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励志中华青少年成长必读集萃:智慧背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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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0章 追随梦想(5)

作为摇滚青年,我外甥也许能找到个在酒吧里周末弹唱的机会,但也挣不着什么钱:假如吵着了酒吧的邻居,或者遇到了要“整顿”什么,还有可能被请去蹲派出所这种事我听说过。此类青年常在派出所的墙根下蹲成一排,状如在公厕里,和警察同志做轻松之调侃。当然,最后还要家长把他们领出来。这孩子的父母,也就是我的姐姐、姐夫,对这种前景深感忧虑,他们是体面人,丢不起这个脸。所以长辈们常要说他几句,但他不肯听。最不幸的是,我竟是他的楷模之一。我可没蹲过派出所,只不过是个自由撰稿人,但不知为什么,他觉得我的职业和摇滚青年有近似之处,口口声声竟说:舅舅可以理解我!因为这个缘故,不管我愿意不愿意,我都要负起责任,劝我外甥别做摇滚乐手,按他所学的专业去做电气工程师。虽然在家族之内,这事也属思想工作之类。按说该从理想、道德谈起,但因为在甥舅之间,就可以免掉,径直进入主题:“小子,你爸你妈养你不容易。好好把书念完,找个正经工作吧,别让他们操心啦。”回答当然是:他想这样做,但办不到。他热爱自己的音乐。我说:有爱好,这很好。你先挣些钱来把自己养住,再去爱好不迟。摇滚音乐我也不懂,就听过一个《一无所有》。歌是蛮好听的,但就这题目而论,好像不是一种快乐的生活。我外甥马上接上来道:舅舅,何必要快乐呢?痛苦是灵感的源泉啊。前人不是说:没有痛苦,叫什么诗人?我记得这是莱蒙托夫的诗句。连这话他都知道,事情看来很有点不妙了……痛苦是艺术的源泉,这似乎无法辩驳:在舞台上,人们唱的是《黄土高坡》《一无所有》,在银幕上,看到的是《老井》《菊豆》《秋菊打官司》。不但中国,外国也是如此,就说音乐吧,柴科夫斯基《如歌的行板》是千古绝唱,据说素材是俄罗斯民歌《小伊万》,那也是人民痛苦的心声。美国女歌星玛瑞·凯瑞,以黑人灵歌的风格演唱,这可是当年黑奴们唱的歌……照此看来,我外甥决心选择一种痛苦的生活方式,以此净化灵魂,达到艺术的高峰,该是正确的了。但我偏说他不正确,因为他是我外甥,我对我姐姐总要有个交代。因此我说:不错,痛苦是艺术的源泉;但也不必是你的痛苦……柴科夫斯基自己可不是小伊万;玛瑞·凯瑞也没在南方的种植园里收过棉花;唱《黄土高坡》的都打扮得珠光宝气;演秋菊的卸了妆一点都不悲惨,她有的是钱……听说她还想嫁个大款。这种种事实说明了一个真理:别人的痛苦才是你艺术的源泉;而你去受苦,只会成为别人的艺术源泉。因为我外甥是个聪明孩子,他马上就想到了,虽然开掘出艺术的源泉,却不是自己的,这不合算虽然我自己并不真这么想,但我把外甥说服了。他同意好好念书,毕业以后不搞摇滚,进公司去挣大钱。

取得了这个成功之后,这几天我正在飘飘然,觉得有了一技之长。谁家有不听话的孩子都可以交给我说服,我也准备收点费,除写作之外,开辟个第二职业职业思想工作者。但本文的目的却不是吹嘘我有这种本领,给自己做广告。而是要说明,思想工作有各种各样的做法。本文所示就是其中的一种:把正面说服和黑色幽默结合起来,马上就开辟了一片新天地……心灵感悟年龄不分大小,工作不分先后,善于发现问题以及解决问题才是硬道理。

中年人的责任之一就是做青年的思想工作,让他们走上正轨,替年轻人正本清源,把年轻人引导到我们希望的道路上。因此,我们这个国家是不容易出现“狂人”的国家,只有在“礼崩乐坏”时“狂人”们稍微露露头,于是后人皆以为他们有风骨,景仰不已。

王小波的文章总是很给人以启发,他认识问题的角度总是很特别。

一不小心成权威

席双旗

送走记者后,黄市长居然亲切地拍了拍我的肩膀,说:“你工作很认真,掌握的资料很多,这次多亏了你,要不然,记者的那个问题还真把我难住了。”

那天,省报的一位记者来我市采访,突然提出要采访黄市长。平时,黄市长接受采访前,我都要给他准备好稿子,采访时把稿子悬挂在摄像机的后面,或者由我举着,好让黄市长看。但这一次因为事起仓促,什么也来不及准备,就破例没有给黄市长准备稿子。黄市长在他办公室的会客厅里接受记者采访,同时要我在他旁边坐着,以便有些问题好随时提醒他。平时,黄市长接受记者采访时,我的手机都要关机,以免万一有电话打进来,影响对黄市长的采访。但那天的采访只是文字采访,没有摄像和录音,我便只是把手机调到振动状态,并未关机。

