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半农不仅写一手好文章，工诗书，而且还是中国现代早期的一位业余摄影家。这一点知道的人并不多。他最早的摄影活动可以追溯到他从常州府中学退学之后。他从中学退学后，一时没有找到职业，为了生计，就买了一只照相机在家乡代人照相，这要算是江阴历史上第一家照相馆。由于只此一家，生意还不错，多少可以补贴家用。到欧洲留学，是他业余摄影的第二个阶段，真正投入精力从事业余摄影是留学归国后。从法国回来，刘半农加入了北京大学摄影爱好者组织的摄影团体北京光社。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业余摄影团体。刘半农最喜欢照风景照，经常与同人一起切磋技艺，先后参加了四五次摄影展览。
刘半农虽是北大名教授，但却绝不是一个学究。从骨子里，刘半农是一个洒脱达观敢作敢为的人，有几件小事可以证明。
1930年5月，刘半农被教育部任命为北京大学女子学院院长，到任不久，刘半农就针对学生中存在的不良习气，颁布了《禁止女生入公共跳舞场布告》，禁止学生跳舞，同时还禁止女生间互相称Miss，而要改称姑娘。禁令一出，沸沸扬扬，但他坚持不为所动。
刘半农身为名作家名教授，许多报纸都以能刊登他的作品为荣。一次，老友成舍吾见面时抱怨他很久不给他的报刊写文章。刘半农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我写的都是骂人的，你敢登吗？成说，只要你敢写我就敢登。刘半农就真的写了一篇讽刺考试院院长戴传贤的文章《南无阿弥陀佛戴传贤》，文章讽刺戴只念佛不做事。《世界日报》收到就发了，戴看到后大为光火，他不敢拿刘半农出气，只好拿报纸开刀，结果报纸被停刊三天。
刘半农去世前最“出格”的举动，就是采访名妓赛金花。堂堂的北大名教授去采访一个名声不佳的妓女，这样的事情也只有刘半农做得出来。早在几年前，刘半农就从报上了解了有关赛金花的事迹，但众说纷纭，蒙在她身上的迷雾一直让人不辨真假，有人把她说成“民族英雄”，有人认为她就是一个出卖肉体和灵魂的妓女。刘半农觉得她是一个值得研究的传奇人物，应该趁她活着时调查清楚，揭开事情真相。于是，刘半农便带着自己的得意门生商鸿逵前往北平居仁里的“江西魏寓”亲自采访。风烛残年的赛金花没有想到大名鼎鼎的刘半农会来采访她这样的人，非常激动，决定接受采访，公开讲述自己的生平事迹。通过多次采访，结合研究历史，刘半农基本拂去了蒙在她身上的历史迷雾。刘半农采访名妓赛金花的事件再次引起了轰动，赛金花一时又成了社会热门话题。投桃报李，刘半农去世后，赛金花一袭黑衣专门前往追悼，一时传为奇谈。刘半农去世后，《赛金花本事》才由他的学生整理出版。
“我不希望她缠足吃苦头”
刘半农和朱惠是一对理想的又是患难与共的恩爱夫妻。这是一个温馨的家庭，生活于其中的孩子们总是感到无比的快乐和幸福。《教我如何不想她》这首歌词是刘半农受到朱惠的影响而作的，它是从内心迸发出来的歌声，感染力极强。后来这首歌词被着名作曲家赵元任谱了曲，在全国歌唱流行，成了20世纪30年代青年人最爱唱的浪漫歌曲，并受到世界文化界的重视。
