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制度(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是国际关系学领域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按照新自由制度主义代表人物罗伯特·O·基欧汉(Robert O Keohane)的解释，国际制度是指“规定行为角色、限制行为和塑造预期的一系列持续存在的和相互关联(正式和非正式的)的规则”。从构成要素上看，“国际制度包括正式的政府间和跨国性组织、国际机制(International Regimes)和国际惯例。国际组织是指设有官僚机构和领导成员的、并使他们能够对各种事务做出反应的目的性实体；国际机制是指得到政府一致同意的、涉及国际关系特定问题的有明确规则的制度；惯例是指包含着默示的规则和谅解、塑造行为体预期的非正式制度。”103
在上述组成国际制度的三个部分中，国际机制被认为是最为核心的内容。这是因为，国际机制所体现的原则、规范和规则是国际行为规范化和国际关系有序化的必要条件，是国际惯例从非正式走向正式的标志，是国际组织赖以创建和运作的依据。国际组织所体现的成员的利益、意志和期望，是通过确定一致同意的原则、规范和规则，以集体协议的形式反映出来的。没有原则、规范和规则做指导，国际组织就会失去存在的基础。因此，国际机制是国际组织的灵魂，国际组织总是以一定的国际机制为依托，并服务于国际机制，是国际机制物化的表现，二者相当于“内核”与“外壳”的关系。但国际机制并不一定依赖于国际组织而存在，许多国际机制并无固定的组织实体，而是以宪章、公约、协议和条约等形式，依靠参与者的共识和默契来发挥作用。
世界贸易组织是大国软实力塑造的重要舞台
对国际制度的有效掌控之所以能够提升国家的软实力，是因为国际制度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国际政治行为体的规范和道德约束。国际制度代表了人类对共同利益和共同正义的追求，并提供了追求这些共同目标的平台，提供约束乃至阻止其他选择的机制。制度的道义力量来源于人类对国际社会秩序化的渴望，来源于造就一种尊重彼此价值和准则、同舟共济的文化。国际制度的道义性就是其合法性，它被视为国际规范和程序的核心问题。这种合法性在于，国际制度的创建、实施、修改和完善均由众多国家参与，并得到后来者（后发国家或后参与国家）的认可，而且其基本原则和规范得到各国尤其是各参与国的遵守。在现代社会，合法性与民主化之间有着天然的联系。鉴于其创建、修改、完善需要各参与方的认可，国际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民主化的演进，体现了国际制度的道义价值。正如伊肯伯里指出的，多边国际制度是创立和确保更加友善、民主的世界秩序的关键。104同时，有效国际制度的创建也是“公共产品”(Public Goods)形成的过程。约瑟夫·奈认为，国际秩序和国际社会的发展是公共产品——人人可以消费而又不会阻碍别人获取此种物品。如果一项公共产品最大的受益者不愿意率先垂范，为公共产品的供应耗费更多的资源，那么较小的受益者就更难以提供这种公共产品。因为当较多成员介入之时，组织集体行动变得相当困难。最大受益者的责任经常使得其他国家“免费搭车”。105
尽管被称为公共产品的国际制度为所有参与国提供了便利，但在现实的国际政治中，大国，特别是霸权国家，常常掌握着创立国际制度的优先权和主导权。正如基辛格指出的，“几乎是某种自然定律，每一个世纪似乎总是会出现一个有实力、有意志且有知识与道德动力、企图根据其自身的价值观来塑造整个国际体系的国家。”106这样的大国在创立国际制度时必有其利益上的考虑，借此将自己国家的文化、价值观悄然融入其中，成为国家利益和实力的延伸。国际制度不仅在客观和主观上提升了强国的软实力和硬实力，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其支撑霸权。因为从战略的角度，国际制度首先是主导国家传播其文化价值观的主要途径。以美国为例，其“上帝选民”、“山颠之城”、“天定命运”的观念使得美国将其命运与国际政治的改革密切相关，作为美国政治文化最强大的动力，它促使美国成长为制度性霸权。107在此过程中，美国的政治价值观外化为国际制度的组成部分，其普世价值也因此展现和固化。正如约瑟夫·奈所说：“如果一个国家能够使自己的力量被他国视为合法，并建立促使他国以和谐的方式确立其利益的国际制度，它未必需要像其他国家那样耗费昂贵的传统经济资源和军事资源。”108由于国际制度的惯性作用，潜在的对手越来越难以确立一套竞争性的规则和制度。鉴于此，既有霸权变得高度制度化，而新的、乃至更强大的国家（集团）有意建立另一种秩序，改变这些制度性规则乃至其隐含的政治文化价值就变得非常困难。109
对一般性大国而言，国际制度是确立合作和协调途径的制度化方式，有利于降低大国的交易成本、减少不确定性带来的误会与冲突，有利于构建大国合作的制度框架。此外，国际制度也往往成为大国解决矛盾、化解冲突的主要国际场所，从而稳定大国之间的关系。对崛起大国而言，国际制度首先提供的是外在的国际性约束，大国为改变国际地位而采取的国家制度战略主要有对抗和融入两种途径，而融入国际制度被视为建设性的途径。
随着世界民主化进程的进一步发展，国际制度的独立作用将进一步增强，它对包括霸权国家在内的大国的制约也将愈加明显和具有根本性。110如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国务卿腊斯克（Dean Rusk）指出，“我们每天都在接受对我们完全行动自由的限制。……我们缔结了4300多个条约和国际协定，其中三分之二是在过去25年间确定的。每一个条约至少都限制了我们的行动自由。”111这说明，国际制度的刚性在增强，即使霸权国也可能越来越无力支配国际制度。当国际制度的存在阻碍霸权国推行其全球战略或实现国家利益时，它不得不违反自己创建的各种制度。当这一种情况发生时，国际制度的权威性将受到挑战，霸权国家的软实力将受到严重削弱。
（第三章 国家软实力与硬实力
国家软实力与硬实力是组成国家综合实力的两大部分，在不同历史时期，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和重要性不尽相同，且在不断发生变化。因为不同实力资源在国家安全中所占比重和发挥的作用不同，从而导致国家实力的变迁。理查德·罗斯克兰斯指出，随着世界从“领土国”到“贸易国”再到信息和几乎一切生产要素都在流动的“虚拟国”，实力的涵义有了很大变化。112毫无疑问，在信息时代的今天，硬实力依然是国家影响力的基础和重要来源，但软实力的重要性在不断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