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7月，广州国民政府成立，鲍罗廷被聘为国民政府高级顾问。1925年10月7日，鲍罗廷在国民党中央政治局会议第六十次会议上正式宣布建立中山大学，并建议国民党选派学生去中山大学学习。鲍罗廷的建议在这次会议上获得通过，当即成立了由汪精卫等人组成的选拔委员会，鲍罗廷担任顾问。会后，选拔委员会迅即在广州、上海等地开始选拔学生。选拔学生的整个工作，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是按照鲍罗廷这个俄国顾问的指令行事。最后有180人被选中。鲍罗廷从国民党要人的子弟中特别推荐了20名。1926年2月17日至3月15日，共产国际召开第六次扩大的全体会议，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维经斯基出席了会议。会议讨论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解放运动中的任务。
同年3月中旬，蒋介石为篡夺革命领导权，趁加仑回国和鲍罗廷、维经斯基参加共产国际会议之机，策划和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中山舰事件。3月23日，由于冯玉祥的革命倾向，招致了各派军阀的联合围攻，冯玉祥决定赴苏游历。途中，遇见鲍罗廷，鲍罗廷对他说：“您拥有中国最强大的军队，口称救国，但不知您的救国方针具体计划如何?何时实现?假设您的救国大策优于国民党，我们可以离开国民党来帮助您；假设没有，就请您加入国民党，接受其主义和政策，联合一致，共计革命的成功，这是我们的希望！”冯玉祥经过一夜时间的考虑，决定加入国民党。
4月29日，鲍罗廷在出席了共产国际第六次扩大的全体会议以后返回广州。5月初，他与蒋介石多次商谈了国共合作问题，蒋介石提出了限制共产党在国民党内活动的种种要求，鲍罗廷出于利用蒋介石进行北伐的考虑，对他所提要求表示同意。鲍罗廷在解决中山舰事件中，执行了一条对蒋介石的“和解”政策，即尽量对蒋介石的要求进行让步与妥协。鲍罗廷同蒋介石达成三项“君子协定”，即共产党接受蒋介石的建议，压制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活动；蒋介石同意鲍罗廷的主张，“采取反对右派的措施”；鲍罗廷明确表示支持北伐。蒋介石对鲍罗廷的态度极为满意。事后，鲍罗廷把他在解决中山事件中所实行的“和解”方针，通过苏联驻华使馆向共产国际作了报告，他认为这样做，可以“避免一场灾祸”。
1926年5月15日，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了二届二中全会，蒋介石在会上提出了《整理党务案》九条办法。蒋介石的《整理党务案》实际上得到鲍罗廷的同意。5月中旬，鲍罗廷又四次会见蒋介石，同他会面协商。
1926年7月，北伐战争开始。随着北伐战争的向前发展，为更有利于当时的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广州国民政府开始北迁。在鲍罗廷的倡议和中共的大力支持下，1926年12月13日在武汉成立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暨国民政府委员会临时联席会议，行使最高职权。鲍罗廷领导了革命势力同蒋介石的斗争，挫败了蒋介石迁都南昌的阴谋，取得了迁都之争的胜利。
为贯彻共产国际第六次执委会关于发展农民运动以支持中国工人斗争的基本思想，鲍罗廷主张实行急进的土地分配政策。他认为：农民问题是革命的根基，农民问题主要是土地问题，土地问题是民主革命的基本内容和成败的关键。他还批驳了当时社会上对农民运动的无理非难。由于鲍罗廷对农民土地斗争的坚定立场和鲜明态度，并凭借其特殊身份对国共两党施加影响，使国共两党能制定正确的、有利于农民土地斗争的政策，因而极大地推动了北伐战争前中期的农民土地斗争。但鲍罗廷在农民土地问题上却十分轻视革命武装的重要性，认为为了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就要打破专靠军队去革命的思想。
1927年1月3日，汉口群众和英国水兵发生了冲突。鲍罗廷坚决支持广大群众的反英斗争，认为汉口事件是英国殖民者自食其果，我们必须占领租界。1月5日，鲍罗廷提出：农民要解放、工人生活要改良、对反对土地革命的反革命势力要采取强硬手段，这是国民党当前所要实行的三件大事。2月，武汉政府完全收回了汉口和九江的英租界。
随着北伐战争的进展，蒋介石开始日趋反动。鲍罗廷对蒋介石的专横拔扈、个人独裁开始有所认识，由退让、妥协转而批评蒋介石。1月9日，蒋介石到武汉观看形势，30多万群众开大会“欢迎”他。鲍罗廷在会上讲话，批评蒋介石说，革命要依靠群众，实行民主，搞独裁是行不通的。
1927年二三月间，维经斯基从上海到武汉，同鲍罗廷一起商谈对蒋介石的政策。鲍罗廷主张联合唐生智反对蒋介石，而维经斯基则希望革命阵营不要分化太快，便由武汉去南昌想寻求同蒋介石的妥协，但蒋介石反共决心已定，维经斯基徒劳而返。
