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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章

“只吃鲜桃一口”

教学期间,刘文典开的课很多,在北大时达10门之多,主要有《文选学》、《校勘学》、《先秦诸子研究》和《庄子研究》等。他授课有特色,既注重疑难字句的考订,又不囿于繁琐的训诂,善于旁征博引。他不喜照本宣科,往往结合自己的研究心得,对学生循循诱导。对学生不得要领地乱用参考书,他会诙谐地说:“去神庙烧香拜佛,烛光闪闪,烟雾袅袅,神佛真容常常模模糊糊、影影绰绰,只有拨开云雾,才能看清庐山真面目。”文史大家游国恩、王力、张中行、任继愈等都曾沐浴过他的教泽。张中行在《刘叔雅》中津津有味地说:“一次是讲木玄虚《海赋》,多从声音的性质和作用方面发挥,当时觉得确是看得深,谈得透。又一次,是泛论不同的韵的不同情调,说五微韵的情调是惆怅,举例,闭着眼睛吟诵‘风压轻云贴水飞,乍晴池馆燕争泥。沈郎憔悴不胜衣。’念完,停一会儿,像是仍在回味……对他的见解,同学是尊重的。”

刘文典当年在西南联大,上课前先由校役沏一壶茶,外带一根两尺来长的竹制旱烟袋。讲到得意处,他就一边吸旱烟,一边解说文章中的精义,下课铃响也不理会。有一次他是下午的课。结束了一讲的内容之后,学生们都以为他要开讲新课。可这时他却忽然宣布提前下课,新课改在下星期三晚饭后七时半继续上。原来,下个星期三是阴历五月十五日,他是要在皓月下讲《月赋》。

“当他解说《海赋》时,不但形容大海的惊涛骇浪,汹涌如山,而且叫我们特别注意到讲义上的文字。留神一看,果然满篇文字多半都是水旁的字,叔雅师说姑不论文章好坏,光是看这一篇许多水旁的字,就可令人感到波涛澎湃瀚海无涯,宛如置身海上一般。”(宋廷琛《忆刘文典师二三事》)

每逢讲授诗歌,刘文典常常摇头晃脑、浅吟低唱,每到激越处则慷慨悲歌,他不仅自己吟诵,还要求学生模仿。有的同学不遵命,他虽不悦,但也不苛责,只是打比方点拨:“诗不吟,怎知其味?欣赏梅先生(兰芳)的戏,如果只是看看听听而不出声吟唱,怎么能体会其韵味呢?”

大名士吴宓对刘文典也很敬重,常把自己的诗作请他润饰,还喜欢听他的课。刘文典也不介意,他讲课时喜欢闭目,讲到自以为独到之处时,会忽然抬头看向坐在后排的吴宓,然后问:“吴僧(吴宓)兄以为如何?”每当这时,吴宓照例起来,恭恭敬敬一面点头一面说:“高见甚是,高见甚是。”惹得学生们在底下窃笑。

其实,吴宓跟刘文典的关系颇为微妙。

吴宓在西南联大开过《红楼梦》讲座,自认红学家的刘文典对吴的观点不能苟同,就唱“对台戏”。由于听众太多,讲座由小教室迁到室外小广场,刘则秉烛讲授。刘文典身着长衫登台,一女生为他斟茶。他忽然有板有眼地念出了开场白:“只--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满--筐!仙桃只要一口就行了啊……我讲红楼梦嘛,凡是别人说过的,我都不讲;凡是我讲的,别人都没有说过!今天给你们讲四字就够!”接着在身旁小黑板上写了“蓼汀花淑”四个大字,然后大抒己见。

刘文典不仅课上得有特色,着述也颇宏富,除校勘古籍外,还有大量译着。他刚到北大当教授时,年仅27岁。当时的文科办公室被称为“卯字号”。里面有两只老“兔子”--己卯年生的陈独秀、朱希祖,三只小“兔子”--辛卯年生的胡适、刘半农和刘文典。北大人才济济,刘文典深感自己学识浅薄,自忖要想在北大立足,没有着述支撑不行。他以古籍校勘为目标,把重点放在了秦汉诸子上。历数年青灯黄卷,192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他的《淮南鸿烈集解》。胡适在所作序中推崇说:“叔雅治此书,最精严有法。”那时胡适已倡导白话文,为了表示对这部书的尊重,破例用了文言。该书出版后受到学术界的好评,刘文典的学术地位也大大提升。

