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9月，当得知人民解放军空军部队击落台湾美制U-2型飞机的消息时，时任省工商联主席彭劭农与中国科学院西南分院副院长马识途、民革四川省委副主任邓锡侯等，几乎不约而同地发表谈话，痛斥美国肯尼迪政府对我国的侵略行为。
在主持省市工商联的日常工作中，彭劭农一丝不苟、兢兢业业，许多文件常常都是他亲自修改定稿，多次政治活动他也亲自带头参与。为此，党和政府十分信任他，给了他很多的荣誉。
鲜翔（四川农业大学工程系质量检验与监督专业毕业生、中华民族美食研究院院长助理）
动员工商人士家属参加社会活动
楚平 王铮
自1950年3月，李宗坊为成都市工商业联合会筹备委员会副主任，罗元俊为常委兼文教委员会主任委员和副秘书长的职务之时起，他们就把自己的青春、财力和应尽之力，几乎全部奉献给了“党教干啥就干啥”的新中国建设事业。
此期间，为国所想的李宗坊和罗元俊一起，自愿带头捐献了自己所拥有的全部资产、股份，从而被社会广泛认同。
1950年秋，罗元俊作为成都工商界的杰出代表，接受邀请到北京参加了中央人民政府召开的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会议，并在会上见到了毛泽东等中央主要领导。
同年，李宗坊作为四川代表团团长，到北京参加了第一次全国青年代表大会，受到周恩来的亲切会见。以后，他几乎年年都要到北京开会，都要在会上见到周恩来。
1951年秋，由于黄鱼门和罗元俊的出色表现，他们作为全国私营工商业者模范代表（全国共96名，成都仅2名。当时，全四川还有重庆的胡子昂、李达尊、肖松立、祝允丰、程道生、杨亚西、朱已训，自贡的贺孝则，南充的林全九等共11名），一起被邀请到北京，出席首都庆祝新中国成立两周年国庆观礼活动。
50年代初期，工商业者的家属一般都很少外出参加社会活动。1952年，“五反”运动开始后，上海市工商业者的家属王征萱(经叔平家属)、金曰英(盛丕华家属)、沈方成(胡厥文家属)、周素琼(盛康年家属)、夏天锦(刘念义家属)等，积极响应政府号召，走出家门，走向社会，参加工商联举办和组织的各种学习及参观活动。以后，全国各地外出参加学习的家属人数逐年增加，蔚然成风。
1955年夏，成都市妇联总结了几年来组织工商业者家属学习的经验，成立了市工商业妇女学委会，作为领导全市工商业者家属学习的常设机构。
1956年1月12日至14日，为了迎接全市公私合营高潮的到来，市妇联召开了成都市私营工商业者家属代表会。参加会议的代表有280多人，代表了30多个行业和1万多名工商业者家属。会上，市工商局和市妇联的主要负责同志分别作了关于对私营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工商业者家属的任务及特殊作用的报告。代表们经过学习，进一步认识到私营工商业者只有积极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才是唯一的光明前途，她们纷纷提出保证，回去后动员自己的丈夫和子女积极接受社会主义改造，走社会主义道路。
同年1月13日，市工商联第一届执委会召开第四次会议(扩大)，讨论迎接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的问题。列席会议的代表，有各区工商联和各同业公会主委、部分工商业家属，以及市民建分会的部分会员共200多人。
同年1月16日，市工商联向社会公布《全行业公私合营申请书》：我会所属机械制造、棉纺织等43个工商行业17052户会员，通过学习毛主席对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教导和指示，大大提高了社会主义觉悟和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积极性，一致热烈地签名要求实行行业公私合营和合作，请批准。
成都市工商业联合会
1956年2月8日，全国民主妇联同全国总工会、青年团中央、全国青联、全国学联、全国手工业生产合作社联合总会筹委会等13个单位联合发出《关于纪念“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的通知》，要求动员全国妇女进一步发挥社会主义积极性。3月8日，全国民主妇联发出《全国妇女为实现“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奋斗纲要（草案）》。
夫唱妇随，比翼双飞。受黄鱼门、罗元俊的影响，他们各自的夫人葛佑兰、王俊明，亦不甘示弱地投身到工商业家属的动员工作中，支持新中国的建设事业。
从1956年3月开始，葛佑兰这位30年来很少出门的“阔太太”，竟不计任何报酬地走出厨房、家门，在大庭广众中广泛联系工商界家属，组织妇女参加学习和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并在发展幼儿教育事业等方面，做了许许多多的具体工作。
