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0年10月10日，柯棣华出生在印度马拉施特邦绍拉普尔县一个职员家庭。1932年，他就读于孟买的格兰特医学院，毕业后获外科学士学位。1937年，柯棣华参加印度大夫组成的援华医疗队，辗转经广州、长沙、武汉、重庆，于1939年来到延安支援中国抗战。1942年7月，柯棣华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因病逝世。对其去世，毛泽东称“我国军民失一良友”。
【毛泽东评点柯棣华】
……柯棣华大夫因病逝世于晋察冀边区，我国军民失一良友，印度大夫失一优秀战士，至堪悼惜。现巴思华大夫返印，特向贵会及印度人民敬致谢意!
——摘自1943年4月5日毛泽东《致印度国民大会的信》，见《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14页。
印度友人柯棣华大夫远道来华，援助抗日，在延安、华北工作五年之久，医治伤员，积劳病逝，全军失一臂助，民族失一友人。柯棣华大夫的国际主义精神，是我们永远不应该忘记的。
——摘自《给柯棣华的悼词》，见《毛泽东题词墨迹选》。
【柯棣华小传】
1910年10月10日出生在印度马拉施特邦绍拉普尔县拉克西米纺织厂的一个职员家里，出生了一个男孩，父母为其取名为德瓦卡纳特·桑塔拉姆·柯隶尼斯。柯棣尼斯从小就聪颖活泼，三四岁时由于太淘气，母亲没办法，便把他关进厨房。他不但不害怕，还从钥匙孔向外大喊大叫，马上要对厨房碗柜里的牛奶、黄油、酥油采取行动了。可怜的母亲（由于耳聋，从柯棣尼斯的哥哥那里得知）只好急忙跑来将他放出，在这个胜利的儿子背上狠狠地打了一下。1920年柯棣尼斯小学毕业后，进入公立英语学校诺思科特中学读一年级，他参加了政府奖学金的考试，考试成绩名列第一。1931年柯棣尼斯又通过各种理科考试进入孟买的戈瓦德汉达斯·桑达尔达斯学院。次年8月，该院学生因对校方不满闹学潮，一次他应一些朋友的要求讲了几句话。院长因此而十分生气，勒令他退学。四个月后，他经过初次医学外科学士学位的考试，进入印度建校历史最悠久、最受崇敬的医学院之一——孟买的格兰特医学院学习。1936年，他通过了最后一次医学外科学士学位考试，成为一名正式医生。第二年他在学院里谋得了住院医生的职务，但他还希望有机会获得皇家外科学院成员和医学硕士的资格，为此他担任了一学期外科手术讲课的任务。
1937年中国的抗日战争爆发后，印度国大党主席潘迪特·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发出呼吁：为支援中国人民反抗侵略者的正义斗争，决定选出委员会，并募集基金、医疗用品，组派一支印度援华医疗队。柯棣尼斯得知消息后，立即断然决定参加由以爱德尔为首的五位印度大夫组成的援华医疗队，包括卓尔克、木克吉、巴苏以及连同自己在内。这五个中，医疗队长爱德尔五十多岁，卓尔克当时已年近六旬，年纪最大，其余三人还不到三十岁，木克吉和柯棣尼斯都还未婚。1938年9月1日，他们告别了亲人从孟买乘船驶向中国的南海，9月17日到达广州，保卫中国大同盟主席宋庆龄以及广州各界代表群众前往迎接。印度大夫到广州的第二天就是1931年沈阳事变的七周年纪念日。“九一八”不仅是日军侵华的开端，而且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肇始和中国的国耻日。这一天的早晨，一阵空袭警报降临广州，这使5位印度大夫亲眼看到了灾难深重的中国的第一幕。由于战争逼近长沙，那里集结了很多伤员，他们在广州只停留了七天，就被派往长沙，再由长沙去武汉。
