一。”

胡适着有《中国哲学史大纲》一书,出版时特送了一本给章太炎,上写“太炎先生指谬”,下署“胡适敬赠”,人名旁边便用标点符号。章看到自己名旁加了黑杠,不禁大骂:“何物胡适!竟在我名下胡抹乱画!”及至看胡的名旁也有黑杠,才消了气说:“他的名旁也有一杠,就算互相抵消了罢!”此传说实不可信,章太炎在晚清时出版的《訄书》(铅印本)等着作就曾采用旁线作为人名、书名号。所谓新式标点,在晚清以及明治时代的日本就已经发端了,不至于对此感到惊讶。

结束幽囚生活,章太炎离开北京,移居上海。有一次,他从同福里寓所坐黄包车到三马路旧书店去买书。从书店出来回家时,叫住一辆黄包车,坐上车后,示意车夫向西面走。车夫按照他的话,向西走了很长一段路后,心存疑惑,问道:“先生,你究竟要到哪里去?”章说:“我自己也不知道,上海人都知道我是章疯子,你只要拉到章疯子的家里就是了!”这话说得车夫一头雾水,出于无奈,车夫只好仍旧把他拉回旧书店,让他另想办法。章的家人焦急万分,派20余人在市里四处寻找,终于在旧书店门口发现了他。

还有两则趣闻皆与章太炎的题字有关。章太炎写得一手千金难买的好字,世人无不想得其片纸数字。然而章太炎脾气古怪,并不轻易赏字于人,于是他的墨迹愈发显得珍贵。当时上海有一位画家名叫钱化佛,很善于投章老爷子所好,哄他开心,也因此从章那里讨得不少真迹。章太炎最喜欢吃的东西,是带有臭气的卤制品,尤其是臭豆腐,臭到全屋人掩鼻躲避,而唯独章老爷子吃得津津有味。一次,钱化佛带来一包紫黑色的臭鸡蛋,章太炎见后欣然大乐,当时桌上有支笔,他深知钱的来意,就问:“你要写什么,只管讲。”钱化佛立即拿出预备好的几张斗方白纸,每张要写“五族共和”四个字,而且落款要用“章太炎”三字。章太炎倒也爽快,不出一声,一挥而就。隔了两天,钱化佛又带来一罐臭得出奇的苋莱梗。章老爷子竟然乐不可支,对钱说:“有纸只管拿出来写。”钱仍要求写“五族共和”四字,这一回章太炎竟一口气写了40多张。后来钱又带来过不少臭花生、臭冬瓜等东西,章老爷子自然回回慷慨赐字,前前后后共计100余张,却从来不问这些字有何用处。原来,上海一家番菜馆新到一种“五色旗”酒,此酒倒出来时十分浑浊,沉淀几分钟后,就变成红黄蓝白黑五色,这在当时十分轰动。钱化佛灵机一动,想出做一种“五族共和”的条幅,汉文请章老爷子写,裱好之后,就挂在番菜馆中,以每条十块大洋售出,竟然卖到脱销。钱化佛也因此大赚了一笔。

像钱化佛这样好运气的人毕竟是少之又少,绝大多数人是千金难换章老爷子一字。更有甚者,则被章太炎好生戏弄一番。曾有一个姓王的暴发户,附庸风雅,求章太炎为其题字,章太炎自然置之不理。但这暴发户仍不死心,愿出高价托人代为说情,章太炎实在是不耐烦了,又鄙夷其为人,于是大笔一挥,写下一联:

一二三四五六七,

孝悌忠信礼义廉。

暴发户拿到章老爷子的亲笔联语,甚是得意,马上命人将对联悬于高堂,逢人便讲:“这可是国学大师章太炎为我题的字!”一天,有位明眼人含笑对暴发户说:“写倒写得很好,可惜上联忘八,下联无耻,似乎有点取笑伤人之意。大概意思就是说‘王八,无耻也!’”暴发户听后,气得七窍生烟,羞愧不已。

1934年秋,章太炎迁居苏州,开办国学讲习会,招徒授业,培养了一大批国学人才。他常说:“大国手门下,只能出二国手;而二国手门下,却能出大国手。”弟子们听后,大都不甚理解。章解释道:“大国手的门生,往往恪遵师意,不敢独立思考,学术怎会发展?二国手的门生,在老师的基础上,不断前进,故往往青出于蓝,后来居上。所以一代大师顾炎武的门下,高者也不过潘笑之辈;而江永的门下,竟能出现一代大师戴震。”由此可见,章太炎并不主张弟子们株守自己的学术路径,而是鼓励他们自由发展,不断创新,勇于突破前人,自成一家。

