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经济中华血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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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7章 华侨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贡献

中华民族有着牢固的凝聚力.广大华侨,虽然身在他乡,侨居异国,但他们一天都没有忘记自己是“炎黄子孙”,自己的“根”在中国。一百多年来,他们始终不渝地爱家乡、爱祖国。在缅怀华侨爱国业绩时,人们不会忘记他们对祖国的经济贡献。

华侨投资国内近代工业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初。1872年,南洋华侨陈启源投资数万元,在广东南海创办机器缫丝厂,开华侨投资国内工业之先河。之后,海外华侨在国内投资设厂的越来越多。二十世纪初南洋华侨简氏兄弟投资创办国内卷烟工业的事,十分感人。简氏照南、玉阶两兄弟,早年随父去香港学生意,后到日本经营土产杂货,承办海运事业,几年间使成为南洋有名之富商。但是,他们并未就此过起安逸舒适的日子。他们看到英美商人伙办英美烟公的膏血,十分激愤。兄弟两人激发爱国之心,决心创办民族卷烟工业。1903年,简氏兄弟将全部资金倾出,创办了广东南洋烟草公司。南洋烟草公司从诞生时起就不断遭到外资的联合排斥和打击,并于1908年因亏本被迫停业。面对外资的强大压力,简氏兄弟毫不气馁,决心东山再起。1909年3月公司再度开业,并于1911年开始转亏为盈,从此打破了英美烟公司独霸中国卷烟市场的局面,为中华民族争了气。

1890年,华侨黄秉常在广州创办电灯公司,1904年、1905、1914年爱国华侨分别投资兴建潮汕铁路、漳厦铁路、汕漳铁路,组设广东省宁阳铁路有限公司(1939年时资本已有三百三十万元)、福建铁路公司、漳州至程溪轻便铁路公司等。从1912年-1931年,华侨先后还在广东、福建投资设立了厦门电话公司、厦门电灯厂、厦门自来水厂、汕头冰霜厂、汕头自来水厂和利生火柴厂等各种类型的企业。此外,在闽粤两省的城市建设、汽车运输、内河航运等方面也投入了大量资金。

上海是近代中国的经济中枢,也是华侨投资的重要地区。上海的永安纺织公司就是由澳大利亚华郭氏(郭乐、郭氏)兄弟投资创办的。永安纺织公司创办于1921年6月,起初资本为600万银元,经过他们的艰苦经营,到1930年资本总额增长为1200万银元。到解放前,永安纺织公司已成为仅次于申新纺织公司的第二大棉纺企业,拥有五个纺织厂、印染厂和发电厂,有员工8680人。本世纪三十年代中期,上海国入资本经营之重要工厂、商社、银行约250年,其中资本约3亿两,而华侨投资额占十分之一,“即至少有三千万两”。至1934年,上海华侨投资的企业有80家,解放前夕,华侨投资的企业多达187家。近代华侨大量投资于国内工业企业、设厂制造,开了中国人自办工业的风气,填补了中国的近代工业的许多空白,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产生和发展。“华侨的投资是中国国内产生资本的来源之一”。华侨企业在某些方面学习和引进外国的先进技术设备、科学和管理方法,使用和培养了中国自己的技术人才,对于促进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发挥了历史作用的。

在金融方面,华侨黄奕住在1921年发起创设了近代有名的中南银行,这是华侨投资国内金融业最大的也是最有代表性的一家银行。中南银行总行设在上海,北京、天津、汉口、南京、苏州、杭州、厦门等地设有多处分(支)行。除经营金融业务之外,中南银行还先后投资于国内各项事业,如上海新裕纺织公司(占有股份65%)、天津北洋纺织公司(占有股份50%)、天津启新洋灰公司、广州矿务公司等,起到了在资金上扶助民族资本主义工矿业、方便金融融通的作用。

许多华侨抱有教育救国的理想。著名爱国华侨陈嘉庚先生在这方面的义举尤堪嘉书。他一生为发展祖国和家乡的教育事业呕心沥血,卧薪尝胆,倾其全部资财。厦门大学是陈嘉庚先生一手创办的,“前后建筑费及经常费之总数,已达四百万元”。三十年代中期,厦门44%的小学校、45%的中学为华侨投资兴建。