当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进入高潮，特别是在听了毛泽东关于“认清社会发展规律，掌握自己命运”的指示后，她们积极拿出自己的私蓄或变卖首饰，认购公债，支援国家的经济建设。如黄鱼门的夫人葛佑兰，就曾一次性捐献20多根金条给市政府，用于解决当时出现的经济困难。
由于葛佑兰、王俊明共同以实际行动，为带动工商业者家属积极投身于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她们双双先后共同出席了全国和四川省的工商界家属和女工商业者代表会议。
3月29日～4月6日，葛佑兰、王俊明和来自全国各地的1000多名代表聚集北京，出席由民建中央、全国工商联、全国民主妇联联合召开的“全国工商业者家属及女工商业者代表大会”。大会期间，通过了《告全国工商界姐妹书》；4月2日，中共中央转发中央妇委《关于各级妇联编制意见的报告》；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以及民建中央和全国工商联的领导，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了葛佑兰、王俊明等全体与会代表，并与她们合影留念。
北京归来，消除顾虑的葛佑兰、王俊明干劲更足，她们以实际行动支持、鼓励各自丈夫勇于迎接企业改造，从而成为工商业者接受改造的一股推动力量。
5月，四川省召开工商业者家属及女工商业者代表大会时，葛佑兰、王俊明二人再次受邀出席。期间，大会传达了毛泽东接见出席全国工商业者家属及女工商业者代表大会代表和全国妇联副主席邓颖超所作的《跟着祖国前进，为社会主义贡献力量》的报告，从而对与会代表们产生了很大的教育作用。与此同时，成都市有6000多名工商业者家属，先后直接听取了全国和四川省代表大会精神的传达；她们把这两个会议的召开，看成是共产党对工商业者家属的重视与关怀。
会议结束后，诸多工商业者家属，纷纷要求组织传达学习，以进一步解除思想顾虑。随着积极分子的不断增加，几天中就有570多人报名，她们要求参加市工商业者家属业余政治学习班和各区业余政治学校。
而葛佑兰则担当起民建家属支部主任和工商家属学习班副主任的重任，并因此先后被推选为市人大代表、市政协委员。
就这样，在葛佑兰、王俊明的推动作用下，黄鱼门、罗元俊与市工商联其他领导同志一道，积极协助党对私营工商业者，进行长期艰巨的团结、教育、改造工作，并身先士卒地鼓励他们坚决走公私合营之路。
历经考验的工商民主人士
岳楠 罗功田
“儒官”李劼人
1949年12月28日，成都解放的当夜，李劼人率全家在自己的居住地“菱窠”通夜不眠，饮酒庆祝直至天明。
李劼人（1891～1962），四川成都人，中国小说家、翻译家、美食家、实业家、社会活动家、大学教授。李劼人在中学时代，便大量阅读中外文学名著，擅长讲述故事。1912年发表处女作《游园会》，1919年赴法国留学，曾任《群报》主笔、编辑，《川报》总编辑，成都“小雅轩”餐馆主厨兼经理、重庆民生实业公司机器修理厂厂长、乐山嘉乐纸厂董事长，发表各种翻译作品几百万字，代表作有《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大波》等。
1949年12月29日，李劼人代表成都文协起草宣言《中国文艺界协会成都分会欢迎人民解放军进入成都》。宣言最后写道：“这黑暗的日子到底过完，蒋中正和他一伙到底滚进了地狱之门，中国大陆最后的一个都市——成都，到底看见了光明，这是人民解放军千辛万苦的勋绩，我们为人民大众而欢欣，也为我们自己而欢欣，我们不能不于人民解放军正式大踏步进入成都的今日，大呼：人民解放军万岁!”
12月30日，李劼人参加了欢迎贺龙率部入城举行的入城仪式。
新中国成立后，李劼人先后历任西南军政委员会文教委员会委员、川西人民行政公署委员、成都市人民政府副主席、第二副市长、西南文联副主席、四川文联和四川作家协会副主席等职，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人民政府委员、中国文联委员、中国作家协会委员、赴朝慰问团四川分团副团长等职。
文人相亲。如同关心诗友陈毅一样，毛泽东总是想念着过去曾经同是少年中国学会会员的王光祈。
1950年的一天，陈毅因公去四川，临行前，毛泽东对他说：“你到四川后替我打听一下王光祈的情况。”陈毅到四川成都后，在宴会上告诉过去也曾经同是少年中国学会会员的副市长李劼人：主席曾多次给我说，你们成都有个王光祈，生死如何，都要认真对待。李劼人回答：“我们是老同学，熟得不得了。他死去好多年了，就安葬在我家附近。”王光祈与郭沫若 、李劼人、周太玄、魏时珍、曾琦、李璜等人为成都四川高等学堂分设中学堂丙班的同窗知己，并为至交。一次，他们一起到成都东郊菱角堰周太玄家聚会，仿“桃园结义”，相约死后同葬此地。后来，王在德国逝世，李劼人果然设法将其骨灰运回安葬于该处。五四运动后不久，王光祈写信给李劼人，邀他加入少年中国学会，并请他在成都发展会员。李劼人在短短半个月里就发展了九人入会。
陈毅回京向毛泽东作了汇报后，毛泽东嘱咐说：“下次如再去四川，请了解王光祈有没有家属子女。”陈毅再次去成都时，经李劼人等四处寻访，仅在温江王光祈的家乡找到他的一个远房侄子。