刘半农和朱惠都是江阴人，出生在晚清，尽管身上有许多旧社会的印记，可是在儿女们的心目中，他们却是新时代的恩爱夫妻和开明父母。年轻时按照当时的风气，刘半农和朱惠都不能进行公开的社交活动，所以互不相识，要等待父母之命和媒妁之言来撮合。刘半农的母亲和朱惠的母亲都是信佛的，她们常到离刘家不远的一座庵堂去进香拜佛，在那里相见认识，日子久了，建立了友谊。有一次，刘母带了年轻的刘半农，朱母带了年轻的朱惠和她的妹妹同进庵堂，两老相见以后，都非常高兴。刘半农和朱惠虽然是初次相见，但彼此印象都不错。以后次数多了，渐渐熟悉起来，加深了印象。有一天，朱母忽然向刘母提起了这一对青年男女的婚姻，提到她的大女儿，也就是美丽贤惠的朱惠，和青年才俊刘半农相配正是天生一对。最初刘母同意，可是刘父不赞成，理由是两家的门户不相当。实际上刘父嫌朱惠年龄比刘半农大三岁，认为不太理想。可是朱母却非常喜欢年轻的刘半农，觉得他相貌端正，聪明活泼，意欲必成，既然男方以年龄为由推辞，遂提出将她的二女儿许配给刘半农，因为两人年龄相当。这样婚事竟谈成了，双方便订立了婚约。不料订婚不久，朱家二小姐竟然因病去世，婚约关系中断了。过了一段时间，朱母又旧事重提，极力促成她的大女儿与刘半农联姻。为了妥当起见，朱母更进一步征求刘半农本人的意见。事情谈得很顺利，刘半农毫不犹豫地就答应了。这样一来，刘父也就不再坚持己见，男女双方终于订了婚约。
根据当时的社会传统，订婚男女并不直接来往接触，以免受社会舆论的非议。可是年轻的刘半农是个性情十分开朗的人，在新时代思潮的影响下，态度与众不同，他敢于打破常规，独自去女方家走动，并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有一次，刘半农去朱母家，进入院子便瞥见年轻的朱惠正倚着井栏边打水。刘半农缓慢地上前想与朱惠说话。不料朱惠惊慌起来，急忙离开井边，回到上房。她跨进门槛时，裙下露出了裹足的红绣鞋，刘半农见了顿生怜悯之情。他回家以后就问刘母为什么女子要缠足。刘母回答说：“女孩不缠足如何嫁得出去？”可是刘半农则大不以为然地说：“她现在已经是属于刘家的人了，用不着担心嫁不出去，我不希望她缠足吃苦头。”刘半农嘴上这么说，心里就决意要做到。他要求刘母去通知朱母不要让朱惠缠足。朱母听到这样的话，既赞成又担心，答应试试。事实上年轻的朱惠因为缠足痛苦，心有不甘，常独自流泪，早就偷偷地早裹晚拆，以避人耳目。现在听说刘家不要求她缠足，真是高兴。由此朱惠对刘半农的慷慨大方、关心体贴，万分感激。所以婚后俩人相亲相爱，朱惠对刘半农的忠贞不渝，是真正的知己相报的表现。
刘半农和朱惠订婚不久，朱惠就被迎回来当养媳妇，侍奉两老。辛亥革命前夕，刘母突然患病，刘半农被叫回家，就在刘母病危期间，依照传统风俗和朱惠结了婚，俗称“冲喜”，以期重病的刘母速愈。此后刘母去世，朱惠就担起了全部的治家责任。辛亥革命爆发以后，学校关闭了。刘半农和二弟一起到清江的军队中去工作，刘半农当文书，他二弟吹军号，兄弟俩开始接触到新时代的革命活动。以后他们发觉革命军队内部情况混乱，思想复杂，心里感到不满而回了家。接着刘半农又和二弟同去上海谋生。当时家里的烧、洗、缝、补等家常事，都靠朱惠独自操持，甚至还要照顾小叔的梳洗。当生活困难时，朱惠还要从外面承接一些零活在家里做，以贴补开支。
刘半农和朱惠婚后过着恩爱愉快的生活，只是因为家务负担很重，朱惠一人独挑，十分辛苦，曾两次怀孕流了产，引起刘父的不满。他听信了卜卦先生的胡说，以为刘半农命中无子，并断定朱惠不能生育，要求刘半农把朱惠休去或者娶妾以传宗接代。刘父甚至进一步施行家长权威，认真地物色了对象，趁刘半农1913年夏天从上海回江阴时，想说服他娶妾，可是遭到刘半农的坚决反对。因为在江阴家里不能摆脱掉刘父的重子孙、轻感情的消极影响，刘半农就在刘母的帮助下，把朱惠接到上海居住，开始了独立的小家庭生活。那时刘半农已在上海中华书局担任编辑工作，有稳定的收入可以养家。