还有许多华侨把自己的钱财用于各种慈善事业的投资。对于无依老幼,他们广济博施;遇有受灾同胞,他们筹款相助。华侨胡文虎在广州、汕头、福州、厦门等许多地方筹资设立超级大国人院、慈儿院、医院等。抗战爆发后,广东潮汕一带旱灾严重,华侨郑午楼在泰国积极组织祖国救荒委员会,开展救荒运动,共给祖国运回价值达三千余万铁的救济米粮。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分布在海外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华人华侨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中国侨联主席林兆枢说,从世界范围来看,中国的海外移民不是最多的,但与其他国家不同的是,中国的海外移民对祖籍国满怀深情的爱。

中国改革开放正是抓住了华人华侨众多的基本国情,4个特区全部设在侨乡,从引进侨资“一马当先”,到各种因素的“万马奔腾”。在“引进来”方面,华商侨资最早进入内地,也是最主要的海外投资来源;在“走出去”的新阶段,他们又与内地企业结伴,一起开拓世界市场。

在中国制造业最发达的珠江三角洲地区,60%以上的外来直接投资来自华人华侨、港澳台同胞,而世界级企业的纷纷落户也与他们的牵线搭桥密不可分。

随着经济全球化,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企业与产品“走出去”成为势所必然,物美价廉的“中国制造”凭借遍布世界的华商网络走遍全球。早在1995年12月,新加坡华商总会就正式推出了世界华商网络,这一大型华商资料库,包括53个国家和地区10多万华人企业的信息资料,帮助许多中国企业在东南亚地区打开了局面。

华侨已经成为帮助中国融入世界的重要“推手”,对中国改革开放与经济现代化功不可没。中国国内有3000多万归侨侨眷,海外有5000万华人华侨,此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一大优势。

中国能够在近20多年里高速成长,是得力于华侨资本和技术人才的支持。中国、台湾、香港加上东协的‘泛中华圈经济’的规模已经达到了世界最高水准。全世界华侨拥有的流动资产超过3万亿美元。

据不完全统计,改革开放以来,侨资占中国吸收外资总额的70%左右,海外华侨华人向中国公益事业捐款达400亿元人民币,仅2005年中国接受的海外移民汇款便达213亿美元,世界排名仅次于印度(世界银行材料)。

相信,随着越来越多的华人华侨在居住国从苦力到主人翁的成功转变,华侨华人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走向世界的角色日渐凸显。

结束语

华人华侨是历史的产物,是中国海外移民的结果。从中国人海外移民的历史看,人群构成主要有四种类型:第一是华商,这是华人迁移的主要形式;第二是华工,即所谓的“中国苦力”;第三是出国留学人员;第四是华裔,即海外华人的后代。中国人口海外移民的历史,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鸦片战争以前的海外迁移通常被称为“古代移民”,基本上是向亚洲国家,特别是东南亚国家迁移;鸦片战争到1949年是“劳力迁移”,迁移目的地主要是东南亚、美州、澳州、非洲等地;1950年到1979年是“限制性迁移”,迁移人口受到政府的严格限制,人口迁移数量小、速度慢;1980年以后,是“开放性迁移”,以欧美等经济发达国家为主要目的地,迁出人口一般有较高的文化水平,人口迁移受到迁入国政府的控制。

中国人移居海外的历史悠久,可以上溯到先秦时期。此后,代有移民,值得一提的是唐代,中外交流十分发达,日本、朝鲜、东南亚、南亚、西亚等地区的人纷纷来到大唐帝国。同样,也有许多唐朝人或东迁到朝鲜、日本,或沿丝绸之路到西亚一带,或南下到东南亚诸国进行商贸活动,有许多人留居于当地。因此,从唐代开始,侨居国外的中国人被海外称为“唐人”,中国人在海外聚居的地方被称为“唐人街”,并沿袭至今。

而大规模的海外移民始于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列强强行打开了长期闭锁的国门,中国人海外移民从此进入到了一个大的发展阶段。从鸦片战争至新中国建立前夕,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分布范围最广、产生影响最深的海外移民时期,形成了华人华侨遍布全世界、集中在东南亚的基本格局。这一时期的移民与以往的移民有很大不同,主要是群体性的移民,劳工成为移民的主体,商业移民和政治性移民次之。

19世纪中后期,西方资本主义的工业化进程加快,相应地加紧了对殖民地的原料掠夺和商品倾销,东南亚、北美、澳洲、南非、南美等地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吃苦耐劳、工资低廉的华工成为他们掠夺的理想对象。近代华工移居海外大体有这样几个阶段:

