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戴笠全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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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章 明争暗斗,救驾立功(5)

当时,戴笠正面对蒋介石集团内许多中坚分子的指责,特别是一些黄埔系军人,认为他负有情报和保卫的双重责任,甚至有人当面向他提出质问:“你负特种工作责任,为何使校长受此危险?”每当听到这种指责,戴笠都面红耳赤,不敢反驳。他也自知难辞其咎,权衡利害得失,觉得是对自己一次严峻的考验了,如果蒋介石万一有失,他个人的后果也将是不堪设想;即便蒋介石能够安全回来,他也再不可能得到蒋介石的器重,就是已经得到的权势,也将付之东流。

一时间戴笠六神无主,一筹莫展,如热锅上的蚂蚁。他坐了汽车跑到南京慧园街慧园里参谋业务训练班,召集特务处副处长郑介民、书记长梁干乔、参训班教官余乐醒等高级特务开会,商量办法,大家也莫衷一是。

几天以后,各方面消息传来,说张、杨并无加害蒋介石的意思。12月21日,老蒋的外籍顾问、英籍澳大利亚人端纳从西安带回消息,张、杨只是想让老蒋接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请求。为救老蒋的性命,宋美龄、宋子文决定随端纳一道去西安,劝说老蒋先答应张、杨的条件。

戴笠听到消息,决定冒死赴西安一行。

戴笠以为,此次西安事变,自己事先没有明察张、杨的密谋,情报工作失职,所以酿出这等大祸。事变之后,蒋介石无论是生是死,自己终逃脱不了渎职误蒋之罪。不如随宋氏兄妹冒死赴西安一搏,尚有可为。

不过,他心里也打过小算盘,暗忖:此去西安,虽然凶多吉少,但也有安全因素:

一是张、杨既然同意宋氏兄妹赴西安,那么事变就有和平解决的希望。

二是张学良与宋子文有姻亲关系,张学良夫人于凤至又是宋美龄母亲倪桂珍的干女儿,张氏父子与宋氏兄妹关系非比寻常,有此两层关系,张必不至于加害宋氏兄妹。

三是自己与张学良是私交玩友,感情甚笃。张学良素重友情,颇讲义气,有古侠之风,想来不会将自己置于死地。

可是真到下决心的时候,戴笠又犹豫起来,凡事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万一因为一念之差,一着走错,误入险地,被张、杨手起刀落,人头落地,岂不是“机关算尽,反误了卿卿性命”,被天下英雄耻笑吗?

如此思前想后,戴笠总是下不了决心。

突然,戴笠想起挚友胡宗南。胡久在西北驻节,对张、杨所部情况比较熟悉,何不请其决断。于是戴笠当即去一电,请其决疑。

胡宗南很快回电,告诉戴笠说:“根据我从各方面掌握的情报分析判断:西安事变蒋介石绝无生命危险。蒋介石不亡,岂有学生先亡之理?你此去西安,不但没有生命危险,相反却有“勤王保驾之功”,此是千古难逢的建功机会。

戴笠茅塞顿开,终于下定决心。

戴笠请求一道去西北。而宋美龄起初担心他恶名在外,去了只有坏事。

宋子文却不以为然,对其妹说道:“让雨农去吧!雨农汉卿私交不错,而且那里还有不少他的人,能帮我们劝劝张汉卿,做做东北军的工作,也是好事嘛!”

当时,直接要求去西安”救驾“的黄埔学生,还只有戴笠一位,宋美龄似乎为他的赤诚感动,同意戴笠前去。

当天晚上,戴笠在南京特务处大礼堂,召集骨干特务讲话。戴笠涕泪交流地说:“校长今竟为张、杨叛逆所扣押,我们失职,未能事先明察,致校长蒙难,真是罪该万死。我现在决心随蒋夫人、宋部长飞赴西安,去营救校长。此行凶多吉少,若校长平安返京,我亦能安危归来,否则,此次乃最后之痛饮!望我去后,诸位能安心工作,效力党国!”

戴笠把特务处的事务委托给郑介民和梁干乔,心情沉重地回到鸡鹅巷53号。

戴笠双膝跪在老母前,泣不成声。“儿平时奔走国事,疏于侍养,未尽孝道,此次儿奔赴西安,不知后果。望老母保重身体,勿以儿为念。”

戴母明白了怎么回事,平静地说:“我虽年迈,身体还好,如果人有什么三长两短,我会携家人回去住,你放心好了!”

