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洛克菲勒基金会在中国的活动为例，洛氏基金会一方面直接资助在美国教会、大学等社会组织在华工作；另一方面促进美国对中国的了解和研究。洛氏基金会成立“中华医学基金会”，建立合乎美国一流标准的北京协和医学院，通过上层精英来影响中国民众，从卫生健康、传播科学、教育人才几个方面影响中国。基金会资助美国的大学与中国的燕京、南京、东吴等大学建立联系，接受中国学生、学者进行教学和研究活动，美国著名的加州理工、哥伦比亚、康奈尔等大学都参加了洛氏基金会资助的学术交流活动。基金会还资助美国一批著名植物学家到中国与中国学人合作，在南京、广州、北京建立植物分类学的研究及教学中心，奠定了中国植物学的基础，涌现出陈焕铺、胡先脯、钟心煊等著名植物学家。
美国基金会的文化传播和交流活动，从实质上说，是基于西方中心论出发，以传播自己的文化、价值观从而教化其他国家民众为目标。但是，客观而言，它们也为落后国家打开了一扇了解和掌握西方先进科学技术之门，也增进了美国与这些国家的友好与合作关系，加强了美国在这些国家的影响力和吸引力，软实力获得充分提高。
在这一阶段，美国软实力获得了极大提高。美国的外交政策和理念受到当时许多国家的欢迎，它还积极主导或参与各种国际组织、国际规则的形成和制订。上述行动非常有利于美国外交目标的实现，增强了美国的国际影响力，也促进了当时世界的和平与美国经济的繁荣，其世界霸权地位的远景也隐约可见。在文化交流领域，美国社会积极推动美国文化价值的推广，并资助消灭全世界的传染性疾病医治、科学研究以及学术文化交流，这类活动影响了以后几代人对美国的认识和情感。美国做出的这些努力还在客观上加速了殖民地人民的近代化进程，也使美国模式成了一个颇有吸引力的现代化模式。那些殖民地不仅将美国视为民主自由富裕平等的典范，还从语言、学术、生活习俗和思维方式上接受美国人的价值观，成为美国软实力的追随者。总之，无论在外交政策还是文化交流方面，美国积累了相当的软实力资源，为今后步入鼎盛阶段提供了可观的经验和基础。
三、美国软实力的巅峰：二战结束至冷战结束
第二次世界大战不仅没有削弱美国的实力，反而使其国力大增，成为世界上经济和军事实力最强大的国家。从经济方面看，美国人口仅占世界的6％，但其工业产值却占资本主义世界的2/3，外贸出口占1/3，黄金储备占3/4，生产资本主义世界1/3的小麦、1/2的棉花、70％的玉米，开采62％的煤和石油，冶炼61％的钢。从军事实力的角度，美国武装部队在1945年高达1212万人，美国空军是世界上最具威力、最为庞大的，它拥有的B-29远程战略轰炸机是唯一跨越大洋的航空力量，美国在海外建立了484个军事基地，世界上每一海域几乎都处在美国的控制之下。美国还在当时垄断了原子弹武器的生产技术，控制了资本主义世界铀矿的主要产地。
第二次世界大战赋予了美国建立世界霸权的第二次契机。此时美国的综合国力已达到巅峰，美国政府对影响世界事务的主导能力充满信心，孤立主义已经历史性地走上了下坡路，美国国内对建立世界霸权的阻力降至微不足道。美国人也已经清楚地意识到，美国的霸权时代来临了。早在1940年，美国商会主席维吉尔·乔丹（Virgil Jordan）就指出：“不管战争的结局如何，美国在世界事务以及其他方面迈上对外扩张的道路……在新的盎格鲁－萨克逊对外扩张中，英国至多是一个次要的伙伴，而美国的战争资源和海陆军才是力量的中心。”246在这样的历史情势下，美国终于可以按照其意愿创设战后秩序，缔造美国霸权的时代真正来临了。
在软实力霸权的塑造方面，二战后美国主要从国际制度、外交政策、文化传播、意识形态等全方位着手实施，最终以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为标志达到巅峰。
在对国际制度的创立和掌控方面，美国按照自身的利益的需求，对国际政治和经济秩序进行了规范。在政治秩序方面，富兰克林·罗斯福以“四大自由”和《大西洋宪章》为基础。所谓“四大自由”，即罗斯福总统在1941年1月6日致第77届美国国会的年度咨文中，提出美国对世界的“言论自由”、“宗教信仰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负有义务。这在一定意义上是美国再次谋求建立世界新秩序的序曲。而《大西洋宪章》成为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和联合国建立的基础，也是美国谋求世界新秩序和世界霸权的纲领性文件。我们可以看到罗斯福的主张与威尔逊极其相似，也把希望寄托在国际制度建设上。不同的是，罗斯福主政时期，美国主导国际秩序建设的地位已经几乎得到所有同盟国家的确认，美国的意志得到了有效的贯彻，美国创立国际制度的黄金时代降临了。
联合国的创立，不仅来源于国际社会对国际安全、集体安全体系的积极寻求，也直接源与美国决策者的全球霸权构想，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成立的国际联盟及其失败的实践更为联合国的创立提供了前车之鉴，为美国在二战结束之际确立全球霸权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
