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革命被镇压下去以后，中国共产党开始了艰难困苦、处于地下工农武装割据的局面。即使在这种被南京政府四面围剿的情况下，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行为，中国共产党都旗帜鲜明地发表了坚决反帝的爱国主张。
从“九·一八”事变起，中国共产党坚决主张对日抗战。9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响亮地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立刻撤退占领东三省的陆海空军！自动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11月27日，刚刚在江西瑞金宣告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发表对外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动员起来，武装起来，反对日本的侵略和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中共满洲省委指示各地党组织，加强同抗日义勇军联系，并组织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开展抗日斗争。中共中央又先后派杨靖宇、赵尚志、周保中、赵一曼等优秀干部到东北，加强各级党组织的领导力量。到1933年初，由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巴彦、南满、海龙、东横、导安、汤原、海伦等游击队相继成立，逐渐成为东北的主要抗日武装力量。
但当时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取得统治地位，对日本侵略引起的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动，中共临时中央也没有正确的认识。他们看不到中间派因要求抗日而发生的积极变化，也看不到国民党内部正在发生的分化和破裂。在这种错误认识下，他们没有在新的形势下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而是强调国民党政权同苏维埃政权两个政权之间的对立，作出这样的判断：“国民党统治的崩溃，正在加速进行着”，“目前中国政治形势的中心的中心，是反革命与革命的决死斗争”。在城市搞冒险主义，搞大罢工，在各个苏区，要求和南京政府进行决战，打阵地战，结果造成中国革命的巨大损失。各个南方苏区基本上都被国民党占领，红军处于战略转移的阶段。
在长征中，1935年1月，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中央的领导地位，并在他的正确指挥下，10月，中央红军取得长征的胜利，到达陕北。在形势稍有安定的情况下，11月13日，中共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28日，又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和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名义发表《抗日救国宣言》。这两个宣言指出，在日本帝国主义企图吞并华北、企图把中国变为它的殖民地的情势下，只有动员全国陆海空军和全国人民武装起来抗日反蒋，才是唯一出路。中国共产党愿意与一切抗日力量组织抗日联军和国防政府，实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12月17日，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于23日和25日分别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和《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正式确定了适合中国国情的抗日统一战线策略。27日，毛泽东根据会议精神，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报告一开始就指出：“目前形势的基本特点，就是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这种情形，就给中国一切阶级和一切政治派别提出了‘怎么办’的问题。”他指出：“中国的工人和农民都是要求反抗的，小资产阶级也是要反抗的，民族资产阶级的态度在今天的时局下有其变化的可能性。”他指出：“把这个阶级关系问题总起来说，就是在日本帝国主义打进中国本部来了这一个基本的变化上面，变化了中国各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扩大了民族革命营垒的势力，减弱了民族反革命营垒的势力。”因此，党的基本策略任务，就是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瓦窑堡会议是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到抗日战争的伟大转折时期召开的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他表明，党已经克服了长征前一段时期内“左”倾冒险主义、关门主义的指导思想，不失时机地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使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将要到来时掌握了政治上的主动权。他表明，中国共产党在总结革命的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教训基础上，已经成熟起来，能够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创造性地进行工作。
在中共中央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基本路线的指导下，中共方面作了三方面的准备工作：
（1）整训部队，准备和日本侵略军直接作战 1936年春，为扩大抗日武装和根据地，准备东出山西同日军直接作战，红一方面军以“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的名义，在毛泽东、彭德怀率领下，从陕北渡过黄河，进入山西，发起东征。
（2）积极地促进“一二·九”学生运动后全国人民中日益高涨的抗日救亡运动的浪潮 1936年春，中共中央派刘少奇到天津任中共北方局书记，加强党对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当时，平津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在国民党当局的严厉镇压下，暂时处于低潮。刘少奇到天津后，根据瓦窑堡会议的精神，先后发表了《肃清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等文章，对党的路线、方针作了系统的阐述，强调要把着眼点放在积蓄力量、准备决战上。要长期深入群众，做艰苦细致的工作，巩固并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保存并加强自己的力量和阵地。针对平津学生运动中出现的问题，着重提出要正确地对待教师和学校当局，正确地对待二十九军和宋哲元，鼓励他们向好的方面走。他用很大力量重建和加强遭受严重破坏的华北各地党组织，打开了新的工作局面。中共中央和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又先后派冯雪蜂、潘汉年到上海，与那里同中共中央失去联系的党组织重新建立联系，并积极开展统一战线工作。1936年5月，爱国人士宋庆龄、沈钧儒、邹韬奋、陶行知、章乃器等在上海发起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上海、南京、北平等地许多抗日救亡团体，先后加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全国各地抗日救亡运动掀起新的高潮。
（3）加强对国民党军政系统的上层领导人宣传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 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高层领导人向国民党上层领导人和军队将领发出大量信件，阐明中共的抗日主张，呼吁停止内战，共同抗日。这个工作在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和以杨虎城为首的第十七路军取得了突出的进展。东北军广大将士身受家乡沦陷的痛苦，强烈要求打回老家去，不愿同主张抗日的红军作战。这种情绪对张学良和东北军高级将领产生了影响。东北籍的进步人士杜重远等也对张学良做了不少工作。中共中央派联络局局长李克农两次去见张学良，商谈合作抗日。1936年4月9日晚间，周恩来和张学良在延安一座教堂中秘密会见，双方一致同意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并对许多问题充分交换意见，达成协议。十七路军总指挥、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是陕西地方实力派的首领，他有抗日的要求，也有一定的进步思想，同一些共产党员有过友好的关系。中共中央先后派汪锋、王世英等去与他会面，也同他达成合作的初步协议。这样，到1936年上半年，红军和东北军、十七路军之间实际上已停止敌对行动。这是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西北地区首先取得的重大突破。这些努力在国民党上层及各地方军阀中也取得相当的进展。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发挥了潜在的影响，并为国共第二次合作、全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