19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为高潮期,清政府与英、法、美等国签定了招募华工的条约,“猪仔”(当时的“契约华工”之称)贸易盛行,许多华工被强迫掳掠、绑架出洋;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20年代,由于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实行限制、排斥华工政策,使华工出国集中在东南亚地区;同时,法、英、俄等国先后来到中国招募华工,大量华工来到欧洲;20世纪30、40 年代为移民的低落阶段,由于东南亚各国对华人移民进行严格限制,使中国人出国数量减少。

新中国成立后至“文革”前,只有零星的移民。“文革”期间,基本上处于禁止移民阶段。1979年以后,随着我国多层次、多渠道、多形式的对外开放,中国人移民海外也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掀起了建国后人数最多、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移民高潮。其中,留学是移民的主要手段之一。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法国、英国等是当今华人的主要迁入国。据估计,美国现有华侨华人总数约200多万人,欧洲华侨华人约150万左右。人们习惯上把这些改革开放以来移居国外的人称为“新移民”。

华人华侨在海外的分布很有特点,概括地讲,就是“大分散、小集中”。所谓“大分散”,是指华人华侨的足迹遍布世界各地,所以有“有海水处就有华人”、“有人烟处就有华人”之说。至21世纪初,华人华侨的总数大约5000万,遍居于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所谓“小集中”,是指在一个国家中,华人华侨多集中在若干个地区、若干个城市。形成华人华侨聚居区,即“唐人街”、“华埠”、“中国城”等。如印尼的雅加达有60万华人华侨,大多居住在巴石河北岸的通多区。美国纽约有名的“唐人街”,居住有华人华侨30万人等。

华人华侨在住在国的经济状况、生活条件、政治地位,有一个由弱到强、由差到好、由低到高不断发展、不断改善的过程。

早期的华人华侨都是为贫困所致而出洋谋生,他们为所在国的开发垦殖、经济建设贡献了自己的血汗,但是,在长达一个多世纪里,遭受到的却是苛虐、迫害等不公正待遇。他们不得不在逆境中艰难而顽强地生存。一部华侨史,就是一部血泪斑斑的苦难史,一部可歌可泣的奋斗史。靠着自己的勤劳俭朴,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各地华人华侨苦心经营,由劳工而中介商、批发商,由商业而工业,由小富而巨富,不断壮大自己的经济实力,使华侨经济成为所在国乃至国际经济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20世纪50年代下半期,随着欧洲经济的全面复苏和发展,华人华侨经济也随之而出现好转,整体经济实力增强。商业、零售业、杂货业、食品加工业等,是华人华侨的传统职业,在这些行业从业的人大体在一半以上的。例如40%的美国华人从事服务工作;餐饮业仍然是华人在欧洲谋生的主要行业,特别是英国、荷兰、德国、法国等国华人的经济支柱。

海外华人经济上的飞跃开始于60年代后,现在已经以其雄厚的实力而成为居住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在世界政治经济舞台上扮演着重要角色,对世界经济发生着一定的影响力。突出地表现在:华人经济实力增强,逐步走向集团化,涌现出众多的华人财团;经济结构多元化,突破传统的“三把刀”行业,从昔日的“吃”、“穿”、“用”的狭隘的圈子中摆脱出来,就业领域几乎遍及各行各业;生产经营范围日渐扩大,在种植业、原材料加工业、服装加工业、皮革、批发货行、进出口贸易、食品工业、农场、超级市场等行业,华人华侨经济都有长足的发展。尤其是近二十年的新移民,在工商业、房地产业、金融业和食品服务业等领域的拓展引人瞩目。同时,华人华侨经济日趋国际化、专业化、科技化,发展势头强劲。

华人经济发达地区首推东南亚十国,东南亚50%到80%的商业和40%左右的对外贸易是由华人经营的。金融业是东南亚华人华侨经济的一个强项,其社会化和国际化的程度都比较高,为东南亚各国乃至整个亚太地区提供着各种完善的服务。他们可动用的资金估计为3000亿美元左右,与阿拉伯人、犹太人并列为世界三大金融力量。

