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至40年代末，是中国历史上大苦难、大动荡、大辉煌、大变迁的时期。其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自由解放的斗争风起云涌，对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统治形成了最有力的挑战。这是一个呼唤英雄也产生了英雄的伟大时代。苦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在血与火的洗礼中，结束了被欺凌和被奴役的历史。新中国像一只五彩斑斓的金凤凰，利剑一般刺穿重重阴霾，腾飞于世界的东方。
一部辉煌的中国革命斗争的历史，像一座丰碑耸立在亿万中国人的心间。在众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行列中，有一个人是人们所熟悉的，他的一生，和许多老革命家一样，几乎伴随着中国革命的全过程。从第一次大革命初期，到国民革命高潮的到来；从大革命失败到共产党领导的新的革命高潮的出现；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直至今天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时期……半个多世纪漫长曲折、充满惊涛骇浪和激流险滩的伟大征途上，他都作为马列主义忠实的信仰者，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忠诚党员，用他的行动实践着自己一个共产党员的诺言为党的事业和人民的利益奋斗不息。这个人，就是马文瑞同志。
我开始听到马文瑞这个亲切而朴素的名字，还是20世纪60年代初在延安上小学的时候。那时学校工作很注重革命传统教育。在每周一次的主题班会和少先队队会上，常常请来老革命、老红军讲述当年“闹红”的故事。“马文瑞”这个名字，时常在他们的故事里出现。也就是从那时开始，我知道马文瑞和刘志丹、谢子长、阎红彦、习仲勋、马明方以及其他许多西北革命中的杰出人物一道，创建发展了西北的党组织、红军和革命根据地，他们成了我们小学生心目中的英雄。我们敬仰革命的老前辈，很希望能够见到他们中的健在者。当时并不知道，早在1954年，当我尚未出生的时候，马文瑞同志已经担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部部长。他住在北京，工作很忙，没有时间回延安，也就不可能满足一群小学生的愿望。
第一次见到马文瑞同志，是在80年代初。当时我在延安地区行署办公室工作，去西安参加一个会议。会间一天晚上，在东风剧院看戏，演出快要开始时，由台前侧门进来几个人，其中就有马文瑞同志。“马书记！”有人小声说。当时，马文瑞同志已经年近古稀，但头发很黑，红光满面，穿一身整洁的黑色中山装。当他腰板挺直地微笑着走进来时，坐在前几排的人们都亲热地站起来迎接他，这情形使我感动。他招招手在一个空位子上坐下来。演出开始了，我的心情却难以平静。当时马文瑞同志身居要职，担任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但他那平易近人的形象，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1987年夏天，为了撰写《阎红彦将军》，我曾赴北京采访。那一次，巳经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马文瑞也在我列出的采访名单中。可惜因他去外地视察工作，未能见到，成为憾事。但就在我采访吴岱峰、贺晋年、张达志、崔田民、王兆相、刘景范、张邦英、张秀山、阎揆要、尤祥斋、郭洪涛、谢怀德以及在西安的陈元方、马云泽、范明、张方海、吕剑仁等西北老革命时无意间发现，马文瑞在这些老同志、老战友中间享有很高的威信。作为西北党组织和西北革命根据地的重要领导人之一，马文瑞在陕北、陕甘边革命斗争史上起到了开拓者和“纽带”作用，这决定了他在伟大的西北革命中的特殊重要的地位。这次采访活动，使我对调查研究马文瑞的革命经历，搜集整理他的传记资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可见，我是先间接认识马文瑞同志，然后才同他见面、熟识的。1992年年初，我被调来北京在马文瑞同志身边工作，使我有机会更深入地了解他。
