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一提的是嵩阳书院有重要景观《大唐嵩阳观纪圣德盛应以颂碑》，它是由李林甫撰文的，主要叙述嵩阳观道士孙太冲为唐玄宗李隆基炼丹九转的故事。在嵩阳书院还有稀世珍宝——汉封将军柏，嵩阳书院原有古柏3株，西汉武帝刘彻游嵩山时，见柏树高大茂盛，封它们为“大将军”、“二将军”、“三将军”。三将军被毁于明末，据鉴定，将军柏是原始柏，有近4500年的年龄，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柏树。将军柏还有一段“先入为主”的传说：西汉元封元年（前110年）正月，汉武帝刘彻到这里游览，他一进头道门，看见一棵柏树身材高大，枝叶茂密，不禁赞叹不已，说道：“朕，遍游天下，从未见过这么大的柏树呢！”汉武帝面对此树仰望再三，感叹之余，信口赐封它为“大将军”。封罢大将军，汉武帝在群臣的呼拥下，朝院内走去。登上阅台，来到正中院，迎面又看见一棵大柏树。这棵柏树，要比大将军大几倍，汉武帝心中颇为懊悔。但金口已开，没法更改。
他指着面前的大柏树说道：“朕封你为二将军。”当时随从宫员感到武帝对二将军柏加封的不合情理，想向皇帝建议，但不敢直讲，只好从侧面向皇帝提示说：“这棵柏树比前院那棵柏树大得多呀！”汉武帝固执己见，大发雷霆斥责道：“什么大呀！小呀！先入者为主。”吓得随驾官员们连忙叩头称“是”，谁也不敢再强辩了。众人簇拥着皇帝，继续往前走，来到藏书楼前，又见到一棵更大的柏树，汉武帝犹豫了一下，心想：怎么一棵比一棵大？但我已赐封在先，岂能改口！只能按先来后到次序加封。武帝面对柏树说：“再大你也是三将军了。”群臣们面面相觑，再也不敢作声。
三棵受封的大柏树，因皇上封的不合理，都感到不是滋味。三将军柏认为自己是嵩山地区最大的柏树，封为三将军不太合理，又恼又怒，一气之下，枝叶枯萎，一命呜呼！现在游人已看不到它了。二将军柏觉得自己比大将军大几倍，竟然被封为二将军，实在委屈。它虽心怀不满，却不敢直说，后来，把肚皮气炸了。现在该树干下部还有裂迹。大将军感觉自己实在不称职，深感受之有愧，没脸抬头见人，因而经常低着头弯着腰，不敢见游客。
久而久之，慢慢地变成了现在这样子的弯腰树。后人写诗一首：大封小来小封大，先入为主成笑话。三将军恼怒被气死，二将军不服肚气炸。大将军羞愧低下头，金口玉言难评价。
嵩阳书院创建于北魏孝文帝太和八年（484年），当时被称为嵩阳寺，是佛教活动场所。到唐代又被改称为嵩阳观，到了五代后周时期又被改建称太室书院。宋仁宗时期，定名为“嵩阳书院”。宋代理学的“洛学”创始人程颢、程颐（二程）兄弟都曾经在嵩阳书院讲学，平易近人、通俗易懂，大量学生慕名而来。此后，嵩阳书院称为宋代理学的发源地之一。据记载，在嵩阳书院讲学的还有范仲淹、朱熹、李纲等人，而且司马光的巨著《资治通鉴》中的一部分就是在嵩阳书院完成的。
二程曾一起拜师于北宋理学开山大师周敦颐，著作被后人合编为《河南程氏遗书》。他们把“理”或“天理”视作哲学的最高范畴，认为理无所不在，不生不灭，不仅是世界的本原，也是社会生活的最高准则。在穷理方法上，程颢“主静”，强调“正心诚意”；程颐“主敬”，强调“格物致知”。在人性论上，二程主张“去人欲，存天理”，并深入阐释这一观点使之更加系统化。二程学说的出现，标志着宋代理学思想体系的正式形成，为后来程朱理学的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4、睢阳书院
睢阳书院，又被称为应天府书院，或称应天书院，由五代后晋时的商丘人杨悫创办，士人不远千里往这里投奔。北宋政权建立后，实行开科取士，这里人才辈出，百余名学子科举中第者竟多达五六十人。
宋真宗时，追念宋太祖应天顺时开创宋朝，1005年将其发迹之处宋州（今商丘）改名为应天府。1009年，当地人曹诚在戚氏旧居建筑学舍150间，聚书1500余卷，并把自己修建的学舍捐给政府，朝廷大为赞叹，正式赐额为“睢阳书院”。范仲淹来睢阳书院求学，后娶妻生子，在商丘落户，并担任睢阳书院掌学主教。商丘旧名睢阳，故也称睢阳书院，宋仁宗景祐元年（1034年），睢阳书院改为府学，官府拨田10顷，充作学校经费。