“一字之微,征及万卷”是刘文典的治学格言。校勘古籍不仅字字讲究来历,就连校对他也从不假他人之手。在致胡适的信中,刘文典大叹校对的苦经:“弟目睹刘绩,庄逵吉辈被王念孙父子骂得太苦,心里十分恐惧,生怕脱去一字,后人说我是妄删;多出一字,后人说我是妄增;错了一字,后人说我是妄改,不说手民弄错而说我之不学,所以非自校不能放心,将来身后虚名,全系于今日之校对也。”他所征引的材料,特别强调“查证原文”,以免以讹传讹灾梨祸枣。他的一位老学生李埏,在20世纪40年代曾向他借阅过一本有关唐三藏取经的书,发现书的天头地脚及两侧空白处都布满了他的批注。注文除中文外,还有日文、梵文、波斯文和英文。“其知识之渊博,治学之严谨,令人叹为观止。”(傅来苏《刘文典先生教学琐忆》)

狂傲有如辜鸿铭

恃才傲物者,古今有之。近代名士中,刘文典当属一个。他的特点就是比以“怪”闻名的刘师培还要怪上三分,所以时人以“才高”、“狂傲”来评价他。在北大教授中,刘文典尤以“狂傲”与辜鸿铭齐名。对于这一点,刘文典并不否认。他曾反省自己:“以己之长,轻人之短,学术上骄傲自大,是我的最大毛病。”不过,他又说,“但并不是在任何人面前都骄傲自大。”陈寅恪、胡适当不在此列。但他对业师刘师培却颇有微词,认为他“着述征引的材料,有时只凭记忆”,所以难免失误。

且先看几节他的自述,以及与弟子谈话时对他人的评论。

“前人校释是书,多凭空臆断,好逞新奇,或者所得,亦茫昧无据。”(张德光《庄子补正》跋)“这两位诗人(元遗山、吴梅村)的诗,尤其是吴梅村诗,老实说,比我高不了几分。”(王彦铭《刘文典先生的一堂课》)“弟近来所发见的,在老大哥面前,说句狂话,实在比石臞、伯申贤乔梓的东西坏不了许多,要比起曲园来,竟可说‘好些’呢!”(《刘文典全集》卷一,第807页)“别人不识的字,我识,别人不懂的篇章,我懂。你们不论来问什么问题,我都会予以解答。”(郭鑫铨《初识刘文典先生》)

据传20世纪30年代末,在西南联大上课时,他偶然提起跟章太炎学《说文》一事时,顺便说了一句“鲁迅也参加学习”,同时一举手伸出小拇指。解放后有人揭发他反对鲁迅,刘辩称“那是尊敬他的表示”。伸小拇指是褒是贬,已无从考证。本意如何,唯刘文典自知了。

刘文典的《庄子补正》共10卷,于1939年出版。由于不肯轻易誉人的陈寅恪也作序赞曰:“先生之作,可为天下之慎也。”“此书之刊布,盖将一匡当世之学风,而示人以准则。岂仅供治《庄子》者之所必读而已哉?”刘文典由此获“庄子专家”的美誉。每上《庄子》课时,开头第一句总会自负地说:“《庄子》嘛,我是不懂的喽,也没有人懂!”言下之意,他如不懂,别人就更不懂了。曾有人问他古今治庄子者的得失,他口出狂言:“在中国真正懂得《庄子》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庄周,还有一个就是刘文典。”学界流传的另一个版本是“有两个半人懂《庄子》”。除庄周、刘文典外,还有“半个”,那“半个”,一说是指日本某学者,一说指冯友兰或马叙伦,因他俩都曾从哲学的角度讲授过老庄。