在北京西郊，马文瑞同志住在一栋50年代建的两层小楼里。院子里有许多花草竹木，其中有一株枣树、一株核桃树、一株柿树、一株海棠树和一株桃树是他最喜爱的。“这些树木，可以让老百姓渡过饥荒。”他在院中散步时，不止一次地指着树上的果实对我说。目光里流露出的神情，就像一个老农眼望着即将收获的庄稼。一次，民工修缮房子，不小心毁坏了一株山楂树苗，马文瑞心疼地念叨了许多次，可见他是很热爱树木的。这也许由于他的故乡陕北天旱，栽活一裸树很不容易。
我在马文瑞同志身边工作，与他朝夕相处，开始对他的思想性格、工作作风和精神情操有了进一步的了解。马文瑞同志平时举止庄重、不苟言笑，其实很喜欢与人交谈。当你同他交谈时，常常感到很亲切，感到一种舒心的快慰。也许正因为这种性格，使他像磁石一般，吸引、团结着许多同志。你同他交谈着，就像有一股清泉从你心头流过，总令人感到清心明目。久而久之，我感到这位忠厚的长者讲话很有分寸，从不乱发议论或随意批评别人。当他谈到一位同志，包括那些犯错误的人，他总是喜欢多讲人家的优点和长处，谈别人的不幸遭遇和对革命事业的贡献，言语中总是充满同情、理解和赞叹。这也许是他曾在建国前就长期担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常委、组织部部长的缘故。我很佩服马文瑞同志准确无误的记忆力。交谈中，我发现西北地区许多老干部的履历都装在他的脑子里。有些人，已经牺牲几十年了，马文瑞仍然清楚地记着他们的情况，甚至连他们的名字也能准确无误地写出来。时间一久，我才明白了，这不仅仅因为他搞过组织工作，更因为他对革命同志有着很深厚很诚挚的情谊。
当我刚来马文瑞同志身边工作时，他已年近八旬，仍然担任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法制委员会主任，同时还担任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会长〔彭真同志为名誉会长这是一个以研究宣传延安精神为宗旨的团体。社会活动多，会议也不少，每年还要抽出时间到各地视察工作。马文瑞对国家的经济建设、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和反腐败等问题十分重视，每次外出，都很注意了解这几方面的情况。山东经济迅猛健康发展使他很高兴。
福建省委在抓经济工作的同时，狠抓党风、廉政建设的经验引起了他的重视。马文瑞同志在担任全国政协领导工作的八年多时间里，就党风问题和廉政建设问题，给党中央写过多次意见书，并撰写了有关的调查报告。其中《关于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的意见书》，经江泽民同志批转政治局常委传阅后，引起了重视。他不光主动向中央反映情况，也很重视基层群众和各级干部的来信来访。1992年，马文瑞同志收到天津大邱庄群众来信，反映禹作敏目无党纪国法，包庇坏人，私设公堂及以权谋私、生活腐化等问题。马文瑞同志并没有因为禹作敏是改革开放中赫赫有名的“模范人物”就置之不理。他先后四次批示、写信，并多次敦促政协有关部门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派人下去了解情况，认真查处。
马文瑞同志总是勤恳地工作，直至晚年，除了每天坚持散步（这其实也是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养成的一种习惯）外，他几乎没有业余娱乐活动。
