迫在眉睫的火并，总算没有发生。朱元璋从濠州红巾军部队中脱离出来、打下了滁州与和州之后，亲自担任了这两个地方的军事长官。朱元璋的第一项措施便是：抚定全城，安定人心，准备长期坚守。其次是整顿秩序，严明纪律。朱元璋亲自创建和整训出来的部队纪律是很严明的，但随后而来的郭子兴的旧部却往往是带着顽固的旧习气。由于滁州是朱元璋的部队打下来的，军纪严明并没有出现扰民现象；而攻打和州，却是郭子兴的妻弟张天佑等人担任主攻，加上其他一些旧将领恶习不改，便出现了不少扰民的严重违纪现象。这一天，身为和州总兵的朱元璋早起视察和州城防。到了街上，发现了在府前的上马台前蜷缩着一个小男孩，身边放了一只要饭的篮子，样子非常可怜。朱元璋本身也是穷孩子、苦人家出身，便产生怜悯之情。他就走上前去，向这个孩子询问，哪知不问则已，一问才知道小孩的父亲被强征去喂马，母亲则被城里的军官霸占了。朱元璋听后气得浑身发抖，他就是因为对这样的事情看不惯，才从濠州城内的队伍中脱离出来的，现在郭子兴的一些老部下又出了这样的事情，怎么能不令他气愤呢？朱元璋马上回到了自己的府衙，召集部将范常，询问部队的详情。范常把部队的抢劫行径告诉了朱元璋。朱元璋意识到事态非常严重：如今刚把城池攻下来，立足未稳，就出了如此扰民的事，老百姓怎么会愿意？如果老百姓都不支持自己，以后还怎么在这座城里待下去？朱元璋火速下令，召集全体将士在点将台训话。他站在台前对他们严厉训斥，并重申了几条战场纪律，命令所有在攻城前后所抢的妇女，都要将其放回家，如果有隐匿抗命者，一律军法处置。第二天，朱元璋命令全城的男子都集中到了府衙门前，让被释放的妇女从列好了队的男子面前走过，夫妻相认，于是很多被抢的妇女都得以团聚。老百姓看朱元璋如此处置，很是兴奋，认为终于来了自己的队伍，终于可以安心生活了。朱元璋这番果断而迅速的处置，平息了老百姓已经滋生的对军队的不满情绪，更为军队上了一堂生动的爱民思想课。因此，他在当地的民众之间树立了很高的威信。经过此事，朱元璋更加认准了一个道理：虽然元朝的军队强大，统治严厉，法律残酷，但是人民都不畏生死，群起而反之，最主要的原因是其丧失了民心，丢掉了立足的根本所在。元朝的统治虽然严密，但是却把人民逼到绝径，没有了活路，所以人民才会不害怕这严酷的刑罚而起来反抗。这种道理同样适用于刚刚兴起的红巾军。红巾军打出的旗号本来是反对元朝暴政的，本来就是为穷苦的老百姓做事的，是百姓的军队，这是红巾军之所以受到百姓拥护、吸引众多贫苦人参加并为之奋斗的重要原因。朱元璋体察入微，果断下令，解决军纪军政之大事。从这件事中，朱元璋认识到了民心向背，并有了整饬军纪、在军队中立威的决心。朱元璋是穷苦人家出身，对欺淫妇女、凌虐百姓的事情深恶痛绝。过去他虽然强调过这个问题，却只是在训练中做了一般性的强调，所以平时虽有约束部队的作用，却没经过战场检验。在队伍中的一些单身将领经不起考验，违犯了战场纪律的情况下，他抓住事实立即进行教育，再次下达严令，使士兵和将领们看到了他整治这件事情的决心，受到现场教育，军纪为之一整，扰民的事情自此再少出现了。朱元璋才能过人，不仅骁勇善战，而且还善于运用智谋，深受郭子兴的重用。然而，郭子兴手底下的那一帮老部下对他不服。他们总认为朱元璋不过一毛头小子，论资历也没有自己老，所以不愿意听从朱元璋的调遣。