记者采访的是有关教育的问题,黄市长因为分管教育,所以对这些东西较为熟悉,应答如流。我一直注意听着记者问的每一个问题和黄市长的每一句回答,时刻准备着当黄市长答不上来时好提醒他。但看到黄市长如此熟悉,就逐渐放松了警惕。

这时,有人打我的手机。我的第一反应是挂掉,但当我看清那号码时,我突然意识到那个号码是市委办公室贾主任的,于是我无奈地按下了接听键。我一边听着记者和黄市长的对话,一边应付着自己的电话。我迷迷糊糊地听到记者说:“我们注意观察了一下,在城区各个小学门口都有卖小吃和零食的,这些小吃和零食卫生条件很差,但对小学生却很有吸引力。你们有没有测算过,每年城区小学生在校门口买零食和小吃要花掉多少钱?”与此同时,我听到电话那头的贾主任问我上次发放的扶贫款是多少,我不假思索地答道:“4300万元。”

我的话音刚落,就听黄市长对记者说:“4300万元。”

我一愣,突然意识到,我刚才的声音有点大了,恰好被黄市长听到,他以为我是在提醒他,竟然原封不动地采用了我说的数字。那一刻,我真后悔自己为什么没关机。我生怕黄市长以后发现我提供的是一个完全错误的数字,那时,我不知道会受到怎样的处理。

送走记者后,黄市长居然亲切地拍了拍我的肩膀,说:“你工作很认真,掌握的资料很多,这次多亏了你,要不然,记者的那个问题还真把我难住了。”我真想把实情说出来,但看着黄市长那高兴的样子,我没敢,我不敢在黄市长的兴头上泼冷水。

记者对黄市长的采访第二天就见报了,我拿起报纸认真地找,希望记者没有写到那个数字,或者用一个大约数。但我失望了,“4300万元”那几个字清清楚楚印在报纸上,直扎人眼。这个数字显然是一个错误的数字,我大致估算了一下,实际情况和这数字相差很远。我想,很快就会有人指出那个数字的荒谬,甚至整个市政府都会知道这件事,黄市长会很下不来台,我受处分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

我没想到接下来的几天一切都很平静,什么事都没发生。

几天之后,市委分管教育的杜书记在一份讲话稿中也使用了那个数字。我打电话问他的秘书那个数字是谁提供的,他回答说报纸上写的呀。我什么也没说就放下了电话。接下来的一段时间,我发现,几份报纸和文件材料都使用了那个数字,都是4300万元,不过在前面他们都加了一句话:据权威部门测算。权威部门?我看着那几个字露出了笑容。

不久,那个数字出现在了一年一度的政府工作报告草稿中,报告几经修改,最后经审议通过,但那个数字一直没有变。

心灵感悟

(摘自《意汇(黑白版)》)

原来权威是这样炼成的,实实在在的颠覆了央视《大家》栏目给我的印象。

那些白发苍苍的老者,回忆起自己一生的经历,或苦或乐,可以写一部书,这样才成就了自己权威的地位。

一孔之见,成长为权威可有如下方式,如有需要,任君选择:

一、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坐得十年冷板凳。用自己的权威学识征服别人。

二、坐上代表权威的位子,强迫别人承认你的权威,假的也成了真的。

但这样成了权威,真是匪夷所思。

为什么总是替坏人提问

杨晓光

我们大家都不喜欢被人监控着生活,可是不被监控的生活又让我们感觉有漏洞,有漏洞的地方不去钻好像吃亏了一样,到头来,我们只配生活在探头下。

我们中国记者一行4人,受飞利浦公司邀请,去美国参加北美放射年会会展。展览馆里,从计算机断层扫描(CT)、磁共振成像到超声诊断,从骨头、血管、神经到血液、脑组织的二维、三维,人体的各种细微影像在彩色大屏幕上演绎着,琳琅满目。

正当我们感叹科技的先进时,一位中国记者的问题把正在讲解的飞利浦大中华产品部经理问住了。“这些设备的确无微不至,但它们的存在会不会给医生带来道德风险?如果我肚子疼,去医院,医生会尽量让我去做各种检查,用你们这些机器,查血,查CT,查造影……然后再确诊。而我则只能听医生的。结果,我白白花了一大笔不应该花的钞票。”

经理像听天方夜谭一样:“怎么会?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各种诊断设备都是要出诊断报告的,不必要的检查保险公司不会支付费用的!而且,医院设备收费和医生收入没有关系啊!在美国绝没有医生会做这样的事情。医生是很看重自己的声誉的。”

我们几个中国记者乘车去芝加哥的奥特莱斯,开车的是在美国工作的中国朋友。这期间经过几个收费道口。有些是无人看守的,收费标准标得很大,60分,老远就能看见,司机往道口收费亭的一个窗户的兜子里扔一把硬币,哗啦,道杆抬起放行。那个兜子下边有个秤,能量出硬币是60分还是50分。

一个中国记者说话了:“那我要是扔相同重量的游戏币,能不能过去啊?”