除了工作，他最大的乐趣就是读书看报。他的阅读范围很广，对政治理论、思想道德和文化艺术界的情况尤为关注。他对国际问题很感兴趣，谈论起曰本、美国、德国以及独联体等许多国家的情况，很有独到见解。对香港问题、澳门问题和台湾问题也颇有研究。他熟悉许多外国总统和首相的个人经历、政治观点、外交主张和他们的对华态度。他如此关注世界的风云动向，完全是为了更深刻、透彻地认识和探讨我们改革开放中的社会主义中国正确的发展道路。
长期革命斗争的考验锻炼和深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修养，使得性格沉稳的马文瑞同志在革命事业的关键时刻，常常能够做出不凡的业绩。1978年春天，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马文瑞同志当选为中央委员。同年12月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小组讨论会上，他和王首道同志联名，首先提议给彭德怀同志平反昭雪。这在会上引起了注意。此会拉开了为“文化大革命”期间受迫害、且被错误处理的老同志平反昭雪的序幕。早在1977年10月，马文瑞同志担任中共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主持党校工作时，大胆地改变了学校在“左”的路线下制定的教学方针，坚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干部。提倡全面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党的建设这四门课，并有针对性地提出：坚持让党的高级干部系统地接受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全面提高理论修养，有效抵制了学习上的片面性。就在这一时期，哲学教研室主任吴江同志，拿了一篇文章来找马文瑞，文章是南京大学一位教师写的，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马文瑞看了文章，认为问题提得很有必要，也很适时，同意在党校《理论动态》上发表。这个刊物当时在思想理论界和党内中高级干部中影响很大。文章发表后，一石激起千重浪，《光明日报》、《人民曰报》及各省报纸相继转载，在党内和全国形成了很大影响。这一情况也许至今鲜为人知。正是马文瑞同志主张发表的这篇文章，引发了后来的“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迎来了思想解放的春天。在拨乱反正这一重要转折时期，马文瑞以他自己独有的方式，为党和国家做出了重要贡献。他时常说我们过去闹革命，是随时准备牺牲自己的。在和平建设年代，坚持马列主义，同各种错误东西和违背党和国家民族利益的言行作斗争，同样要有那种无私无畏的牺牲精神。”1992年盛夏，在碧海蓝天、绿茵葱茏的北戴河海滨休养地，在我的多次提议下，马文瑞同志开始叙述自己的身世和革命经历。在此之前，他还从未对任何人系统地讲述过这个话题。谈话是在他的卧室兼办公室里进行的。我至今清晰地记得，那天早饭后，大约9点多钟，中海滩3号楼那间绿树掩映着的靠南的屋子里，窗外是斑斓的阳光和欢快的鸟鸣，远处传来海浪拍打沙滩和浴场上游人的嬉笑声，这使小屋里的气氛显得越发清静悠远。屋里的大写字台靠南窗，马文瑞侧身坐在桌旁，与他相濡以沫五十多年的伴侣孙铭同志兴致勃勃地坐在他对面的沙发上旁听。我坐在两米开外的地方边录音、边做笔记。马文瑞开始回忆着那已经有些淡漠了的童年往事。这时，海风吹拂着窗外的绿叶，有一束阳光，由小天窗上投射下来，照射着马文瑞深沉而严肃的面部，把那眼角额头上平时并不显着的皱纹有些夸张地凸显了出来。我第一次意识到自己正面对着一位饱经沧桑的老人，一位人生经历如身边的大海一样恣肆汪洋的不平凡的人物。再过几个月，他就八十岁了，这对于一个人的生命，本身就是不易创造的奇迹，更何况他又是从那令人难以想象的艰辛的过去走来一不知何故，当我在那一刻看着马文瑞，脑海中闪现出这样一个念头。他的故事，由童年和故乡开始……言语中充满了温情。
