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美国文化的影响，燕大当年发通知多用英文。有一次钱穆接到一份水电费缴费通知，上面全是英文。当时水电费须按月缴，因他英语不好，接到英文通知很气愤，干脆不缴，年底学校来人问他收到通知没有，他说收到了。来人又问：为何不按月缴费？钱穆愤然回答：吾乃国文教师，不必识英文，何以在中国学校发英文通知？对方一时哑然。
还有一件事也很能见钱穆的性格。胡适对钱一向十分欣赏，有人向他请教先秦诸子的有关问题，胡适便让他们找钱穆，说你们不要找我，钱穆是这方面专家，你们找他。见胡适这样推崇钱穆，大家对钱穆也另眼相看。一次胡适生病，许多人都争先前去拜访，乘机联络感情，钱穆偏偏无动于衷。朋友知道后，对钱穆大加责备，认为他太寡情，辜负了胡适对他一片好意。钱穆不以为然地说，这是两回事，怎能混为一谈？如果他帮助过我，说过我好话我就去看他，那叫我今后怎么做人？钱穆的性格由此可见一斑。
在北大教授中，钱穆除了学问好，人品亦佳，在师生中有口皆碑。他平时不苟言笑，埋头治学，惜时如金，但绝不是一个酸夫子，而是一个很有生活情趣，也很懂生活的人。他毕生有两大爱好，一是昆曲，一是旅游。他在常州中学时受老师影响爱上昆曲，自谓“余自嗜昆曲，移好平剧，兼好各处地方戏，如河南梆子、苏州滩簧、绍兴戏、凤阳花鼓、大鼓书”。因为爱昆曲，由此喜欢上吹箫，终生乐此不疲。长兄好笙与琵琶，他喜欢箫笛，当年在乡教时，兄弟二人课余常常合奏《梅花三弄》，成为早年一大乐事。
钱穆特别欣赏朱子的“出则有山水之兴，居则有卜筑之趣”的生活方式，也自觉实践。他读书治学都尽可能选择环境清幽、景色绝佳的地方。初到北大时一段时间，他借住在朋友汤用彤家。汤家位于南池子边，紧靠太庙，四周广布古柏草坪，“景色幽茜”。在西南联大写《国史大纲》时居住的宜良县岩泉寺山明水秀，更是人间仙境。其后借读的苏州耦园还读我书楼，三面环水，“有池林之胜，幽静怡神”。晚年栖居的台北外双溪素书楼，依山面溪，是台湾有名的风景名胜地。仁者乐山，智者乐水。这话用来形容钱穆再合适不过。钱穆治学之余，每到一处，总要遍访名胜游山玩水。在北大几年，几乎年年出游，“余在北大凡七年，又曾屡次出游”。几乎遍及山东、山西、江西、河南、湖北等周边地区。即使在西南联大那样艰苦的条件下，也照样游兴不减，许多当地人没有去过的地方，他都游到了。在遵义浙大执教时，适逢学生李埏也来任教，于是拉着他一起遍游遵义山水，李埏已精疲力竭了，他仍兴致勃勃。李埏原以为老师这样的人一定终日埋头读书，不想他长日出游，大为感叹：“不意先生之好游，乃更为我辈所不及。今日始识先生生活之又一面。”对他的诧异，钱穆自有一番解释：“读书当一意在书，游山水当一意在山水。乘兴所至，心无旁及……读书游山，用功皆在一心。”这才是钱穆。
“枯桐欣有凤来仪”
钱穆个人生活并不像治学那样顺遂，一生三次结婚，可谓五味俱全。在此之前，钱穆曾有过一个未婚妻。离钱家十里外后宅镇有一个有名乡村医生姓沈，对书香世家钱家十分敬佩，主动将自己女儿许配给钱穆。钱穆在南京钟英中学的那年暑假，忽得了伤寒症，情况十分危急，一家人无计可施。沈翁听到女婿病重的消息，忙对其他病人说，“我必先至婿家”。经过他多次细心诊治，才把钱穆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然而不幸的是，未婚妻不幸因病早夭，这门婚事便结束了。