在传道授业解惑之余,章太炎还不失幽默地与弟子们调侃。章门弟子在学问上各有所长,各具特色。章太炎一次偶然兴起,模仿太平天国的封号,戏封其弟子为王。他封黄侃为天王,汪东为东王,朱逖先为西王,吴承仕为北王,钱玄同为翼王。封门下弟子为王,虽属戏言,从中亦可见章对弟子的喜爱之情。

虽然已从政坛隐退,但章太炎依然关注政局民生,一有机会便大力抨击时弊。1925年3月,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病逝,1929年6月,灵柩运到南京。在中山陵举行奉安大典时,章太炎专程来到南京吊唁。想起沿途所见所闻。他深感许多革命党人已腐化变质,心中很是气愤。章太炎是革命元勋,达官贵人们自然要设宴为他接风洗尘。席间,有人附庸风雅,请他题字留念。他有感而发,挥笔写下对联一副:

诸君鼠窃狗跳,斯君痛哭;

此地龙盘虎踞,古之虚言。

众人见了,面面相觑,但碍于章的元老身份,又不能发作,只好任凭章太炎的数落了。

1935年,国民政府代表何应钦同日本梅津美治郎签订丧权辱国的《何梅协定》,章太炎对此十分愤慨,当即作诗寄予友人,加以讽刺:

淮上无坚守,江心尚苟安。

怜君未穷巧,更试出蓝看。

此诗妙就妙在借古事言今事。国民政府在淮河一带不设防坚守,竟把中原轻易丢掉,而仍无动于衷。这就好比南宋小朝廷无耻的大臣,大敌当前,却还在江心寺觥筹交错,自在逍遥。可惜南宋的汪伯彦、黄潜善卖国伎俩不高明,更试看今朝南京诸位官老爷,真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也。

史上第一个登报征婚的人

章太炎说:“人之娶妻当饭吃,我之娶妻当药用。两湖人甚佳,安徽人次之,最不适合者为北方女子。广东女子言语不通,如外国人,那是最不敢当的。”后来续娶汤国梨,能诗善文,虽是浙江人,并非章太炎理想中的两湖人,却能操鄂语。

之前,章太炎只娶一妾王氏。从他的自订年谱,可以看出,他在汤国梨之前并未娶正妻。他的自订年谱对家务私事写得非常简略,特别关于他的婚事,最早只写出一行字:光绪十八年,25岁,纳妾王氏。章太炎的门生汪旭初所撰《余杭章太炎先生墓志铭》中提到他的最初婚事,有“先置室,生女子三人”,“室”指“妾”。据说章太炎早年患癫痫病,加上动辄言反满,被人认为是个“疯人疯言”的疯子,无人愿将女儿嫁给他,他母亲只好将自己陪嫁丫头许配给了他。这种婚姻无媒介聘礼,故不能算正式结婚,按当时习俗只能算“纳妾”。

章太炎是最早的登报征婚的人,光绪二十九年,章太炎的妾王氏过世,章太炎不顾一切,抱着革命精神,要开风气之先河,所以他就在北京《顺天时报》上登出一段广告,公开征婚。当时,日本人武田熙有过一篇《章炳麟的结婚》,又有一个日本人叫做高田淳写的《章炳麟传》中,都提及章师征婚条件的详情。

这两段文字,大致是说:章太炎征婚广告,是有史以来登报征婚的滥觞,他的征婚条件有五:第一条:以湖北籍女子为限。第二条:要文理通顺,能作短篇文字。第三条:要大家闺秀。第四条:要出身于学校,双方平等自由,互相尊敬,保持美德。第五条:反对缠足女子,丈夫死后,可以再嫁;夫妇不和,可以离婚。

章太炎这段广告登出之后,国内各地报纸,纷纷写成新闻,认为一时奇谈,所以他的广告虽只登《顺天时报》一家,而各地报纸改写新闻,成为义务广告,遍及全国。当然有许多迂腐的士大夫,认为夫死之后,不令守节,可以再嫁,是一件极荒唐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