庆历三年（1043年）改为南京国子监。与东京开封和西京洛阳国子监同为当时的最高学府。靖康之耻时（1126年），金兵南侵致使中原沦陷，应天府书院被毁。于是中国书院教育中心随之南移，应天府书院没落。历朝虽有人重修书院，但最终未能成功，今天应天府书院只剩下残存的建筑，供人瞻仰。
5、石鼓书院
石鼓书院是湖湘地区引人瞩目的儒学传播基地，建于湖南衡阳石鼓山，因此而得名。起初唐朝刺史齐映在山的左侧建立合江亭。唐宪宗元和年间，李宽曾在石鼓山读书。
宋太宗至道三年（997年），州人李士真在这里建立书院，招收生徒讲学。 第二年，朝廷赐“石鼓书院”敕额。南宋孝宗时修复石鼓书院，在旧址的基础上复院扩建，规模更大，朱熹曾为之作《石鼓书院记》。
石鼓书院从唐朝一直到民国时期毁于日军炮火，历经近1000年，苏轼、周敦颐、朱熹、张栻、湛若水等人都曾在此执教，使石鼓书院成为远近各方的士子们向往和云集的学府，逐渐发展成为中国古代书院的楷模之一，对湖湘文化的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从创建历史渊源看，石鼓书院的创建比白鹿洞书院还早120多年；比岳麓书院早160多年；比睢阳书院早199年。
石鼓书院有武侯祠、李忠节公祠、七贤洞等。武侯与李忠节与石鼓书院没有多大关系，但是这两位英雄的故事都发生在石鼓山，因此将其移至石鼓书院。武侯祠是为纪念诸葛亮而建立的。武侯就是诸葛亮，因为曾被封武乡侯，故世称武侯。在东汉建安三十年，刘备任荆州牧，诸葛亮以军师中郎将的身份在此临时驻军，相传就是住在石鼓山上。后人为纪念诸葛亮而建武侯祠以供祀享，宋代重修石鼓书院时，将武侯祠迁移到石鼓山。后来有很多名人来此写联抒发感慨。
李忠节公祠是为了纪念李忠节公的高风亮节而建立的。李忠节公名为李芾，字叔章 ，南宋人。李芾为官刚正不阿，从不趋炎附势。元军大举进攻宋王朝时，李芾被派守卫潭州城，因为军队、供给匮乏被攻破。当时，南宋有很多大将都率领家属以死报国，李芾召来心腹沈忠，为了不被侮辱，要沈忠杀尽自己的家人再把自己杀了。沈忠死活不肯，但是在李芾毅然的一再要求下，只好取酒让其家属全部喝醉后全部杀死，之后，李芾也甘愿被杀。
值得大书一笔的是南宋时期理学集 大成者朱熹的《石鼓书院记》，因为这篇历史文献具有纲领性意义。朱熹对办学的指导思想、教学内容、教育重点、教学方法等都作了具体阐述。最为重要的是他倡导把义理之学、修身之道作为书院的办学宗旨，从而达到“明道义正人心”的目的，这不仅仅被当时全国各书院认可，而且对后来元、明、清历代的教育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石鼓书院还以七贤著称，有创立石鼓书院的始祖李宽、哲学与文学大家韩愈、修复拓展书院的李士真、理学鼻祖周敦颐、理学大家朱熹、东南三贤中的张栻、黄斡。
6、泰山书院
泰山书院坐落于山东泰山脚下，是宋初三先生胡瑗、孙复和石介读书、讲学的地方，在中国书院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泰山书院以东100多米是普照寺，向西二三百米是冯玉祥将军墓。全祖望曾言：“宋世学术之盛，安定、泰山为之先河，程朱二先生皆以为然。”
安定，就是指胡瑗，泰山就是孙复，他们都是宋代理学的先驱。唐代这里被称为“栖真观”，是周朴读书修炼的地方。宋仁宗景祐四年（1037年），在石介等人多方筹措下，由孙复主持，开始在东岳庙东南的柏林地兴建学馆，孙复称其为“信道堂”。不久，柏林地被并入庙内，即今岱庙内的汉柏院。于是，“信道堂”迁往“栖真观”，重整院落，修葺房舍，构筑厅室，聚徒讲学，这就是“泰山书院”，又称“泰山上书院”。而“泰山书院”的名称最先出现在康定元年（1040年）石介的《泰山书院记》一文，这篇记文曾经刻在石碑上立在讲堂西壁。胡瑗在此读书，孙复、石介在此讲学，八方学子慕名而来。书院还请当时著名学者前来讲学，开阔了学生视野，活跃了学术气氛，书院进入鼎盛时期。以后成为著名人物的祖无择、姜潜、张洞等也来到这里，孔子第45代孙孔道辅也前来讲学，书院再次进入繁盛时期。