1917年秋，在长兄的主持下，钱穆第一次结婚。婚后夫妇便住在素书堂东边一间老屋里。1928年，夏秋之交，妻子及新生婴儿相继病逝，长兄归家料理后事，因劳累伤心过度，引起旧病胃病复发，不治身亡。“两月之间，连遭三丧。”钱穆的痛苦是可想而知的。一度“椎心碎骨，几无人趣”。长兄与他感情最厚，他的名字穆便是长兄取的。长兄去世时年仅40岁，遗下妻子及两子两女。长子16岁，跟着钱穆在苏州中学读高一，即后来着名的科学家钱伟长，钱伟长的名字也是钱穆所取。钱穆去世时，钱伟长挽联云：“生我者父母，幼我者贤叔，旧事数从头，感念深恩于有尽；从公为老师，在家为尊长，今朝俱往矣，缅怀遗范不胜悲。”
第一任妻子去世后，朋友金松岑到处为他张罗。金松岑曾是《孽海花》一书最先起草人，德高望重，是钱穆最敬佩的前辈和忘年交，曾先后两次为钱穆做红娘。第一次为他介绍的是他的侄女，号称东吴大学校花，两人曾通过几封信，见面后，对方坦言：钱先生做老师很合适，做丈夫却不合适。金松岑又把钱穆推荐给自己的一个女弟子，女弟子回了一信：“钱君生肖属羊，彼属虎。羊入虎口，不宜婚配。”虽然媒未做成，钱穆对金松岑还是十分感激，所以第二次结婚时，仍请他做了介绍人，算是圆了他一个红娘梦。
1929年春，钱穆在苏州娶继配张一贯。张一贯也是一个有文化的人，曾做过小学校长。婚后第二年，钱穆只身到燕大任教，等北大工作稳定后才接妻子到北平团聚。华北告急，钱穆只身随北大南迁，1939年夏钱穆回苏州侍母时，张一贯才携子女自北平回到苏州团聚。一年后钱穆又只身返校，从此辗转大后方各地。他是有名的只顾学问不顾家的人，一心治学，与家人聚少离多。钱穆与继配生有三子一女。1949年他只身赴港，从此再也没有回到大陆。
钱穆一生中，对他帮助最大并与他长期相守的是他的第三任妻子胡美琦。胡是他在新亚的学生，两人的婚姻可以算是师生恋。
胡美琦是江西人，父亲曾做过江西省主席熊式辉的秘书长。解放前夕，胡美琦从厦大肄业后随全家迁香港，就读新亚学院。仅做了一年钱穆的学生，就随全家迁台湾。
两人的姻缘很有传奇色彩。1951年冬，钱穆到台湾为新亚募捐，一次应约在淡江大学惊声堂演讲，演讲刚刚结束，突然新建成的礼堂的顶部发生坍塌，一块水泥正巧砸在钱穆的头上，钱穆被砸得头破血流，当场昏倒，在医院里昏迷了两三天才醒来。当时胡美琦在台中师范图书馆工作，因为与钱有师生关系，每天下午图书馆工作结束便来护侍，晚饭后离开，星期天则陪他到公园散步。随着相互了解的加深，两人渐生感情。1954年师范大学毕业后，胡美琦重回香港，两人经常相见。一次胡美琦胃病复发，久治不愈，为了便于照顾，钱穆向她求婚，胡美琦答应了。1956年1月30日，两人在九龙亚皆老街更生俱乐部举行简单的婚礼。新婚洞房是在九龙钻石山一个贫民窟租的一套两室一厅。虽然条件简陋，钱穆却十分高兴，亲自撰写了一副对联：“劲草不为风偃去，枯桐欣有凤来仪。”
刘师培：激烈的少年大师
刘师培（1884-1919.11.20），字申叔，江苏仪征人。他在学术舞台上连创佳绩，甚至与章太炎齐名，并称“二叔”（章太炎字枚叔，刘师培字申叔）。刘师培曾经着意满清科场，后来却力倡排满革命，他35岁的生命非常短暂，但对学术界的贡献却是不容忽视的，有人称他为“少年同学大师”，而他则自称“激烈派第一人”。
激烈派第一人
1903年，19岁的刘师培北上会试，未中，归途中经过上海，结识了蔡元培、章太炎等人。到上海没有几天，就目睹了震惊海内的《苏报》案。《苏报》是当时上海发行量较大的报纸，受新型知识分子爱国热情的影响，言论激进，邹容的《革命军》就是在这里发表的。由于《苏报》言辞激怒了满清政府，邹容、章太炎等人被捕，从此刘师培卷进了政治漩涡。