华人华侨跻身于高科技领域,并且取得了突出成就。美国著名社会学家莫尼汉曾讲:“在美国的中国人为美国社会四大精华之一,且智慧高超,优于日本人、犹太人和盎格鲁·撒克逊人。”美国曾流行一句俗语:美国人的钱在犹太人的口袋里,美国人的知识在华人的脑袋里。这话虽然不完全是事实,但有一定道理。据1990年美国人口普查资料,华人高中毕业以上者占71.3%,其中大学毕业的占36.6%,分别比美国平均水平高5.3%和19.6%,具有硕士、博士学位的则比美国平均数约高一倍。华人在美国科技界占有突出的地位,为世人所瞩目。华人虽然只占全美人口的1%多,但却有杨镇宁、李政道、高锟等多位诺贝尔奖得主;美国一流的科学家、工程师和教授中,四分之一是华人;在硅谷的工程技术人员和阿波罗登月工程高级工程师中,华人就占了近30%。李政道先生非常自豪地说:“目前,在美国和欧洲的第一流研究机构和著名学府中,成绩名列前茅的青年科学工作者,大都是中国人。他们的专业几乎覆盖了当代科学的所有领域”。当代华人新移民,在一定意义上说是“知识分子移民”、“技术移民”,其发展潜力更是不可估量。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华人在科技上的优势也会逐步转化为经济优势。

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华人华侨的政治地位也逐渐得到改善,参政意识日益强烈,开始在当地政坛寻求自己的位置。新加坡从总理到总统都是华裔,内阁成员和部长有80%是由华人担任的。泰国政府官员中,华人占70%。马来西亚国会议员中,华人占四分之一。菲律宾前总统科·阿基诺也是华裔。在美国,华人参政更具代表性。目前,在联邦政府、议会或州县政府、议会担任要职的华人已有上百人。他们作为华人的代表,显示了华人卓越的政治才华,也表明华人已经成为美国社会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

但是,华人华侨在发展中也遇到不少问题。他们在住在国是少数民族,在不少情况下仍然没有摆脱不公正的待遇。种族主义在一些国家仍然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种族矛盾往往会深深地影响华人以及华人社区的发展。

在东南亚,矛盾的主要根源在于经济的强弱;而在西方国家,矛盾的主要根源在于文化的差异。印尼是东盟各国中贫富悬殊最大的国家,70%的财富控制在华人手里,成为嫉妒的对象和攻击的重点;且印尼人绝大多数信仰伊斯兰教,与华人信仰的佛教或基督教不同,因此常常成为穆斯林袭击的目标。1999年的“五月暴乱”,印尼华人惨遭屠杀,其血腥和残酷的程度令世界震惊,至今回首,犹不堪忆。

菲律宾的民族冲突也不容乐观,华人所面临的形势也相当严峻。菲律宾对华人的敌对情绪在F·塞德所著的《菲律宾政治文化史》中被概括为:“华人是可憎的,因为他们是经济上的支配者;华人是古怪的,因为他们是文化上的异己中;华人是讨厌的,因为他们在文化方面是宗派主义;华人是不忠诚的,因为他们在政治上是不可靠的。”这观点虽非主流,然也影响着一少部分人的心理。因此,绑架华商、哄抢华人商店乃至枪杀华人小企业主的事件,也时有发生。

美国是新华侨增长最多的国家,种族主义近年来颇为猖獗,已成为一种严重的社会问题,除偏执的言论、住房和就业方面的歧视等行为外,暴力事件的发生频率也越来越高。澳大利亚“排亚”风潮的激烈程度也不亚于美国。随着亚裔移民的增多,“白澳政策”死灰复燃,歧视、排斥、攻击亚裔的事件层出不穷。这说明,华人华侨要完全融入住在国主体社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附:中国移民简史

华人(古代称唐人)移民海外传说始于商朝。以后各朝代都有不多或不少华人由于经商,逃难,宗教等原因居留海外。明代永乐年间三宝太监郑和下西洋后大批人开始移居南海各国。19世纪中叶鸦片战争后有大量华工,因欧洲工业革命的需求而移居到美洲,欧洲,东南亚及世界各国。“华侨”是指已经在国外取得长期居住资格的中国公民。华侨加入或取得当地国籍,就会自动丧失中国国籍,成为具有中国血统的外国籍人,即外籍华人,简称“华人”。华人华侨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华人华侨是海外统战的重点对象。做好华人华侨工作,对实现祖国和平统一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商朝