1927年3月10日，在汉口召开了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鲍罗廷出席了这次大会。经过鲍罗廷的努力工作，会议坚持了国民党二大的正确方针，维护了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提高了国民党党权，确定了国民党的集体领导制度，进行了组织改选，实际上解除了蒋介石的国民党中央执委会主席和军委会主席的职务，从而限制了蒋介石的军事独裁。鲍罗廷认为现在已开始在上海形成以蒋介石为首的反动中心，但他还是希望蒋介石能回心转意，因而武汉国民党中央仍发出训令要蒋介石离开上海到武汉来。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
面对四一二政变后的国内形势，鲍罗廷没有认真分析，不仅不积极组织力量反击，反而决定采取退却路线，在1927年4月25日至5月9日召开的中共五大上，鲍罗廷提出“到西北去”的理论。鲍罗廷的具体主张是：对帝国主义用应付政策；对小资产阶级（所谓工商业者）让步；对地主豪绅也让步；驱使将军们去北伐——联冯以倒蒋。
1927年5月21日，许克祥在长沙发动反革命的马日事变。鲍罗廷反对派兵镇压，主张和平解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鲍罗廷与罗易就解决事变方法进行激烈争论。鲍罗廷发表长篇演说，认为：现在国民党“左派”还是好的，他们没有什么错误和不良倾向，一切错误都在于农民运动过火，我们的同志太幼稚，不能真正领导农民运动，领导湖南农民的是“地痞”的哥老会。我们现在必须向“左派”让步，继续同他们合作，假若同他们决裂便是中国革命的完全失败。鲍罗廷反对土地革命，说农民运动做到减租减息、乡村自治便是我们的胜利。
5月25日，鲍罗廷偕同国民党中央所组织的查办代表团刚到岳州，许克祥就发来就地逮捕枪决令，鲍罗廷及代表团成员皆吓得逃回武汉。马日事变后，鲍罗廷又极力拉拢唐生智实行东征，以挽救武汉的危急形势。他认为：现在反革命将领夏斗寅、许克祥、冯玉祥等一齐叛变，左派与我们的关系千钧一发，还同他们谈什么土地革命。同年6月，陈独秀接受鲍罗廷的意见，提出投降主义的《两党关系决议案》。
1927年6月1日，武汉国民党中央通过决议决定解除鲍罗廷的顾问职务。6月17日，外交部长陈友仁将这一决定正式通知了鲍罗廷。7月13日，大革命失败已成定局，鲍罗廷便同瞿秋白一道离开武汉前往庐山，准备着手重建中共中央的领导。7月15日汪精卫叛变，宣布解除一切苏联顾问职务。此时，共产国际驻中国的新代表罗明那兹到了中国。鲍罗廷不得不于7月27日启程，10月回到莫斯科。
回国后，“在莫斯科没有一个人说他的好话”，鲍罗廷受到了严厉批判，被扣上“孟什维克主义、托洛茨基主义、社会法西斯主义”的帽子，共产国际还成立了一个特别委员会审查鲍罗廷的错误。鲍罗廷被停止了在共产国际中的一切工作，但鲍罗廷还念念不忘中国，很想再次到中国。他说，他可以装扮成一个天主教的神父进入苏区。30年代苏联肃反运动以后，鲍罗廷主要从事外文出版工作。1949年，由于苏联政府错误地指控美国进步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为“间谍”，致使她的朋友鲍罗廷同时被捕，他被指控为“苏维埃政权的敌人”，“与国外民族主义有牵连”，因此被遣送到西伯利亚的劳动集中营。
1951年5月29日，鲍罗廷悲惨地死在西伯利亚雅库茨克的一个条件极为简陋的劳动营里，终年67岁。1956年，苏联为鲍罗廷平反，恢复了他的名誉。
【作者点评】
作为共产国际早期著名革命活动家，鲍罗廷为共产国际和苏联做了许多工作，对墨西哥等国共产党的建立和革命力量的壮大起过不少积极作用。
1923年，他被任命为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苏联派驻国民党代表，来华支援中国革命，在中国工作约四年。他积极帮助孙中山，出谋划策，改组国民党，并热心指导中国共产党的建设，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和中国革命的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
但是，由于他对中国复杂的形势认识不足，对蒋介石抱有幻想，多次妥协退让，致使中国共产党在反革命的屠刀下几无还手之力，导致大革命失败。
国民革命之父孙中山先生对鲍罗廷评价甚高，并与他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从这一点看，鲍罗廷运用他长期从事革命斗争的经验，用建立统一战线来指导中国的革命斗争，体现了他较高的政治斗争艺术和才能，确实功不可没。然而，正是由于鲍罗廷与孙中山先生之间的信赖和友谊，使他接近孙中山的得意门生蒋介石，并对他产生不切实际的幻想，进而在蒋介石的高压手段下步步退让，使中国共产党人及其所领导的革命事业付出了血的代价。从这一点看，鲍罗廷是一个十分情绪化的人物。所以，深悉政治韬略的伟人毛泽东将他与陈独秀相比较，称其“站在陈独秀右边一点”，是个冒失鬼，是切中其要害的中肯评价。
由此可见，政治斗争，风云变幻。身当其时，罗易式的蠢才固不可，鲍罗廷式的冒失鬼亦不可。革命需要聪明的头脑和稳健的方略。此等伟人，非毛泽东莫属。
（詹全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