早在1939年之初，美国就计划筹划一个覆盖全球的世界政治和安全国际组织，确立美国在世界政治中的地位，这一设想通过1941年美英首脑签署的《大西洋宪章》得到了充分体现，或者为联合国的创立提供了舆论基础。在相当的程度上，联合国是美国的创造：美国强大的军事和经济实力使得美国的参与具有关键意义；美国国务院事无巨细的奠基工作使得美国在谈判中始终都富有创意；国际社会对美国地位的广泛认同对联合国的权力和组织结构的认同具有实质作用；而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将战时军事同盟变为战后国际合作、以集体安全维护国家安全战略思想奠定了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的基础。富兰克林·罗斯福以大国合作维持战后秩序和美国首要地位为主要思路，一手导演了联合国创立的主要进程，并在几乎所有关键时刻都发挥了决策作用。尤其是，富兰克林·罗斯福将理想主义追求与现实主义作为结合起来，逐步将联合国的构想具体化，并有效融合了苏、英、中等国的设想，在联合国的创立了上做出了重大贡献。正是从这一意义上说，联合国体现了伍德罗·威尔逊的理想、富兰克林·罗斯福的目标，是美国在20世纪上半叶谋求全球霸权的产物，也注定成为美国赖以实现其全球战略的重要工具和途径。247
联合国的职能首先体现在世界政治和国际安全领域。作为谋求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唯一普遍性的国际组织，联合国与国际安全休戚相关。联合国的基本目标和根本宗旨就是“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联合国以集体安全为目标，以安理会为决策核心，其制度安排是：和平解决国际之争端，使国家无可战之事；集体安全，抗击侵略，使国家无可战之敌；裁减军备，解除武装，使国家无可战之器；区域办法，协助维和，使冲突无蔓延之势。248
在联合国初创时会员国为51个，其中34个西欧和拉美国家都是支持美国的，11个亚非国家绝大多数也是亲西方的，苏东集团只有6个创始会员国。在安理会的5个常任理事国中，美国控制着4票。可以说，二战结束之际，联合国是美国国家利益和软实力霸权的直接体现。美国无论在安理会还是大会都可以轻易获得所需要的多数票，实际上“把联合国看作自己的国务院”。苏联虽然频繁使用了大量的否决权，但也表现出它在安理会的政治斗争和表决过程中的孤立无援。在联合国存在的前15年内，美国通过将自己的权力和资源注入联合国体系内，通过对联合国安理会运行机制的控制和改造，主宰着联合国。联合国成为美国驯服工具，服务于美国的全球战略而偏离了应有的航向。进入20世纪60年代，随着第三世界的兴起，美国逐步失去了对联合国的控制地位，不得不越来越依赖否决权保护盟国及其在全球的战略利益。此时的联合国对于美国核心战略目标的实现不仅无关紧要，而且常常成为阻挠。许多美国人把联合国视为“贯彻外交政策的一个冷淡和充满敌意的场所”。249因此，从1970年起，美国开始并接二连三地使用否决权，同时减少对联合国的财政支持，退出联合国的有关国际组织，力图要挟联合国适应美国的战略意图。可以说，这一时期联合国是对美国软实力的制约因素，而非借重提升的工具。20世纪80年代末，美国的国际地位和综合实力有所恢复，在新一轮的缓和潮流中重居主导地位，美国重新开始谋划利用联合国作为其实现国家利益和全球战略的软实力工具。它与苏联一起将联合国推向维持和平与安全的世界中心舞台，使联合国在解决两伊战争、柬埔寨问题上发挥了重大作用。美国之所以能够转而借重联合国，根本的原因是苏联的衰落，“美国要在联合国安理会强行通过反对伊拉克的决议无需吹灰之力，这对白宫而言简直是挡不住的诱惑。”250
二战结束前后，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在筹建联合国的同时，还致力于建立一个美国主导的世界经济秩序，从金融、投资、贸易等三个主要领域在全球进行经济扩张。由于经济实力是美国霸权最重要的物质支撑，而美国维持、增强经济实力并以此建立和确保霸权的方式之一，就是在经济领域建立反映其经济利益的国际制度，引导其他国家按照它制订的“游戏规则”开展国际金融、贸易活动，这便是强大软实力的体现。
就当时的美国实力和国际社会百废待兴的局势而言，创立一个开放、自由的世界经济需要美国的主导，而美国也抓住了这一历史性机遇建立国际金融体系和贸易体系，以此推进美国的政治和经济利益。251可以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与确立美国的世界经济盟主地位、为美国产品开拓海外市场的目标直接相关。布雷顿森林体系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关贸总协定组成。金融在国际关系中的重要性产生于19世纪，英国等工业国家积累了大量资本，导致对海外的资本输出，给国际关系增添了新因素，而大英帝国的世界霸权在一定程度上仰仗其在世界金融领域的主导地位。可以说，一个时代的国际金融体系，往往体现该时代霸主利益的霸权体系，霸权国是国际金融体系的管理者，其货币则一般是全球金融关系的基础。