商朝末年,周灭商,箕子拒不降周朝,带着他的封国的民众徙居朝鲜。至今在平壤郊外还有箕子陵、箕子井田等古迹。另有大批商朝军民乘竹筏,流落到中南美洲。

公元前333年,楚威王兴兵伐越,一些越国人逃亡到了越南。

秦朝

战国或秦末有先人从山东半岛放舟美洲。如在墨西哥发现的一块“大齐田人之墓”的墓碑。

《史记》记载,秦始皇为求不死之药,派遣徐市(即徐福)等数千人入海东渡求仙人仙药。这些人据传漂洋过海到了日本。现在日本仍有徐福墓和徐福村。

秦朝末年,韩终和徐福一样,带3000人为秦始皇入海求仙药,据信到达朝鲜半岛南部。

汉朝

汉朝,航海技术进一步发展,开辟了中国到南洋和印度洋的航路,不少中国商人到了东南亚、南亚地区,有些商人留居当地经商。

汉朝日南郡朱吾县居民,不满县吏苛政,逃至屈都昆。

南美洲厄瓜多尔于清咸丰年间,开漕河道,曾获中国钱币数百枚,为新莽时代之物,今尚陈列其国家之博物院中。

南北朝

南北朝,新加坡一个华人坟墓的石碑上刻有梁朝年号。

南北朝时,墨齿国(今墨西哥)派使团回故土探亲,带回蜂鸟朝贡。秘鲁山洞里的一尊奇特的裸体美洲女神铜像,向人们展示了西元五世纪时中国同美洲之间的某种联系:她双手(右臂残)提着铜牌,两牌各铸“武当山”3个汉字,字体近似南北朝的八分书。又秘鲁国公园有华文太岁碑幢。

唐朝

唐朝贞观年间,有一批高僧,到佛逝国取经,其中包括义净、运期、彼岸、智岸,善行、智弘、无行、法郎、孟怀业、道宏、贞固等;其中僧人孟怀业,留恋佛逝,不回故乡。

咸亨年间,丰州僧哲到东印度居留,僧人玄游居留师子国。

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中外交流十分发达,有许多唐朝人或东迁到朝鲜、日本,或沿丝绸之路到西亚一带,或南下到了东南亚诸国交好关系,进行商贸活动,有许多人留居于当地。

从唐代开始,侨居国外的中国人被海外称为“唐人”,中国人在海外聚居的地方被称为“唐人街”,并沿袭至今。

五代

五代(943年),阿拉伯旅行家马素提记录苏门答腊有中国人耕种,巨港华人最多。他们是黄巢起义失败后逃亡至苏门答腊的华侨。

宋朝

宋代,随着中国经济重心的逐渐南移,商品经济的发展,航海和造船技术的提高,朝廷鼓励商人出海经商,使得南部中国人出海贸易成为一种时尚,中国商船频频往来于南中国海、印度洋、泼斯湾等地。不少商人,包括一些文人、罪犯、水手等“过海入蕃”,经年累月不归,称为“住蕃”。

宋嘉佑三年(1036年),嘉佑四年,安南虏走大批中国人到安南。

南宋宝庆元年(1225年),赵汝适著《诸蕃志》蒲甘条记载:“国有诸葛武侯庙”。

南宋度宗咸淳三年(1267年),印度半岛卡弗里河口的纳格伯蒂讷姆城有中国式瓷砖塔,高数丈,上刻汉字:“咸淳三年八月毕功”。占婆国有唐人。

元朝

元朝顺帝至正九年(1349年),航海家汪大渊《岛夷志略》记载,单马锡有华侨定居。元初有大批华人定居在婆罗洲格兰岛。渤泥国敬爱唐人,马来半岛古国龙牙门已有中国人和当地人通婚杂居。

真腊国有唐人居住经商。真腊风俗,由妇女进行贸易,因此华人到此,必先娶真腊女子为妻,方便贸易。

明朝

明朝,中国航海业进一步发展,“住蕃”人数越来越多。洪武八年(1375年),黄森屏出使文莱。黄森屏之女嫁给文莱第二苏丹阿合曼。阿合曼死后,黄森屏之女继位成为文莱国王。此后文莱王位由女系继承,凡20代。

洪武三十年(1397年),时旅居三佛齐的华侨1000多人,拥戴广东南海人梁道明为三佛齐国王。

特别是郑和七下西洋,对华侨出国和在当地从事商贸活动,以及东南亚华侨社会的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马来西亚等地的华人至今在“三保庙”供奉着郑和。