刘文典自称“十二万分”佩服陈寅恪,二人曾在西南联大共事。在昆明时,某日空袭警报响起,师生们争先恐后到处跑,刘忽然想起他“十二万分”佩服的陈身体羸弱,视力不佳,行动更为不便。便匆匆率领几个学生赶赴陈的寓所,一同搀扶陈往城外躲避。同学要搀刘,刘不让,大声叫嚷:“保存国粹要紧!保存国粹要紧!”让学生搀扶陈先走。而沈从文碰巧从刘文典身边擦肩而过。刘面露不悦之色,于是他对同行的学生说:“陈寅恪跑警报是为了保存国粹,我刘某人跑是为了庄子,你们跑是为了未来,沈从文替谁跑啊?”

刘文典看不起文学创作,他认为“文学创作能力不能代替真正的学问”。一次有人问他可知道名噪一时的巴金,他喃喃自语:“我没听说过他,我没听说过他。”昔日在西南联大他也不把朱自清这些“才子”出身的教授放在眼里。刘文典曾言:“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该拿400元钱,我该拿40块钱,朱自清该拿4块钱。”

西南联大青年教师陶光是刘文典的得意门生。因教务繁忙,陶久没去拜见老师。某日,陶拨冗专门拜访。一见面,刘文典就劈头盖脸地把他一顿臭骂,说他是“懒虫”、“没出息”,“把老师的话当耳边风”。陶光被骂得莫名其妙,忍无可忍正要反击时,刘文典一拍桌子,更加大声说:“我就靠你成名成家,作为吹牛的本钱,你不理解我的苦心,你忍心叫我绝望吗?”口气由硬变软。陶光听到老师是想把自己当作“吹牛的本钱”后很受感动,几乎破涕为笑。师生的情谊从此更深了。后来刘文典特地请陶光为自己的着作题签。

西南联大时,刘文典的学生李埏在向他借的一本《唐三藏法师传》的书页中,发现了一张老师用毛笔画的老鼠,遂要求老师解释。刘文典听后大笑不已,说自己在乡下看书时点香油灯,灯芯上的油会滴在灯盘上。一天深夜他在灯下看书时,见有老鼠爬到灯盘上明目张胆地吃起了盘子上的油。他本想打死它,但转念一想,老鼠是在讨生活,我读书也是为讨生活,何必相残呢?于是随手用毛笔画了一幅老鼠像夹在书中。李埏感慨:“先生真有好生之德!”

刘文典在课堂上往往会发惊人之语。一次,学生向他讨教如何写好文章。他信口说:“只须注意观世音菩萨就行了”。学生不解。他说:“‘观’,是要多观察;‘世’,是要懂得世故;‘音’,是要讲究音韵;‘菩萨’,即是要有救苦救难,为广大老百姓服务的菩萨心肠。”

梁启超:革命先驱,国家脊“梁”

梁启超(1873.2.23-1929.1.19),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等。汉族,广东新会人,中国近代维新派代表人物,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着名学者。中国近代史上着名的政治活动家、启蒙思想家、资产阶级宣传家、教育家、史学家和文学家。戊戌变法(百日维新)领袖之一。曾倡导文体改良的“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

“杀几个一品大员,法即变矣”

1890年,17岁的梁启超在同学陈千秋的引荐下拜会了33岁的广东南海人康有为。

初次见面,两人竟从早上8点聊到晚上7点。此前梁启超接受的是传统教育,康有为给他打开了一扇西学的大门,立宪、维新、变法,这是一条全新的道路。梁启超觉得以前学的不过是科举考试的敲门砖,不是真正的学问。于是,他当场拜康有为为师。当时的梁启超已是举人,康有为却只是一名监生。

康有为在广州修建了一所万木草堂,开馆授徒。万木草堂为期一年的学习使梁启超获益匪浅,他后来回忆说“一生学问之得力,皆在此年”。同时,梁启超的学识和辩才,也开始在康有为的诸多弟子中脱颖而出。