毛泽东念念不忘王光祈，是因为王曾是五四时期思想文化界的一颗明星，而他也曾受惠于王光祈发起成立的少年中国学会。1920年初，毛泽东在李大钊、王光祈介绍下加入了少年中国学会，并因此得以结识当时中国最具理想，后来成为中共领袖的李大钊、邓中夏、恽代英、沈泽民、杨贤江、张闻天等青年才俊。1945年8月，毛泽东赴重庆谈判，虽然日程安排非常紧凑，但他还是专门宴请了在渝的李劼人等少年中国学会会员，少年中国学会在他心目中的地位由此可见一斑。后毛泽东当了解到王光祈已无亲属存世时，这才作罢。
1957年春，“反右”运动来势凶猛。因为流沙河的诗歌《草木篇》出了问题，四川省里安排省委宣传部某副部长同沙汀（先后历任西南文联副主任、四川省文联主席、中国作协四川分会主席等职）一起到菱窠拜访李劼人，想请他出来讲话。不料，李劼人很不理解，当面拒绝了。
告辞出来，李劼人悄悄把沙汀拉到一边说：现在水浑得很，你不要随便插足啊！
但开座谈会那天，李劼人还是赶来参加，用“诗无达诂”的老话为《草木篇》辩护，并替文联负责人沙汀他们解围，甚至天真地说：“你们不要打‘红娘’，应该打‘老夫人’嘛！”
1957年6月，李劼人与沙汀一起乘车、船出三峡，经京汉路北上开会。沙汀一直为李劼人担心，便悄悄把省报记者调查流沙河家乡、身世的一份材料，交给他看，并作了长时间谈话后，李劼人才算转了弯子。
在北京召开的人代会上，由沙汀起草、李劼人宣读了一份两人的联合发言。据《沙汀传》记载：“毛泽东听到这样一个联名方式，当场不以为然地说：‘这两个人怎么联得到一起呵！’这是非同小可的指示，所以回川后，省里内部批评沙汀对待党外人士的迁就态度。”
为此，沙汀只好一边检讨，一边去动员熟悉的老朋友改变姿态，才终于使李劼人过了关。
1958年3月4日，毛泽东来成都主持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在百忙中特别对身边工作人员提到李劼人的近况：“李劼人现在怎么样? 1945年在重庆时的一个座谈会上，我见过他。他的工作和生活安排怎样?”当听说李劼人仍然担任成都市副市长后，他表示满意地点了点头。
李劼人任成都市副市长期间，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以主要的精力和极大的热情领导和参加成都市的文化、市政建设。1958年，由他主持修建了宽广、坦荡的人民南路。
忙里偷闲。工作之余，李劼人除写了《天要亮了》《帮林外婆搬家》几个短篇和《记先烈赵世炎》《五四追忆王光祈》《回忆少年中国学会成都分会之所由成立》《回忆在法国勤工俭学的片断生活》等有珍贵史料价值的回忆录外，还集中精力修改了《死水微澜》《暴风雨前》，重新改写了约百万字的《大波》一、二、三、四部。
“特园”主人鲜英
新中国建立时，毛泽东没有忘记鲜英为中国革命所做的贡献。1950年，他在怀仁堂宴请各界人士时，对鲜英说：“重庆解放时，你受惊了。”鲜英回答：“托主席福，有惊无险，还好。”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则在一旁很风趣地说：“现在又可以在一起畅饮枣儿酒啦！”
虽然鲜英当初未能成功策反杨森，但杨森撤离重庆时，倒也兑现了自己的承诺：他手下的20军没配合保密局指令，破坏城市。而且杨森败退前留下密令：第20军军长由其次子杨汉烈继任，并要他相机起义。一个月后，杨汉烈在成都附近金堂县率两个师起义。重庆解放时，因为鲜英践约守信，将杨森小妾邓壁如接到“特园”，并为其看护私产。鲜英的做法在人情上无可挑剔，但在政权交替之时保护旧政权实属不明智。果然不久，鲜英差点就因“窝藏战犯眷属财产”被人民政府查办。
新中国成立之后，作为爱国民主人士，鲜英荣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和首届全国政协委员，并被推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但“窝藏战犯眷属财产”的嫌疑，却始终紧箍咒一样伴随着他，土改、镇反运动展开后他更加坐立不安。
为此，鲜英在给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张澜的信中坦言：“行情不悉，错误实所不免。”后在张澜的复信鼓励下，鲜英决定将“特园”内外房产全部捐给国家，然后举家迁往北京地安门恭俭胡同居住。那是他早年在北海公园附近买下的一座四合院。董必武在重庆市政府呈送的请示中批复：“特园很有纪念意义，要作为纪念馆原样保存。特老(鲜英，字特生)健在由国家照顾，死后由国家安葬。鲜宅权且留下，待特老百年之后，再交给国家做纪念馆。”在董必武的劝说下，鲜英最终留下了鲜宅。
1951年，鲜英到北京参加民盟成立十周年的会议时，再次受到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接见。1952年，鲜英夫妇迁往北京，在地安门寓所定居，有时也回重庆“特园”居住。
岳楠（西华大学计算机专业毕业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