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拙作终于问世了。这是个难产的丑孩子，他的助产士是几位亲朋好友和一批曾经是我的学生的中年人。近年来渐入晚景的我，对尘世的一切的一切都看得淡了，先后和吴开华、张道兰（俗家张金兰）、马道华（俗家马菊花）、杨峨山等居士与佛学爱好者，谈经参禅，或闲时去西夏馆认几个西夏文，更感到碌碌人生，总归于‘空’，连自己的肉身也不过是灵魂暂寄寓的“施舍”，何况其他身外之物于是就在佛藏道经中寻找慰藉，一言以蔽之：为死作准备了。
可是在武威任要职的过去的学生，每当见到我，总是希望我给社会上留点东西。我只是含糊答应，付诸一声喟叹罢了。因为我没有什么像样的东西留给社会，更何况我哪有金钱出书图虚名？
谁料2007年冬至节前后，在省教科所任所长的、过去的学生李波，联络他的同班好友杨得瑞、杜建民、胡斌祥、施小英、鲍玉国、于辉荣，乃至远在北京和深圳的许嘉英，向我“发难”，冬至节晚上请我去旅馆，要我当场表态拿出书稿来，不要我出一角钱，由人家们负责出版。并且为要书稿还给送了一份厚礼。我，实在感到意外，因为我曾经听出过书的朋友说，他们为出书请了多少人，花了多少钱，还找不上正规出版社，买个书号，自己印刷罢了。当然，前几年我也与人合作出过四本书，还是正规出版社出版的，那也不过是一种简单的交易罢了。出版社是老板，我们几个是脑力打工者，主编是中介人（当然我也当过编委），我交稿，老板付工钱。两清。这次出我一个人写的书稿，情况就大不相同了。能不能答应出？出些什么？这些出版的东西对人对己影响如何？一连串问题在脑中翻腾。最后终于决定：出。“事无不可对人言”，和盘托出。
于是，到家里翻纸堆去搜寻，成摞的笔记本中去查找。可是家中又无安静的书房，幸好市文物局长魏翔答应了我的请求，在西夏馆的僻静处设了一张书桌，西夏馆主任郭建萤同志为我抄了一部书稿。她写得一手工整的宋体钢笔字，又细心，实际上起到了校对的作用，魏翔局长还给我提供了一些资料及字典、辞典之类的工具书；张居士实行佛家“方便他人”的教义，为我送热茶、倒烟灰、抹桌子。在此一并致谢！我也感谢李波贤契以及教科所有关同志，他们身体力行了尊师重教。
把我积40年的教学经验（我从18岁当小学教师，而中教，又教大专，计42年）及一些教学中独创的东西（1980年，我之所以能作为甘肃省中学语文教学界唯一代表赴京参加新教材审定工作，正在于此。）用文字载体固定下来，留传下去。我在心理压力（因为我自觉与党和人民对我的培育之恩——我是以清寒优秀生身份拿着“两金”上完中学、大学的相比，对社会奉献太小太小）之外，也感到一点欣慰。我感谢党对我的培育，在旧社会，一个家庭十分困难的学生，凭助学金，奖学金，不但可以不失学而且花用不完反过来还是足以养活家中两口人，实在是不可思议。我教过的学生中，也有一些清寒优秀生，同样上完了大学，现已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建设祖国的有用之材。有海内外成为教授的，在省、市任要职的更是难以数计，“青出于蓝胜于蓝”啊，我倍感欣慰。我深深感到我党的光荣、伟大、正确，感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辉煌前程。
2008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