一连十多天，每天都由那个时候开始，谈到中午一点钟左右。长达四五个钟头的时间里，马文瑞同志总是那么腰板挺直地坐在那里，不间断地慢慢讲述着。我已经记满了厚厚的一本，又开始写第二本了。录音机录满了二十多盘磁带。马文瑞身边的桌面上，总是放着一个打开的小本子，上面显然是列了几条提纲。但他却很少去看，只是轻轻地摇动着一把黑纸折扇，用低沉而有力的陕北口音谈着。
岁月流逝了半个多世纪，当年那个挥动着拦羊铲在荒山上放牧的小羊倌，那个周家捡高小品学兼优的学生会主席，与眼前这位老人似乎很难联系起来。光阴似箭，往事如烟。当一个人在晚年回顾过去，能够记忆起来的，总是那些在他心灵深处镂刻下深刻印痕的往事。那是他生命的-部分，就像老树的年轮一样。然而，当马文瑞同志回忆往事的时候，他谈得最多的却不是自己，而是他的亲友，他的同志和战友。特别是当他谈到那些巳经牺牲多年、连姓名都被人们遗忘了的烈士时，他的回忆的脚步，就会情不自禁地完全停顿下来，他的语气里充满了悲伤。他把那些对我来讲完全陌生的名字一个字一个字地告诉我，生怕你写错了烈士的姓名，然后才详细地讲述他们的革命经历和英雄事迹。我永远不会忘记，他讲到慕嘉绩烈士时的神情。这位早在30年代初便倒在敌人枪口下的先烈，与马文瑞并没有同志之外的特殊关系。当他讲到这个同志被敌人枪杀后，把头割下来悬挂在瓦窑堡城门上时，极度的悲痛使冷静坚强的老人语塞了……他说：“前几年，烈士家乡吴堡县给他立碑，我题写了碑文……这个同志很不错，牺牲得很英勇。”随后，便是好一阵沉默，小屋里充满了哀痛的气氛……
伟大而艰苦的西北革命斗争，牺牲了多少优秀的同志！在那些回忆往事的日子里，马文瑞同志不时地陷入默哀之中，完全忘记了自己是在接受采访。北戴河夏日的早晨是明媚而凉爽的。当光芒四射的太阳跃出海面时，我们迎着初升的太阳漫步在平坦的海滨大道上。一日之计在于晨。这时候，马文瑞的心情很好，也格外健谈。海滨上人来人往，他显然很喜欢像一个普通的游人在人流中漫步。他穿着白色的半袖衫，戴一顶海边许多游人都戴着的那种宽檐遮阳帽。没有人注意到这个体格高大健壮的老人。马文瑞完全以一个普通游人的心境漫步在海边，领略着渤海湾美丽迷人的晨景，感受着湿润的海风的吹拂，沐浴着刚刚由海面跃起的灿烂的阳光。
这时候，我们的交谈是自由而轻松愉快的。我往往只是随便提出一个话题，便沉默下来倾听着身边这位博闻强记的老人娓娓叙谈。起初，我们只是在漫步中漫谈，话题还是很快归结到了西北革命斗争的历史。随着话题的深入，马文瑞同志完全忘记了良辰美景的存在，忘记了身边那海天一色的浩淼世界，而置身于浩瀚辽阔的西北黄土高原上了。我自已也仿佛觉得巳经不是在海滨，时而觉得是在陕北或陕甘边的丘陵沟壑中伴随着一条潺潺流淌着的清澈见底的小河往前走，时而又觉得自己像一只鹰鹞在那雄伟奇丽的高原上空盘旋俯瞰。马文瑞那浑厚质朴的乡音，像山间的流水在布满卵石的平坦的河床上奔流着，发出哗啦啦的声音，使人感到心胸豁亮，心情格外愉快。但当他谈到一个同志被敌人杀害时，他的高亢的语音照例会突然低沉下来，像是平坦的河床上，突然出现一片凹地。流水忧郁地开始聚集在那里，变得沉滞而无声无息了。盘旋中的鹰鹞，我的思绪也随之一动不动地静止在阴云蔽日的天空。这时候，我突然意识到，马文瑞的心灵，就像大海一样纯净博大，一样充满了激荡不息的深情厚谊。无论岁月过去多久，他对革命、对同志和战友的感情，都不会减退，不会变色。
有一段时间，马文瑞同志住在北京西山。那是在秋季，住地的周围被花草和树木环围着。每天早晨出门散步，眼前是一片深绿。紫红色的牵牛花缠绕在路旁树木的枝头，开得格外鲜艳。马文瑞同志说：“我们这是住在梢山老林里啦，你看这山上山下都是树，很像当年的南梁一带。那时大家住的土窑洞被梢林包围着，十分隐蔽。我曾和刘志丹、句仲勋、吴岱峰等同志同住在那里，外人及左倾机会主义者说那时的苏区是梢区，其实应该感谢梢区。”那段日子，大约有三个多月时间，我随他住在西山，着手整理那些采访笔记。