可惜,神州虽大,却已容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

这是一个被内忧外患困扰的国度,平民以不谈国事为戒律,政府贪污腐化无能,对外只希望妥协可以换取短暂的和平,对内则盘算着同洋务运动后兴起的民营企业家争夺财富。

1895年春天,梁启超跟康有为一同进京参加会试。4月,《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传来,梁启超和其他举人们愤怒了,在康有为的振臂一呼下,1300多名举人签名上书,敦促朝廷拒绝和议,着手改革。史称“公车上书”。

这次会试,康有为高中进士,梁启超却榜上无名。出现这样的结果并不奇怪,因为主考官是守旧派代表徐桐,对变法维新深恶痛绝,凡是文章中有离经叛道的,都将摒弃不录。巧合的是,徐桐先看到梁启超的考卷,见通篇都是恣意发挥的今文经学的微言大义,以为是康有为的,当即刷了下来,康有为的考卷却因此侥幸过关。即便如此,副考官李文田还是颇为欣赏梁启超的文采,在文末颇为惋惜地批道:“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

公车上书如泥牛入海,杳无音讯,康有为决定另辟蹊径宣传维新思想。1895年8月,他创办了《万国公报》,随《京报》发行,赠送给王公大臣阅读。梁启超作为主要撰稿人,撰写了大量介绍西方、宣传变法的文章,用饱含深情的文笔打动了许多上层人士,当康有为发起成立“强学会”时,张之洞、刘坤一等封疆大吏纷纷慷慨解囊,出资赞助。

康梁的活动引起了守旧派的不满,次年1月,清廷强行解散了强学会。康有为应汪康年之邀,携梁启超南下上海,筹办《时务报》。《时务报》的精华文章几乎都是出自梁启超之手,他强烈反对自强运动中的技术决定论,由于学习了明治维新的经验,他坚定地认为,为了使中国复兴,政治的改革比技术的输入更为重要。梁启超主张,中国政治改革的关键是彻底改革教育制度,提供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政治经验这方面的教育。基于这种思想,当湖南开办时务学堂,黄遵宪推荐他为总教习时,他欣然领命。1897年秋,他到达长沙。梁启超的名字引发了人们的热情,有多达4000个年轻人来到长沙报考参加入学考试,结果只有40人被录取。梁启超向学生宣传排满的激进思想,他们秘密重印和散发黄宗羲的禁书《明夷待访录》。为学生写的评语中,梁启超直言不讳地提到,在17世纪征服中国的过程中满人犯下的屠杀暴行,这在当时无疑犯了大忌。1897年冬天,德国强占胶州后,梁启超对清廷十分愤慨,他向湖南巡抚陈宝箴提议,如有必要,湖南应宣布脱离北京的中央政府。

在此期间,梁启超还不忘结交权贵,为康有为援引势力。当他去拜会湖广总督张之洞时,正值张的侄儿娶亲,宾客盈门。张之洞听说梁启超前来,当即撇下宾客,大开中门,将他迎进内厅,与之彻夜长谈。

国家命运危在旦夕,康有为回到北京,再次向清廷上书请求变法。和以往的上书不同,他的请求立刻得到了朝廷肯定的答复。1898年6月11日,光绪发布上谕,宣布变法。6月16日,康有为被召入宫,“百日维新”拉开帷幕。7月3日,梁启超也受到光绪召见。

可惜,满口的广东方言害苦了梁启超,“孝”被读成“好”,“高”读成“古”,皇帝听不懂他的话,大为扫兴,只赏了他一个小小的六品衔,任印书局编译。

比起康有为与皇上几个小时的长谈,梁启超的这次召见并不成功。从此,梁启超痛下决心学习官话,妻子李蕙仙自幼在京城长大,官话十分流利。梁启超流亡日本后,请夫人教他官话,妇唱夫随。

很快,他的官话口语水平大有长进,在社交场合得心应手,不再吃亏了。

轰轰烈烈的戊戌变法开始后,康梁等人根据皇帝授意,发布了不少实行新政的诏书,如设立学堂、奖励发明创造、改革财政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