司机回答:“理论上,也可以。我没试过。”“那这个设计可不好,有漏洞啊!”“可惜,老美比咱傻,没人这么干。要不,规矩早破了。”司机说道。回来后我一直在想,为什么中国记者总是替坏人提问?我们大家都不喜欢被人监控着生活,可是不被监控的生活又让我们感觉有漏洞,有漏洞的地方不去钻好像吃亏了一样,到头来,我们只配生活在探头下。

(摘自《东西南北》)

心灵感悟

有一破窗理论:如果有人打坏了一个建筑物的窗户玻璃,而这扇窗户又未得到及时维修,别人就可能受到暗示性的纵容去打烂更多的窗户玻璃。久而久之,这些破窗户就给人造成一种无序的感觉。那么在这种公众麻木不仁的氛围中,犯罪就会滋生、蔓延。

为什么总是替坏人提问,因为其实我们大家有时就是那潜在的坏人。

人家欧洲

董玉洁

朋友的声音忽地抬到比帝国大厦还高半层:“是啊,人家吃饭时绝对不喝烈性酒,人家是在酒吧里喝的!”

朋友游历欧洲14天回来,我约上八九好友在饭店为其接风洗尘。

朋友一跨进饭店就脱下外套递给服务生,随同递过去的还有一张崭新的5毛钱小费。只可惜,朋友的绅士风度吓得服务员手足无措,不敢接纳。朋友尚未落座就语重心长地开讲:“我先申明,欧洲无尘可洗!人家那叫一尘不染,一件白衬衣穿了一个星期,脱下来,上帝啊,比在国内刚穿上去还干净!”

他讲:“人家那福利,瑞典、芬兰,生老病死上学读书一分钱不要,还管吃管喝管……”

他讲:“人家那文明、人家那素质!卢浮宫,人家那么多人进去了,跟没人一样;中国一个旅行团进去了,那就是全世界的人都进去了,人家特意用中文注明‘不要喧哗,不要随地吐痰’……上帝啊,作为中国人,我的脸都没处搁……”

他讲:“人家德意志人那个守时守信守规矩,三更半夜,一没车二没人,过马路还自觉地等红灯……”

他讲:“人家荷兰,应该叫荷兰王国,那才叫民主,那才叫自由,你就想不出来有什么是禁止的……”

他讲:“人家英格兰,吃面条都是用叉子卷起来送进嘴里,人家喝汤都是用汤匙一下一下地舀,哪像中国人端起碗来就灌,灌牛灌驴……”

火锅底的酒精燃尽了又添满,添满了又燃尽,菜凉了又热,热了又凉,朋友仍遗憾着、感慨着、痛绝着、愤恨着、面露红光着、唾沫四溅着、青筋暴跳着、振臂疾呼着、掩面而叹着、拍案而起着、捶胸顿足着……我鼓足勇气壮起胆,找缝插针,举起手里捏得差不多已经够穿过整个欧洲近现代史的酒杯,小心翼翼地提议:“我看……我看我们是不是边喝边讲……”

朋友义愤填膺:“酒!最能看出中国人的愚昧、无知、落后、窝里斗、自相残杀、毫无自尊自重自爱意识的就算这酒了!我在欧洲参观学习14天,合计331个小时,吃了41餐饭,中餐15顿,西餐26顿,人家每餐都是酒水放旁边,你愿意喝什么就喝什么,愿意喝多少就取多少,人家从来不劝酒,更没有灌酒一说。我在法国结识了一位朋友,英格兰人约翰·莱斯先生,人家那风度,吃饭只要小半杯红葡萄酒,礼节性地表示一下,那个得体、那个健康、那个文明啊!告别时,我们在一家中餐馆里答谢人家,我们劝人家喝酒,人家大惑不解,目睹几个中国人拼酒,人家惊得目瞪口呆,连连摇头……上帝啊,人家那叫一个文明……”

酒宴在悲愤、肃杀中草草了结,10条壮汉只喝了一瓶“五粮液”,我们还为自己的酒风不雅、纵欲无度而自愧、自责、自省。

一个星期后,朋友来找我,托我请人将他写的一封中文吊唁信翻译成英文。原来,他的那位在法兰西的英格兰朋友约翰·莱斯先生不幸去世了,英年43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