晚秋的寒霜染红了满山枫叶。这在北京西山是迷人的一景。但在陕北和陕甘边山间的密林中，却是随处可见的。“梢山”中的散步仍然每天坚持着。我只是发现马文瑞同志腰间那个小小计步器上的指针，由起初的每天六千步指向了一万步。他的精神显然年轻了许多。这不仅仅因为密林中的空气负氧离子含量很高，而是“梢山”的环境又呼唤他回到了难忘的峥嵘岁月。在西山，马文瑞度过自己的八十华诞。过生日那一天，他没有休息，仍然像往常一样坚持批阅文件，处理信函。这天，他郑重地处理了两封信件。一封是陕北榆林地委书记李凤扬、行署专员刘壮民写给他的。信中陈述了榆林当前经济发展中的困难和问题，请他能代为向中央有关方面交涉，要求投资修筑铁路，并给煤炭开发以特区的优惠政策。
马文瑞经过反复思考，写信给朱镕基、邹家华同志，希望予以解决。第二封来信是寄自《东方红》作者李有源的家乡佳县李家沟村。村里年轻的共青团支部书记致函，反映村办小学校舍年久失修，学生无法上课的问题。马文瑞把这封信批转当时的共青团中央书记兼希望工程负责人宋德福同志，希望拨款予以解决。这两件事，随后都不同程度地得到了落实。榆林的铁路建设巳被列入部、省计划。李家沟村希望小学建成剪彩时，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作了报道。像类似的大事小事，他每年总要办几件。处理完那两封信，巳经是深夜。他心里惦记着榆林地区的干部群众……坐在客厅对我们工作人员说：“听说榆林的干部职工好几个月都发不出工资，老干部的医药费都报销不了，这怎么得了！”当他坐在那里，用纯粹的陕北方言说着这句话，他的表情是淳朴而真诚的。那种深切的忧虑，使我想起了面对天灾人祸的那些刚强的陕北老农。记得有人说过，中国革命其实就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一场农民革命。这话也许不够科学、不大准确，但也不无道理。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和其他革命阶层毫无疑问地在中国革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革命的主要力量毕竟还是农民。也许正因为这样，这场伟大革命的领袖和杰出人物身上，都始终保持着中国普通农民的某些优良品格。毛泽东、朱德是这样，别的许多老革命也不例外。这是阶级的烙印，也是时代的特征，更是历史和人民选择的结果。马文瑞同志也是这样一位典型人物。经受了几千年苦难的千疮百孔的陕北高原，和祖祖辈辈繁衍生息在这片土地上的饱经忧患的劳苦大众，终于在20世纪初，孕育产生了像他们这样的一批值得自豪的优秀儿女。许多年以前，当他穿着黑色的农民衣裤，行走在连绵不断的黄土群山中，当他盘腿坐在聚满拢着羊肚子毛巾的农民的土炕上时，他的点头会意的微笑，他接过他们递过的烟袋吸烟的姿势，他的思想及表达思想的方式，他的一切，都同他们是一模一样的，体现着他与这片土地和人民之间密不可分的血肉联系。是的，马文瑞同志正是从那片土地上走出来的，正是从那温暖的土炕上，从那人群里站起来的。无论离开多久，走得多远，他身上总保留着陕北农民的感情和气质。他同劳苦大众之间的这种血肉联系，几十年间一直保持着。毛泽东同志曾亲笔题词表彰马文瑞同志是“密切联系群众”的模范……在北京西山居住的日子里，马文瑞同志以正式代表的资格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他的心情同1945年在延安参加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时一样激动。八旬高龄的老人，仍然像半个世纪前一样对党的事业充满了必胜的信念。他在小组讨论时积极发言，建议党中央进一步重视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活动深入开展下去，并且扩大到城镇。