戴笠含泪站起身来,转脸对自己的妻子鞠了一躬:“拜托你好好照顾老娘。”与家人泣泪诀别后,戴笠回到了自己办公室,颓然坐下,默默祈祷。

1936年12月22日,戴笠随宋美龄、宋子文、端纳等从南京机场登上飞机,直飞西安。

飞机降落在西安机场,张学良首先登机来迎。宋美龄与张学良寒暄数语后,第一个走下飞机,接着张学良、宋子文、端纳和戴笠鱼贯而出。戴笠看到机场四周荷枪实弹的士兵,害怕于己不利,不由神情紧张而又疑惑。

戴笠正想随端纳一起乘车,西北方面的警卫让他乘另一辆车。上车后,警卫立即将戴笠腰间的左轮手枪取下,戴笠不由一惊:难道真要对我下毒手?但事已至此,反抗亦是无效,他别无选择,只好乖乖地跟着那名士兵上了另一辆小汽车,驶向另一条马路。

过了大约半个来小时,汽车驶进了一座戒备森严的公馆。那警卫不由分说,就把他推进公馆的地下室,关押了起来。

地下室阴冷潮湿。戴笠在阴暗的地下室来回走动着。他万万没料到,自己连老蒋的面也没见上,就被关押了起来。整整一天一夜过去了,外边发生的一切他都不知道,除了那警卫给他送来三顿饭之外,竟无一人前来提审他。

一人呆在监狱里,戴笠不由胡思乱想,越想越觉得自己已无生还的可能。

次日凌晨,戴笠被地下室铁门的开锁声惊醒。一直避而不见的张学良走了进来。他双颊消瘦,极其疲惫,没有言语,只把一份东北军官兵联名写的报告递给戴笠。

“请速杀戴笠!以绝后患。”几个赫然大字一下就闯入了戴笠眼帘。顷刻之间,戴笠感到末日将至,但好在长期的特务生涯让他练就一幅沉着不惊的性格,他仍强作镇静地在地上走了两个来回,说:“古语言:‘主辱臣死。’现在委员长蒙难西安,做部属的怎忍偷生?我若怕死也就不来西安了。”

张学良连连摆手说:“雨农兄,你不要误会。我无加害委员长之心,更无加害你之意。之所以将你另外寻找一个地方,就是因为东北军想杀你的人太多。”

戴笠一听,知道张学良还是很重旧情,不会杀他了。于是乘机劝道:“汉卿,我知道你也不是那种薄情寡义之人,可你知道,你这一下造成了多大的混乱?”张学良点点头,戴笠接着说:“好在委员长知道你的为人,知错就改,委员长会原谅你的。”

张学良当即签了手令,交给他的副官道:“你护送戴先生去见委员长。”

戴笠一进门,蒋介石一眼看见,便怒不可遏地骂道:“你来干什么?给我滚出去!”

戴笠好久没有挨蒋介石的骂了,今天挨了骂,心底似乎倒倍感亲切、温馨,体验出了“打是疼、骂是爱”的含义。

看到这场面,宋美龄忙出言相劝道:“都什么时候了,还骂雨农,现在很多人恨不得你死的时候,他冒死来救你,忠心难得,就让他进来罢。”

蒋介石的心情何尝不是这样?来西安前,他没有听戴笠劝导,今见他又冒死来救,内心早就感动不已,只是他习惯了用打骂的方式来表达对下属的爱。

戴笠泣不成声。蒋介石吼道:“我人还没死,你哭什么丧!”话虽这么说,心里早存了回去加官犒赏的念头。

当时,西安方面许多人总担心老蒋回京后不履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诺言,关于放蒋还是杀蒋的问题,所以一直未形成一致的意见。张学良知道事情越拖越棘手,必须尽快统一意见。所以,张学良主持召开了东北军和十七路军高级将领会议,他会上颇为激动地说:“假如我们拖延不决,不把蒋尽快送回南京,中国将出现比今天更大的内乱,假如因为我而造成国家内乱,我张学良是万世不赦的罪人。如果这样,我一定自杀,以谢国人。”

在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共代表团的帮助下,终于一致同意送蒋回南京。

12月23日,宋美龄、宋子文代表蒋介石与张、杨及中共代表周恩来谈判。谈判结果,蒋介石接受了张、杨提出的6项条件,并对张、杨及其他军官的生命安全作了保证。

12月26日下午,西安机场上,身着藏青色呢大衣的蒋介石,以及宋氏兄妹等人在张学良的陪同下登上飞机的舷梯,离开了西安。而戴笠则因蒋介石有特殊任务的安排,已提前回到南京。两位将军被囚禁

蒋介石在西安虽许诺保证张、杨两将军的安全,但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是他的本性。当西安事变刚刚达成和平解决的协议,他就在西安立即吩咐戴笠对张、杨两将军伺机下手。