胡瑗也是北宋初期的学者，字翼之，泰州海陵（今江苏泰县）人。世居陕西安定堡，世称“安定先生”。胡瑗7岁时以文章称善，13岁时能通五经。他与孙复、石介同为范仲淹门生，后来又长期在国子监共事。胡瑗曾与孙复、石介在泰山学院讲学，10年没有回家，收到家书看见“平安”二字，没有拆阅就被投入山涧中。现在的五贤祠旧址东还有“胡安定先生投书处”刻石，被称为投书涧。后来胡瑗执教太学，四方士人慕名而来，甚至学舍都不能容下。
孙复是北宋初期的学者，字明复，晋州平阳（今山西临汾）人。30多岁时，从家乡前往应天府拜范仲淹为师，不舍昼夜，苦读《春秋》。宋仁宗景祐二年（1035年），孙复举进士不第，来到泰山，开始了招生授经、创办书院的活动，被称为“泰山先生”。孙复的生活在50岁之前一直很窘迫，到泰山讲学之后也没有好转。44岁时，他因为贫穷，父母去世后也没有棺椁，一直无法安葬。他有时仰天而哭，并不是因为悲叹自己的命运有多苦，而是身为一个儒家学者，为自己不能尽孝而悲痛。这个时期，孙复不仅生活穷困，学业上也不尽人意，他四次参加科举都不中。但可贵的是在逆境中，孙复不改初衷，坚持刻苦研究，以天下事为己任。嘉祐二年（1057年）卒，葬于东平，后人把孙复列为“泰山五贤”之首。
石介字守道，一字公操，是北宋初学者，兖州奉符（今山东泰安）人，故居在徂徕山西北的桥沟村，年轻时曾就学于应天府书院。他曾经在徂徕山下讲学，因此世称“徂徕先生”。北宋天圣八年（1030年），石介在26岁时中进士甲科，在南京任职期间结识孙复，把他视为知己，帮助他到泰山学堂讲学，并且拜其为师，景祐三年（1036年），因为母亲去世回家奔丧。居丧期间，在徂徕山长春岭下建立徂徕书院，教授诸生《易》。庆历新政时，石介积极拥护改革，后因为新政失败受到了保守派的打击，被迫外出任职。庆历五年（1045年）石介去世，被葬于徂徕山下。
泰山书院前后持续了8年，其规模虽不及白鹿、石鼓、雎阳、岳麓等著名的四大书院，但它对促进泰山及山东地区的儒学复兴、人才培养、教育普及、民风改变起到了很大作用。
他们不仅以自身行为树立了一代学风，而且在儒学理论上也颇多建树，成为宋明理学酝酿时期的先驱。
（1）尊师重教，不计较职务高低
当时的孙复累举进士而不中第，是一个落白魄不得志的文人，而石介早已进士及第，并历任郓城、南京推官，他们两人在功名及官职、地位方面都有高下之别，但石介不以功名和职位待人，而是非常推崇孙复的学问和道德，甚至拜孙复为师，执弟子礼甚恭。石介常跟人说：“古之学者急于求师。孔子大圣人也，犹学礼于老聃，学官于郯子，学琴于师襄，矧其下者乎后世耻于求师，学者之大弊也。”就是说孔子这样的大圣人还要到处向人学习，不耻下问，我们一般人更要摒弃身份的尊卑，虚心学习。
（2）解说经义，不拘泥于古训
我国先秦时期的儒家经书从汉代起就有经学家的注解。到了唐代，汉儒所开创的经书已陷入绝境。宋初至真宗五六十年间，主要是恢复唐朝的一统经学，在学术上并无创新。到了仁宗时期，学术领域才一扫前时的沉寂，开始了多方面的新探索。这时的孙复、石介能以自己的理解说经，不守古训。欧阳修这种大文豪对孙复这种不盲目相信古注的态度也十分称赞。
（2）刻苦自励，勤奋学习
孙复、石介、胡瑗的出身比较清寒，但他们都非常刻苦的研习学习。在泰山七八年的时间里，孙复在身体生病、食物不足的情况下，整天抱着《春秋》、《周易》诵读，探伏羲、文王、周公、孔子之心。据记载，石介在应天府书院读书时，王侍郎听说他勤俭节约，就赠给他食物，但是石介没有接受，他说“朝享膏粱、暮厌粗粝”。为了专心读书，他甘愿过着清贫的生活。胡瑗在泰山书院读书期间，由于家境贫寒，生活也很艰苦，但他还是坚持刻苦钻研学问，为以后的教育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后来由于石介和孙复都进国子监，而且胡瑗也离开了泰山书院，泰山书院停止了授业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