冬天，他和蔡元培创办了一份报纸《俄事警闻》，作为当时“对俄同志会”的宣传机构。第二年改名为《警钟日报》，成为上海滩最着名的革命报纸。没多久，刘师培抛出了一个重型“炮弹”，即刘师培所撰《攘书》。
刘师培早年是一个激烈的反清政府的革命派。他同章太炎是好朋友，受章太炎影响写《攘书》表示自己的“排满”决心，又写了《黄帝纪年论》、《论激烈的好处》等论书，宣传“排满革命”的民族文化思想。刘师培手中的精神“武器”便是传统的“攘表”思想。
《攘书》（1903年）开首便说，“攘，《说文》云，推也”，“吾”豕韦之系世秉麟经，我生不辰，强虏横行，鉴于前言，扶植人极，炎黄有灵，实凭实式。刘师培以“攘夷”为历史使然。刘师培坚持黄帝纪年。他认为，一个民族必须追溯自己的起源，中华民族的祖先是黄帝，应以黄帝纪年。刘师培的思想存着一份爱国热忱，因此他对未来的中国抱着殷切的希望。他说：“吾远测中国之前途，逆料中国民族之未来，吾惟有乐观。”“则中国之在二十世纪必醒，醒必霸天下。”他还说：“中国其既醒乎，则必尽复侵地，北尽西伯利亚，南尽于海。建强大之海军，以复南洋群岛中国固有之殖民地。迁都于陕西，以陆军略欧罗巴，而澳美最后亡。”“既醒之后，百艺俱兴，科学极盛，发明日富，今世界极盛之英德美不足与比也。”不过也要看到，在许多的“主义”中，大概民族主义最难把握“度”，每当走过头便可能仄向狭隘的一途。
《攘书》把刘师培推到了排满革命的最前沿，这也奠定了他在中国近代革命史上的重要地位。他的言论及行动都是激烈的，这一时期刘师培表现出来的“排满”决心与热情无人能及。
刘师培在《警钟日报》上射出的另一个“炮弹”就是《中国民约精义》，即用中学来解释西学的民主观点。
刘师培早年是一个别具特色的民主论者，他注意用中学解释“民主”，想在中西学融会贯通中，求其新解，并能被中国人接受，这应该说也是将西洋学说“中国化”的一种尝试。刘师培在《中国民约精义·序》中说，我国国民知道有“民约”二字的，已经有三年了。卢梭《民约论》为欧洲政学之力作，对中国仅增加一新名词而已，实应大力宣传，以求普及。同时他又认为“民约”思想，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发明。故当可从中国经典中寻找出本国“民约”思想精华。由此原因编写了《中国民约精义》，在这本书中他引用《周易》、《尚书》、《诗经》、《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国语》、《周礼》、《礼记》、《论语》等有关君民、君臣关系论述，旁征博引，述及己见，论“民约”思想，证明在中国可以实行“民约”思想。
刘师培的《中国民约精义》对于清末年宣传民主思想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刘师培毫不讳言称自己是“激烈派第一人”，他曾热情地讴歌主张社会革命的卢梭：“他说的话都是激烈不过的，那巴黎的革命，就是被他鼓动起来的。”他认为这种激烈的态度是每一个新型的知识分子必备的条件。他指出，一个真正的维新者，除了具有新学知识外，还应具备三个条件：“一是讲国学，一是讲民族，一是主激烈。”