1920年8月9日，刘半农在上海《时事新报》的《学灯》上，刊发《“她”字问题》，第一次系统阐述用“她”字指代第三人称的阴性。此时的刘半农已是北京大学教授，在新文化运动中也打了几个漂亮的硬仗，但由于他仅有高中肄业学历，因而一些人对其略有微辞。为此，1920年2月，他携妻带女，到伦敦大学留学。他学习语音学，颇为辛苦，但诗情不辍，1920年9月4日，创作了《教我如何不想她》（初标为《情歌》，刊于1923年9月16日北京《晨报·副刊》），第一次在诗中用了“她”字。这首诗颇有民谣之风，读起来琅琅上口，其中“微云”、“微风”、“月光”、“鱼儿”、“燕子”、“暮色”、“残霞”等，入诗即美，予人以“欲寄相思千里月”、“梨花一枝春带雨”的遐想。那么，谁是刘半农的有情人“她”呢？有人说，此诗是献给夫人朱惠的一阕心曲，这或许有些想当然，但正如他的女儿刘小惠所言，它是受其母影响而作的。作为患难夫妻、恩爱夫妻，二人有摄影同好，刘半农的诗句“暗红灯下的蜜吻”，堪为其爱情的鉴证。
赵元任：专精他业的语言大家
赵元任（1892.11.3-1982.25），汉族，字宣仲，又字宜重，江苏武进（今常州）人，生于天津。他是中国现代语言和现代音乐学先驱。赵元任兴趣广泛，乐于求知，勇于创新，涉猎语言、方言、音乐、数学、天文、哲学等诸多领域，而且能够在每一个领域都取得很高的成就。他以融会古今、贯通中西的广博学识和新颖精湛的学术思想以及严谨科学的研究方法，开始了现代方言学研究领域的全新局面，成为开风气之先的现代语言学大师。
就喜欢琢磨
赵元任自幼就流露出对一切新鲜事物的敏感，也因之有了广泛的兴趣爱好。他凡事都喜欢琢磨，是那种一琢磨起来就忘了世界的人。少年时，他在语言方面的天赋就逐渐开始崭露头角。赵元任对新的事物有着近乎狂热的追求，正是他对真理的渴求、探索和追求新事物的性格奠定了他卓越的一生。
赵元任6岁时，他的祖父正在做冀州直隶州的知州，那时出现了月全食。大家拿着锅、桶子等器物，乒乒乓乓地打，好把吃月亮的天狗吓倒再把月亮吐出来。当地方官的，穿起官袍一次一次地行礼，外头挂着许多旗子、幔子之类的东西，像过年似的那么热闹。而小赵元任的兴趣却是观看月亮，他发现那月亮好像月牙儿似的，可是又不像平常的月牙儿。那月牙儿越变越小，后来小到应该没了的时候，却出乎自己的预料，反倒变成了个红红的一个大圆盘的月亮。他很想知道为什么是这样，但是那时候没有人能够解答他的疑问。从此他养成了观看天象的习惯，对天文的兴趣成了他一生的嗜好，后来他上大学选修了天文学课程，考试成绩获得了100分。
除了自然现象，赵元任从小还表现出对科学的兴趣，喜欢自己琢磨，自己动手试验。6岁时，有人送给他一个三寸放大镜，他竟完全靠自己琢磨而发现放大、倒影、阳光下聚焦取火的几种功能，并自己用透镜组装了望远镜和显微镜。
童年的赵元任对一切事物都充满了好奇，充满了求知的渴望。童年的他不曾想到，对于方言的兴趣--他自己后来回忆说是为了“好玩儿”，竟会成为他一生的事业。
赵元任的第一位私塾老师陆轲轩反对读书不求甚解，经常讲解课文生字，使学生尽可能多理解，在他的教育下，赵元任养成了好问求解的好习惯。
14岁，赵元任又回到了常州，入读溪山的一家私立学校，开始接触现代科学知识。他开始走出私塾的狭窄圈子，不仅学习了科学知识，系统地学习了英文，还参加了丰富多彩的课余活动。他自己把这一年称为身心发展的转折点。