永乐年间,爪哇岛的华人多由广东、福建等地方逃亡来此,多从回回教门受界持斋。

爪哇有一个几千户华侨聚居的村庄,华侨称之锦石(今格雷西),村主是广东人。

爪哇岛东部有一个华侨村杜板,华侨称之为厨闽,有一千多户漳州、广东移民。

爪哇岛苏鲁马益也有中国人居住。

旧港(今巨港)居民多由广东潮州、泉州逃来此地,相当富饶。

郑和下西洋时任命施进卿为巨港宣慰使。

东爪哇有“施大娘子俾那智”传伊斯兰教,施大娘子是施进卿的女儿。

马六甲有唐人居住。

文莱国王是福建人。

爪哇顺塔国王陆自立是广东潮州人,永乐九年遣使贡方物。

正统年间,勃泥有很多华侨居住,曾有漳州人张某成为那督。

成化年间,丁州盐商谢文彬到暹罗国经商,后来成为暹罗国的官员,并出使中国。

正德年间,满者伯夷有来自广州、泉州的华侨几百户。

1572年,西班牙殖民者累加斯皮说,在马尼拉有40位已婚的中国人居住。

隆庆六年(1572年),吕宋有华侨150人居住。

万历年间,旧港国王王连是广东人,婆罗洲国王是福建人。万历二十一年(1594年),吕宋已有几万名华侨聚居。文莱岛有许多华人,系随郑和下西洋留下定居。

柬埔寨的篱木州,以木为城,是华人聚居之地。

16世纪初,黄衷著《海语》,记载暹罗国有奶街,是一条华人寓居的街道。

1613年,葡萄牙人伊里狄绘制满剌加地图,其中表明漳州村,中国村和中国溪,显然是华侨聚居之地。

清朝

郑成功驱除荷兰人,使得原先以南岛语系民族为主的台湾自此迈入汉人优势社会。

康熙三十五年,广州长寿寺主持大仙,被越南顺化政府聘为国师。越南会安港有一条长三四里的沿河街道,名为大唐街,街上福建人开的商店,鳞次栉比。越南风俗,贸易由妇女经营,因此华人到此,必先娶妻,方便贸易。顺化有关夫子庙和闽会馆,尖碧萝有伏波将军庙。

雍正年间,港口国(今越南境内)国王莫玖是广东雷州人。莫玖传位于子莫统,前后延祚一百多年。

乾隆年间,暹罗国王郑昭是广东潮州人。

婆罗洲戴燕国王吴元盛是广东嘉应人。

婆罗洲昆甸国王罗大是广东嘉应人。

爪哇华侨人数达十万人。

嘉庆年间,广东嘉应显人叶来,流寓新加坡。嘉庆末年,柔佛王下令驱逐华人。柔佛华人推举叶来为首,率领众人战胜柔佛王;叶来更购买军械,遣人返国,纠集嘉应县及邻村族人万余,渡海到柔佛,血战八年,平定柔佛全境。其时槟榔屿华人,与土人冲突,叶来率众助战,三年平定槟榔屿。后叶来自量不敌英国势力,将此二地主权交与英国,自保土地所有权。

光绪初年,在雪兰莪和霹雳州采锡矿的华工有十几万人。雪兰莪王待华工苛刻,华工奋战,平定雪兰莪。其时霹雳州华人也平定霹雳。

法国探险家亨利·穆奥《暹罗柬埔寨老挝安南游记》记载,1859年,新加坡有华侨50,043人。

1840年——1870年,欧洲人口贩子将厦门、香港等地70多万中国劳工“卖猪仔”到南美洲当苦力。同一时期,约有100万华人到美国和加拿大“淘金”。

1868年,美国加州因开采金矿和修建铁路,需要大量劳工。美国和大清签订中美通商条约,其第五条定明华人愿常住美国或入籍,皆须听其自由不得禁阻。此条约为美国来华招揽大量华工开方便之门。

19世纪末,到加拿大修筑加拿大太平洋铁路的华工有七八万人。

1876年,郭嵩焘路过马来亚,记录新加坡华人约20万,槟榔屿有福建人广东人10万余。

20世纪初,在加拿大定居的华人约有19000人,以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维多利亚和温哥华人数最多(两地有9000华人)。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华人,多以捕鱼为业。加拿大华人生活贫困,有10万家产的只一二人。

20世纪初,许多地方限制华人入境,加拿大对入境华人,征收500元人头税、澳洲征收100元人头税,新西兰征收30镑人头税。

至鸦片战争爆发前,中国人移居海外约150万人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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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资料来源广泛,也由部分来自网络,未能一一列出,在此深表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