党的十四大以后，马文瑞同志就要从全国政协的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了。1993年2月的一天晚上，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同志代表党中央到家中看望马老。在那间陈设朴素的小客厅里，总书记同马文瑞进行了长达一个多小时的交谈。那个早春的夜晚，客厅里的灯光显得格外明亮。江泽民同志亲热地和马老坐在一个双人沙发上，他们挨得那么近，两代革命家，彼此之间的交谈便显得更加亲切。当我送茶水进去，看到这情景，我对“同志”这个极普通的名词，有了更加深刻而贴切的理解。一个人，要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这种时候，心情也许是复杂的，有的同志对此甚至很难接受，马文瑞却很坦然。他们谈话的内容始终围绕着党和国家的大事情，并不拘泥于个人小事。江泽民同志问：“马老，您对中央目前的工作有什么意见？”马文瑞说：“别的没有，只想对中央今后的工作提点建议。”接下来，马文瑞讲了三点：一是关于对台工作的策略和方针问题；二是领导干部的工作作风问题；三是党风和廉政建设问题。这三点，三个具有深远意义的重大问题，显然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马文瑞谈得很坦率，几乎毫无保留。总书记微笑着，听得很认真，不时地点头称是，偶尔也插上几句话，表示同意。总书记显然为马文瑞同志的胸襟和境界感动着，他们对上述三个问题，交换了意见。特别是领导干部的工作作风问题，两人不谋而合。马文瑞显然对年轻的江泽民同志很尊重，当他听到江泽民同志称呼自己“马老”，便打趣说：“要说老，我的确在许多方面比你老，但作为总书记，你是我的上级。”江总书记说：“马老太谦虚，我们的工作，离不开老同志的支持。”那次会面，一直由晚8点持续到将近10点。江泽民同志告辞了，马老把他送到院子里，一直目送着日理万机的总书记乘坐的那辆普通奥迪轿车消失在夜色里。
为了更加丰富地收集材料，1992年冬天我重访在京的西北老同志。只可惜张达志、崔田民、刘景范等同志巳经过世，赵伯平同志当时因病未能采访。1993年八九月间，我随马文瑞同志到陇东（今庆阳地区）。马老离开陇东已半个多世纪，故地重游，感慨良多。随后，我只身继续北上，在榆林、延安地委大力支持下，沿着马文瑞陕北革命的足迹进行了一个多月的采访。1994年秋季，我再次赴陇东采访。
当我一连几十天，兴致勃勃地行进在陕甘高原那无穷无尽的丘陵沟壑间；当我在子洲、绥德、米脂、佳县、神木、府谷、榆林、清涧、子长、延安、延长、宜川、甘泉、安塞、庆阳、华池、环县、合水等县拜访老党员、老革命，瞻仰马文瑞及中共陕北和陕甘边特委在偏僻山村中的几十处依稀可辨的故居、旧址；当我由当地党史办、县志办搜集了两大箱有关的文献资料，我的心灵像一叶小舟，日夜徜徉在那个凝固了的革命史诗深刻而感人的意境之中。总之，当我亲历了那片群山日月晨昏的交替，风吼泉鸣的神韵，感受了一个人长久独行于羊肠小道上的孤寂与蜷宿在山窑岩崖下渴饮山泉饥啃干粮的苦涩，我终于明白了，波澜壮阔、艰苦卓绝，整个黄土高原所强烈展示出的这种风采，正是对西北革命斗争历史的一种概括写照。马文瑞同志正是在这异常艰苦的特殊环境中，磨炼出来的一位深受西北人民爱戴的老革命家。当我来到他六十多年前担任陕甘边东地区革命委员会主席时住过的地方延安市麻洞川乡的一个小山村，年近九旬的房东大娘仍然健在，她的六十多岁的儿子很自豪地对我讲：“马主席当年还抱过我哩。”村子里许多上了年纪的人都还记得那个带领他们用老镘头刨掉反动土围子的马主席。
两次采访归来许多日子了，我的脑海中仍然被那雄浑的山峦，被那“像装满奶汁的乳房一样的开垦过的黄色山头（何其芳语广占据着。当我再次见到马文瑞同志，同他交谈，同他一道散步，注视着他聚精会神地坐在那里阅读书报，批阅文件。我就发现，他那高大结实的身材，开阔的前额和宽厚有力的肩膀，正像陕北、陕甘边浑厚的黄土山峦一样，有一种耐人寻味的朴素魅力。这使我联想起许许多多西北地区的老革命和陕北、陕甘边经历过血与火考验的人民群众。当你见到他们，就感到一种非同寻常的亲近。他们面对着你，那专注纯净的目光所透出的心灵的质朴和由嘴角暗示给你的坚毅和刚强的神情，处处都使人联想到黄土高原无穷无尽的山峦……坚定不移、坚忍不拔，豁达大度、含蓄谦和，质朴雄浑、一往情深。这一切，正是陕北的山峦所展示给人们的那种伟岸风范。正是这种风范的魅力，吸引着我，以我生命的激情，吟唱这首永不凝固的歌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