在广州的七天中，大夫们除了参加招待会和公众集会之外，他们还着重参观了城里的两大医院。特别是为市民服务的中山医院里塞满了被炸伤的人的情景，实实在在地让印度大夫们对中国缺医少药有了初步的认识。同时，他们也亲眼目睹了日本侵略者留下暴行的罪证：医院的一角被炸毁，在这个被炸毁的角落，医院又干脆挖了个堑壕，以使伤病员在防空警报拉响时躲避。当然，这期间也并不乏惹人捧腹的小插曲：大夫们在学习中文不久的情况下，柯棣尼斯、巴苏和木克吉竟撇开了翻译，决定去中国餐馆吃饭。餐馆女服务员不懂英语，当时柯棣尼斯努力学习中文的水平仍然还不知道“鸡”该如何发音，于是三位大夫发挥艺术想象力，齐心合力在菜谱卡背面画了一只公鸡，女服务员见后会意地一笑，不一会儿就端来了一盘炸田鸡。
印度医疗队的汽车穿越平原、丘陵，9月25日抵达长沙，到达汉口的第二天晚上，当时在武汉的八路军代表叶剑英主持了欢迎宴会，中共中央代表凯丰讲了话。在汉口期间，他们还见到了国民党政府曾一度悬赏八万美元买其头的周恩来、德高望重的考试院长于右任以及英国女记者佛丽达·阿特蕾、美国女记者埃格尼斯·史沫特莱等各界人士。这一路的所见所闻使五位印度大夫深深感到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的希望，她所领导的军队和人民才是真正抗日的巨大力量。
由于日军对湖北各城市的狂轰乱炸，印度援华医疗队也不得不于1938年10月17日离开汉口向宜昌转移。在宜昌停留期间，印度大夫每天练习走路爬山，跌倒了就爬起来继续前进，常常一爬就是20多里山路，连年老的爱德尔大夫也不叫一声苦。他们为什么这么干?原来，在武汉期间，刚从八路军敌后根据地采访回来的美国女记者史沫特莱曾告诫他们：除非你能每天坚持百里行军，不然和八路军游击队一起工作就会感到困难。故此，柯棣尼斯与他的同伴们就是为着要与八路军共同作战而在锻炼着自己的体力、毅力。11月初，宜昌也成了日本轰炸机的范围，同月底，五位印度大夫来到重庆，董必武在八路军驻渝办事处热情地接待了他们。这时，印度大夫迫切地提出：要到延安去，董必武马上答应并表示予以最充分的支持。值得一提的是，他们在重庆还见到了中印文化协会创办人谭云山教授。由于在中国的外国人都要起一个中国名并用中文印在名片上，而且没有图章就不能在官方合法的文件上签名盖印。为此，谭教授为五个印度大夫都起了中国名，刻了印章。以此，爱德尔起名为爱德华，卓克尔成了卓克华，木克吉叫木克华，巴苏叫巴苏华，柯棣尼斯的名字改为柯棣华。每位印度大夫的名字后面都有一个“华”字，“华”这个字代表中国，意为要与中国休戚与共。
1939年1月15日，日本空军开始袭击重庆，印度大夫们经历了到中国以来最惨无人道的一幕。当时他们正在一家饭馆吃中饭，警报尖叫后，随之而来的爆炸声，房屋的倒塌声，妇女小孩的哭叫声，不禁使人心惊胆战。在硝烟弥漫中，柯棣华把一个遍身是血的女孩抱出来送上救护车，印度大夫们也都加入了抢救伤员的行列，直到深夜，饭也没能顾得上吃。回到公寓，大夫们看到桌上有一迭信件，柯棣华接到哥哥从印度寄来关于父亲去世的信。这噩耗给柯棣华以沉重打击。他悲痛不语，泪流满面。按常理，为父亲的死，他应该有充分的理由回国去照顾年迈的母亲及年幼的弟妹，四位同行也催促他立即回家。可是柯棣华摇摇头，坚定地说：“不，我不能回去，国大党已把我派到这里，而且我们都已答应，起码在一年内谁也不回去。既然我的父亲已作出了最大的牺牲，那么我惟一要做的事，也是将自己的生命贡献给他如此珍惜的事业。”自此以后，他生活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学习中文，了解中国的民风民俗，以便更好地作出自己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