在言论上他是主激烈的，行动上他也不示弱。1904年的11月，蔡元培、陶成章在原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的基础上，组建了光复会。该会以暗杀和暴动作为主要抗清手段。光复会一成立，刘师培就加入了，而且是最积极的一员。没多久，他就和另一个会员万福华去刺杀王之春。王之春生于1942年，曾任浙江、广东的按察使。1898年他在四川布政使任上疯狂镇压余栋臣起义，被升了官，当上了山西、安徽巡抚。1902年任广西巡抚时，主张以出让广西矿产权利为条件，“借法款、法兵”镇压广西人民起义。他的这一做法成了国内拒法运动的导火索。清政府第二年就把他解了职。刘师培找这样一个人下手，是为了解心头之恨，并给那些卖国的官员们敲一下警钟。这次刺杀行动以失败而告终，刘师培第一次感受到了干革命并不是件容易事。后来徐锡麟安庆起义的失败再一次证明了暗杀和暴动这种冒险的激进行为，是不足以撼动一个政权的基石的。
紧接着，新的打击又来了。他主笔的《警钟日报》由于反满言辞过于激烈，1905年3月25日清政府突然下令查封，并追究主要负责人的责任，刘师培在通缉之列。从“排满”到革命，从反对“三民主义”到宣传文化民族主义，再到宣扬无政府主义，宣传复辟帝制等等，刘师培学术道路上遇到了阻碍，使他不能平心静气地去研究国粹学，在仕途上他也是走上了一条狭窄的道路，最终只落得仓皇出逃的命运。
生活的艰辛再加上现实的压迫，动荡不安的社会造就了刘师培善变的性格。
少年国学大师
激烈的“排满革命”言行，尤其是《攘书》和《中国民约精义》发表之后，使刘师培声名鹊起，成为与章太炎、蔡元培齐名的革命党人。
就在《警钟日报》被封的两个月，邓实、黄节等人在上海成立了一个以“研究国学，保存国粹”为宗旨的国学保存会，创办了机关刊物《国粹学报》，“内典道藏旁及东西洋哲学，无不涉猎及之”的刘师培其国学造诣，在所有的保存会会员中无出其右者，就连章太炎有时候也自叹比不上他。
因为待在上海并不顺利，刘师培1905年回到老家芜湖。回到老家后，刘师培经常收到章太炎写给他的信，信中章太炎极力劝刘师培应该致力于学术研究以保存国粹。此时，刘师培又想起了章太炎在狱中说的那些话，被这个比他大15岁的师友感动了。
刘师培决定研究国粹，从此，在《国粹学报》上出现了刘光汉（刘师培曾用名）这个名字，有人统计过，从《国粹学报》第1年第1号到停刊，共出82期，几乎每期都有他的文章，他来上海后，开始着述工作，到民国元年，经历了7年，这期间他着述43种，而发表在《国粹学报》上的就有33种。几乎期期都有，每期上他的文章总是被排在第一篇，篇幅往往很长，32开本的书，有时竟占全报的2/3还多，别人的文章只是配角。可以这样说，没有刘师培，就没有当时的《国粹学报》，人们读《国粹学报》也就是为了读刘师培的文章。两年后他去了日本，转而研究宣传无政府主义，学报也渐渐失去先前的光彩与魅力。
在短短的两年里，《国粹学报》也成就了刘师培。迅速把这个20出头的年轻人推上了国学大师的宝座。在当时的革命派的阵营里，能赢得这一称号的除了刘师培就是章太炎了。在他主笔《国粹学报》期间，该报在上层知识分子中间非常有影响。刘师培能够把西方社会学的新理论、新方法引入国学研究中，的确让人耳目一新。该报作为当时国粹思潮中最出色的刊物，对改变知识分子的思想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少年国学大师”这一称号并不是混来的，而是靠他自己的学识得来的。
后来成为国学大家的钱玄同，非常惊讶刘师培的才气，只比自己大3岁，却怎么会有这么大的才气！因此他非常想认识刘师培。后来刘师培去日本，钱玄同在章太炎的住所结识了他，他们的友谊也就从此开始了。宋教仁也非常喜欢刘师培的文章，他在日本听说《国粹学报》创刊，马上邮资订阅多年的学报，从此成了一个学报的忠实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