1943年，美国决策者为了取代英国的世界金融霸权，授权财政部助理部长哈里·怀特抛出了建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怀特计划”。该计划强调黄金的作用，主张设立一个国际货币稳定基金机构，由美国在其中发挥主导作用。1944年7月1－22日，美、苏、英、中等44个国家的代表齐聚美国新布什尔罕州的布雷顿森林，举行国际货币金融会议，基本上按照“怀特计划”通过了《联合国家和联盟国家货币金融会议最后议定书》、《国际货币基金协定》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协定》，这三个文件总称为《布雷顿森林协定》。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创立使美国受益至今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确立了所谓的双挂钩原则：（1）美元与黄金挂钩，即美国政府维持每盎司黄金等于35美元的官价，并承担各国政府或中央银行按照黄金官价用美元兑换黄金的义务；（2）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即会员国实行对美国的可调整固定汇率制，一般只能在法定汇率上下各1％的范围内波动，各国政府有义务干预外汇市场以保持汇率的稳定，不得轻易调动汇率；汇价变动超过10％，必须获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80％以上的投票权同意。美元由此成为国际支付手段和储备货币，具备了霸权地位；美国也从此拥有了干预其他国家经济政策的合法依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一般会附加政治条件，这些条件往往意味着按照美国要求的规则进行经济活动，从而在制度上确保了美国的霸权地位及其经济干涉行为的合法性，这也正符合了约瑟夫·奈对于软实力的定义：“当在别人的眼里我们的政策合法、正当时，软实力就获得了提升。”252
《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协定》规定，世界银行的主要任务是担保或者参加私人银行对会员国长期贷款或者直接提供贷款，银行贷款必须由借款者政府担保，使用贷款必须由世界银行代表监督。世界银行的决策程序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相同，美国在世界银行100亿美元原始股金中认缴了32亿美元，因此也同时拥有了对世界银行的否决权。按照常规，世界银行行长由美国总统提名担任，从而赋予了美国在世界银行日常运作中的主导地位。开办之初，世界银行的资金主要在美国筹措，用苏珊·斯特兰奇的话说：“美国控制着世界银行贷款的提供和获得，这是美国对国际货币体系发挥主导性影响的原因之所在”253。世界银行的贷款主要用于购买美国商品，世界银行也因此成为美国输出资本、商品和扩大对外贸易的工具。
1945年12月27日，《布雷顿森林协定》生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国际开发复兴银行）宣告正式成立，《布雷顿森林协定》确立了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地位，美国事实上成为世界的中央银行，加权表决制保证了美国在布雷顿森林体系运作中的主导地位，为美国在世界经济领域的霸权地位提供了制度保障。布雷顿森林体系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以稳定为首要考虑的多边安排，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了以稳定美元为中心的、以国际货币体系为目标的国际收支调节机制；世界银行提供了以稳定欧洲和发展中国家为目标的战后重建和发展援助机制，美国推动世界银行成立的目的之一，就是通过对外援助的方式加强与战后需要重建国家的经济政治联系，将它们的发展纳入美国控制的世界经济秩序中。布雷顿森林体系致力于稳定利益，促进多边贸易关系，重建经济并帮助穷国恢复发展。它体现了美国的全球霸权地位，使得美国在理论上可以在全球调配资源，同时可以确保全球金融稳定与经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