在这一批人中，以郭子兴的妻弟张天佑为首。由于在攻打和州的时候，张天佑率先攻入城内，所以，他自认为立下了头功，以功臣自居，气势凌人。张天佑被那些反对朱元璋的人奉为秘密的首领。虽然朱元璋有徐达、汤和等人的支持，但是作战之事，却需要各个将领同心协力，才能取得良好的作战效果，如果自己内部不和，等于战斗还没有打响，就把自己置于必败之地了。既然身为总兵，被郭子兴授予了统兵权，朱元璋就要想尽办法处理好与这一帮老将之间的关系，让他们口服心服地听从军事调度。由于这些老将中很多人是郭子兴的嫡系，使得朱元璋处理起来非常棘手。但是既然身为和州的守将，就要切实地负起责任。经过一番仔细考虑之后，朱元璋想出了一个立威的好办法。由于经常与元朝军队作战，战前军事会议就成了必不可少的一项内容。会议是在堂上召开，而在堂上座位的排列又极为讲究。朱元璋打算通过军事会议来实现这个立威的好机会。朱元璋秘密命令自己的亲信把会议厅里体现官职等级的椅子挪出去，换上长木凳子排列在两侧，以体现平等无别。等到第二天开会的时候，朱元璋又故意迟到，让那些将领们自挑座位，这样，等到朱元璋来的时候，就只剩下一个最右端的座位了。按照礼仪，这是最末等级别的一个位置，说明了将领们压根就没把他当回事。朱元璋没有表现出任何的不满，不动声色地走到座位上坐了下来。会议讨论的是如何面对严峻的战场形势，朱元璋要将领们先各自发表作战方案。那些平时夸夸其谈而无真才实学的将领们个个呆若木鸡，显得十分尴尬。坐在边角末座的朱元璋站起来慷慨而谈，向将领陈述了自己的观点。这些观点不但有条有理，而且切实可行，听后这些人纷纷表示同意。这样的会议开的次数多了，朱元璋的威信初步树立起来了。众将领逐渐意识到朱元璋确实有大将之能，就主动地把正座留给了朱元璋。朱元璋最终坐上了主帅之席，但纵然如此，朱元璋面对的仍然是众将们并不积极的合作。朱元璋是明眼人，他深知这些部队的将领们主观上虽然已经承认自己的主帅地位，但是由于这支队伍的客观局限性，决定了他们并不能彻底贯彻执行军令。从当时的情况来考虑，这些将领们也不可能拿着自己的性命开玩笑，正是由于农民起义军本身的素质不高，再加上农民本身所固有的懒散，而且将领们大多注意不到这个问题，才使得军令难以执行。有更多的人总在看着朱元璋，与他攀比，仿佛一切都要朱元璋如何如何，然后他们才知道自己应该如何如何。朱元璋分析了这种现象之后，很快便找到了一个适当机会来解决这一问题。为了加强和州的防御设置，城墙需要重新修整，朱元璋把城墙分成了10段，他命令每个将领承包一段，规定在3天的期限里修好。谁知等到3天之后，朱元璋把人都召集过来，一段一段地检查，众将这才发现，只有朱元璋所负责的那一段城墙完工了，而其他将领负责的城墙修复工作进展非常缓慢，有的才刚刚着手，有的刚修了一点又撂下了。朱元璋见状之后一声不哼，带领着队伍来到了议事厅。到议事之后，朱元璋把正座腾了出来，把郭子兴的委任状放了上去，带领着众人拜了几拜，众人见朱元璋如此尊崇郭子兴，也跟着拜了下去。等到拜完了，朱元璋转过身来，脸色一沉，严肃地对众将说：“我做和州的总兵，是由郭帅决定的，并不是我自己封的，大家都听从郭帅的命令，我朱某人也听郭帅的命令。元帅大人命令我做总兵，我就要行使职权，执行纪律，拿违令者是问！我本该拿违令失期、拖延修葺者治罪，但念大家都是元帅旧部，首次违令，暂不追究。但从今以后，我所下的命令都要坚决执行，如果再有违抗者，我就要行使我的总兵权利，以军法治罪，别怪我言之不预也！”众将闻言观色，只觉得朱元璋凛然难犯，这才
体会到朱元璋的威势，纷纷连连称是，无不应承。从朱元璋立威的手段和处理的效果来看，朱元璋不但懂得身体力行，同时也借助于郭子兴的权威来服人。从大局着想，据理力争办大事，这正是朱元璋从一个普通士兵上升为一支军队的统帅，又削平群雄、统一天下的重要原因。大局为重