从15岁到18岁，赵元任第一次离家到南京的江南高等学堂预科学习。这一时期，他学习勤奋，兴趣也更加广泛，经常自己做科学实验，天文学知识也不断得到丰富，对观察彗星越发有兴趣。他还选修了德文。在南京学习期间，他学会了福州话--年轻的赵元任已经逐渐显露出他的语言天才。凭着中小学时期的勤奋学习和自己的天赋，他3年预科未读完，就到北京准备报考清华的留学官费生。为了应付考试，他在考试前自修了拉丁文。1910年7月21日，他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留美考试。这次考试一共录取了70名学生，赵元任以优异的成绩名列第二。
赵元任后来回忆说：“心理学家说，一个人的性格在早年便已形成，或许在学习说话之前。我并非心理学者，可是据我记忆，在我第二个9年当中，我自己以及围绕我四周的人们，改变得较我一生其他时期都要多。”
留学美国，对赵元任性格的形成及一生的道路选择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他的出国是由中国当时特定的社会文化走向（中西文化撞击产生的学习西方的潮流）和他对真理的渴求、探索及追求新事物的性格决定的。
在留学期间，赵元任仍然保持着自己广泛的兴趣，并且集中发展了适合自己的几项，如语言、音乐、天文等。留美10年，是他的知识飞速增长的10年，更是他的性格开始发生变化并且日趋成熟的10年。他敏于创新的性格使他在一些方面做出了前所未有的突破。
到达美国后，赵元任进入康奈尔大学，集中精力学习数学与物理，但他仍然保持了自己广泛的兴趣，尤其喜欢自己琢磨。
由于对中国各地方言颇有兴趣，他与同宿舍的胡明复互相学习方言，并在修毕康奈尔需要的语文学分后，又主动从宾州史克兰顿城的国际函授学校学习法文。当时正值世界语运动的初期，赵元任成了“世界语俱乐部”的积极分子。他在学校里选修了戴维森教授的语音学课程，学习了国际音标和比较系统的现代语音学理论知识，这给他后来的方言调查和语言学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他对哲学的兴趣也不小。在康奈尔第一年，他的兴趣就从数学转移到哲学。他喜欢罗素，在课外阅读了很多罗素的着作，他在日记里曾说罗素的《哲学论文集》与他的想法很符合。
他4年的学习成绩极其优异，数学得过两个100分，一个99分，天文学得的也是100分。据说，他这两门功课的成绩是康奈尔大学历史上保持了好几年的平均成绩的最高记录。1914年夏天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
赵元任在留美期间的出色表现，不仅得到了学校老师的好评，也深得留美同学羡慕佩服。同在康奈尔大学的胡适，在他的留美日记中有七处关于赵元任的记载，在这些记载中，他提到了赵元任的学习成绩、音乐天分、广泛的兴趣爱好、在语言上的天赋以及他“元任辨音最精细，吾万不能及”的感慨。他对才华横溢的赵元任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以后的历史证明这些评价都是很准确的。
语言就是个“好玩儿”
1915年以后，赵元任一直在考虑学成回国做什么，自己最适合做什么的问题。他时常和同学讨论中国语言的问题。他觉得自己也许适合研究中国语言问题，又想到自己一生的工作也许是国际语言、中国语言、中国音乐和认识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