张学良将军素来忠义,他主动提出陪蒋去南京,以表达自己的心意。当中共代表周恩来闻知张学良马上要送蒋介石直飞南京消息,立即驱车至机场进行劝阻,但飞机已经起飞。

果然没有出乎周恩来的预料,张学良将军很快失去了人身自由。

1936年12月26日下午3时,张学良一下飞机,就被宋子文、戴笠拥上汽车,直驶北极阁宋公馆,由刘乙光率特务队监视。

不久,国民党正式对张学良下手了。1936年12月31日上午,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特别军事法庭宣判:张学良首谋伙党,对于长官以暴行胁迫,判处有期徒刑10年,剥夺公权5年。

1937年1月初,蒋介石又以张学良“勇于改悔,自行诣京请罪”的名义,予以特赦,“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从而扣押软禁起来。

在此同时,蒋介石把戴笠召到中山陵官邸。

蒋介石说:“张学良年幼不懂事,造成了很大被动,这其中杨虎城起到了很大作用。但张学良在东北军中还是很有威信的,宋子文要放张学良,这纯粹是书生之见,这正是收拾东北军的好机会。”

接着,戴笠说:“委员长明鉴,只是东北军的老部属来找,特务们不好拒绝。”蒋介石不耐烦地一挥手说:“你难道不能将他秘密扣押吗?”蒋进一步规定:如果住地移动,更要机密,万不能让张趁机跑掉。平时,对张不是死死关着,应允许他在一定范围内活动等等。在实际看守过程中,戴笠不但严格遵守,而且进一步充实发展,确实使囚禁张学良的事做到了万无一失。

蒋决定囚禁张学良后,曾经保证张学良赴京安全问题的宋氏兄妹为之深感内疚。宋美龄因此当着蒋、戴的面,要蒋嘱咐戴笠,不许对张乱来,到溪口后让汉卿能自由走动,可带几个携带武器的亲信卫士,照顾生活,允许老友探望,允许对外通信等。蒋、戴当时都一一承诺。由于戴笠与张的私交甚好,张学良后来在大陆几移住地,戴在生活上对张也未敢违逆承诺。

然而,戴笠对杨虎城却极端仇恨,1937年抗战爆发后,复仇的机会终于到来了。

西安事变后不久,杨虎城被迫辞去十七路军总指挥职务,出国赴美考察。抗战爆发后,他再度满怀激情回国参战。当他携妻带子到达香港,收到戴笠的电报,约他先去长沙与其会合,再一同前往南昌,面见蒋介石。

可是,他到长沙时,戴笠却去了武昌,只留下一纸便条,约其去武昌碰头。他猜不透到底要搞什么鬼,只是在抗日报国的激情下去了武昌。

到武昌后,戴笠接他并陪其下榻在省政府招待所,次日又设宴为其接风洗尘,招待得极为周到。可是,他们哪里知道,杨将军已经陷入了蒋介石和戴笠设下的圈套。

西安事变后,戴笠总是把责任尽量往杨虎城身上推,想借此为张学良开脱。他这样做的原因其实很简单。一方面他念及张学良对他的不杀之恩,希望蒋介石不要扣押张学良;另一方面,则是戴笠一直对杨虎城心怀不满。在感情的天平上,戴笠十分感激张学良,仇视杨虎城。

只是因蒋介石强调“军纪国法”,一定要扣押张学良,戴笠无法阻止,除了在其职权允许的范围内,在生活上尽量给张学良以方便外,内心深处总是把张学良的被押归罪于杨虎城。他觉得若无杨虎城的怂恿,张学良是不会发动“兵谏”的。他甚至对张学良被囚禁,杨虎城却畅游欧美而愤愤不平。

西安事变虽是张、杨二人共同发动的,但蒋介石对他俩的看法却截然不同。后来蒋介石扣押张学良,许多人为其求情,蒋介石曾愤愤地对其幕僚长陈布雷说:“张汉卿年幼无知,犯上作乱,而杨虎城则是真正的肇事者。他利用汉卿的天真、阅历浅,由汉卿出面。戴雨农几次报告,说张汉卿是不主张杀我的,而杨虎城几次要加害于我,是张汉卿派自己卫队严密保护我的。张汉卿可以不杀,但军纪国法的尊严要维护。”

当蒋介石命其设法拘捕杨虎城时,戴笠表面不动声色,心里却在幸灾乐祸:姓杨的,这次该收拾你啦!

不几日,杨将军被安排住进熊式辉的别墅后,戴笠先是派了20来名便衣特务住在别墅的一楼,负责监视,不久,他又奉蒋介石之命,加派了一个宪兵连,做外围警卫,共同看守杨将军。

于是,杨虎城与张学良一样,开始了长期的囚禁生活。

而戴笠对于杨虎城的生活却远没有张学良关照,对杨虎城的亲属更是极其苛刻,限制更严,1949年全国解放前夕,杨将军终于死在特务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