朱元璋在滁州励精图治、整顿军队之时，郭子兴却又面临着新的危机。郭子兴第一次被抓获救之后，凭着与彭大的关系在濠州城中暂时安然无恙，可是到了后来，彭大身亡，郭子兴再次陷了困境。在朱元璋外出发展部队的同时，彭大、赵均用、孙德崖也联兵攻下泗州和盱眙，并将郭子兴也一同挟持到了泗州城。在一次火并中，彭大被流矢击中，流血过多，不治身亡，形势瞬间急转而下。由于红巾军内部对立，所以两派之中一旦有所变故，大局就会出现失衡状态。虽然彭大的王位由他儿子彭早住接了过来，但彭早住初出茅庐，在以赵均用为首的孙、俞、鲁、潘集团面前根本没有气势，反而还被他们趁机控制住了，拉走了彭大生前拥有的大部分部队。赵均用和孙德崖为此自高自大，企图杀掉郭子兴。赵均用、孙德崖等之所以一时不敢对郭子兴下手，原因是朱元璋已攻下了滁州，手中有几万人马。他们不仅想除掉郭子兴，还想除掉朱元璋。赵均用、孙德崖曾派人请朱元璋驻守盱眙。朱元璋经过分析后作出决策，既不出兵盱眙，也不发兵打泗州，以免中计。他只派特使去见赵均用，劝他不要忘记因徐州兵败逃到濠州时郭子兴对他和彭大的延纳之德，更不要听从小人谗言，自剪羽翼，失去豪杰之心，做大丈夫不为之事。朱元璋晓之以情，动之以理，陈说利害关系，称杀一个郭子兴容易，但郭子兴部属兵马尚众，一旦杀了郭子兴，郭子兴的部属不会善罢甘休，一场火并也不可避免。红巾军派系尚多，难免不会有人坐山观虎斗，以收渔翁之利。朱元璋这一番外交辞令是以几万兵马做后盾的，说得有理有力，赵均用等人不得不三思而行。朱元璋担心此种“威逼”行不通，于是又加上了一个“利诱”，来个双管齐下，“双保险”。朱元璋派出使者给赵均用的身边亲信们送去了金银珠宝，美女娇娃，施以重贿，让他们帮助说情。赵均用的这些亲信们最终说动了赵均用，赵均用放了郭子兴，让郭子兴带着自己的1万部众来到滁州。朱元璋首先带兵迎接郭子兴入城，使郭子兴惶惶不安的心情先放松下来，然后又宣布把兵权全部交给郭子兴，并举行阅兵式，进一步地安慰了郭子兴。朱元璋的势力发展迅速，不但有了自己的根据地，还掌握了一支人数远远多于郭子兴的军队。在这种情况下怎样对待郭子兴，就成了考验朱元璋为人处世的关键。朱元璋把权力交给郭子兴的做法体现了他的做人之德，为人之善。当然，任何事情都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分析，从某种角度上来讲，有理由相信朱元璋之所以这样做是另有目的的，是有深层考虑的。譬如他出道比较晚，自己的亲信也没有完全培植起来，身边掌大权者多是郭子兴的旧属下，如果在这个时候兵变夺权那绝对是不明智的。按照这种说法去推论的话，朱元璋应该说是一个非常精明的人，审时度势的同时不忘还人人情，让人露脸。面对着种种巨大的诱惑，他并没有忘记隐藏在背后的危机，尽管这种危机只是有着存在的可能，郭子兴进城的这件事就有可能成为引发这种危机的导火索。当初，由于朱元璋带兵出来自己发展的时候，大部分的人都是从郭子兴的手下带出来的，因此，如果从派系来考虑，这些人并不能完全属于朱元璋的部下，他们的心或多或少地仍然忠于郭子兴。郭子兴是旧主，朱元璋是新主，一山不能容二虎，到底该听谁的。郭子兴为人小气，绝对不肯居人人下，尤其是委身于自己一手带大的晚辈之下。二人当中势必得有一个人要做出让步，与其这样尴尬无奈地耗着，还不如来个干脆了断，直接把兵权交给郭子兴。一则可以报郭子兴的知遇之恩，二来也可以保证军令、政令的统一，还能使郭子兴的内心得到极大的满足和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