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提出和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路线，主要内容和基本原则有以下几个方面：（一）中国从本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出发，把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各国友好合作和促进共同经济繁荣作为自己对外工作的根本目标。（二）中国主张世界上所有的国家不分大小、贫富、强弱一律平等，坚决反对以大欺小，以富压贫，以强凌弱。各国的事务由各国人民自己去管。世界上的事应由各国协商解决，而不能由一两个超级大国说了算。中国自己决不称霸，也坚决反对来自任何方面和以任何形式出现的霸权主义。（三）中国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都坚持独立自主，对一切国际问题都根据其本身的是非曲直决定自己的态度和对策。中国判断是非的标准，就是看它是否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各国友好合作和促进世界经济繁荣。（四）中国决不依附于任何一个超级大国，也决不同它们任何一方结盟或建立战略关系。（五）中国信守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努力在这个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建立、恢复和发展正常关系，和睦相处，友好合作，而不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异同决定亲疏、好恶。中国坚决反对任何国家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相同或不同作为占领别国领土、干涉别国内政的借口。中国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活动，并且认为只有铲除产生这种活动的社会根源和政治根源，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六）中国属于第三世界，坚持把加强和发展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和合作作为中国对外工作的一个基本立足点。中国坚决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支持第三世界国家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正义斗争。中国支持第三世界国家发展民族经济、谋求改善南北关系和发展南南合作的努力。中国殷切希望解决彼此之间的争端，反对外部势力的插手和干涉。（七）中国反对军备竞赛，反对把这种竞赛扩展到外层空间。中国在进行第一次核试验的时候，就指出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的主张，并且声明，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决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中国还主张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化学武器，在进行核裁军的同时，大幅度裁减常规军备。（八）中国坚持长期实行对外开放，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不断扩大和发展同各国的经济、贸易、技术交流与合作。中国的开放政策面向全世界，既对资本主义国家开放，也对社会主义国家开放；既对发达国家开放，也对广大发展中国家开放。（九）中国遵循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支持联合国组织根据宪章精神所进行的各项工作，积极参加联合国及其各专门机构开展的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活动。中国广泛参加各种国际组织，开展积极的多边外交活动，努力增进各国在各个领域的合作。（十）中国重视各国人民之间的交流。中国政府鼓励和支持各群众团体、民间组织和各界人士开展同各国在经济、文化、教育、科技、新闻、卫生、体育等各方面的交流与合作，加强各国人民之间的了解和友谊。
中国的对外政策和国内政策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建设与和平，改革与开放，维护中华民族的尊严和在国际事务中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是统一的、不可分割的。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路线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也是国际社会中最有利于世界和平和发展的行为准则。中国的独立的和平自主的和平外交路线从形成到完善经过复杂的国际形势的重重考验，证明是完全符合中国国情和适应中国对外关系发展需要的，获得国际社会普遍赞誉。
四、关于改革旧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
进入80年代以后，为了改变旧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为了建立起新的政治经济秩序，中国在许多国际场合不断阐述中国对改变旧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看法。1981年，在最早的南北政府首脑对话会议——“坎昆会议”上，中国政府总理赵紫阳就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问题发表了重要讲话，强调进行南北谈判有利于发展世界经济和维护世界和平。1983年6月6日，赵紫阳在全国人大六届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说：“由于过去长期遭受外国的统治和掠夺，现在又继续遭受不公正、不平等的国际经济关系的束缚，很多第三世界国家都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困难，改变这种不合理的现状，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是第三世界的强烈要求，中国政府坚决支持这一正义立场。”
中国和许多发展中国家要求改变旧的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是完全合理正当的。从80年代初期开始，许多发展中国家出口收入逐渐减少，国家债务负担严重，经济遇到了严重的困难。南方发展中国家和北方发达国家的差距继续加大。从世界经济看相互联系越来越密切，出现了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势头。而南北之间在一体化势头中却贫富悬殊。诚然，这里面有历史的因素，但世界发展到今天，发达国家已难以把自己的繁荣和稳定继续建立在发展中国家普遍贫困落后的基础之上。为了保持世界经济的持续增长，解决第三世界的发展问题就具有特殊的意义。而且，这不仅仅是世界经济发展和经济秩序问题。因为发展问题与和平问题息息相关。第三世界的发展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势必影响国际局势的稳定，增加世界的动乱因素。解决第三世界的发展问题，决不仅仅是发展中国家的事。中国主张南北继续对话，改革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为此，中国政府提出：“关于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基本目标，需要妥善处理好三个关系：第一，解决当前紧迫问题和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长远目标的关系；第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和振兴世界经济的关系；第三，南北对话和南南合作的关系。”
在80年代中国外交实践中，中国政府为推进南北对话、南南合作做了大量的工作。例如，支持77国集团提出的就能源、贸易、原料、货币、金融和发展问题进行一揽子全球谈判的倡议。提出在联合国就发展中国家关心的一系列国际经济问题进行综合性的一揽子南北谈判，推动发展中国家在调整和改革不合理的国际经济关系方面作出响应，改善发展中国家的外部环境；提出把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根本目标和解决发展中国家当前的紧迫问题（如债务沉重、资金短缺、初级产品价格下跌）相结合的主张，努力推动国际社会采取切实措施缓解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困难；呼吁发达国家在贸易方面扩大对发展中国家的贸易优惠，减少歧视性保护主义措施；倡议为建立一种新型的、公正的国际经济体系，必须改革国际金融、货币和贸易体系，加强联合国在国际经济、政治等问题上的协调作用。
随着国际政治、经济中南北对立问题的日益严重，中国领导人对南北问题的看法也有重大发展。1986年3月，中国政府将对外政策归纳为十个方面，其中第一个方面就把“发展各国友好合作和促进共同经济繁荣”列为对外工作的根本目标，并宣布“中国属于第三世界，坚持把加强和发展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和合作作为中国对外工作的一个基本立足点”。这是中国外交原则又一重大发展，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的“平等互利”演变到“促进共同经济繁荣”，其广度、深度都有深刻变化，从双边国家关系发展到整个国际社会，角度、高度明显提高。邓小平对此有深刻阐述：“南北问题不仅是落后国家的发展命运，实际上是整个人类的发展问题。”“如果占世界四分之三的发展中国家永远处于落后状态的话，发达国家的进一步发展也会受到限制。不解决南北问题，人类发展将遇到困难，这将是一个全球性和长期性的问题。”
邓小平面对80年代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明确提出了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主张。
1988年9月，邓小平就指出：“中国坚定不移的对外政策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现在需要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此后，在不同场合，他反复强调：“世界上现在有两件事情要同时做，一个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一个是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
在邓小平的倡议下，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讨论了这一问题，并指出中国外交要“积极倡导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和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这将是中国对外关系中需要长期努力的工作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