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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6章 一张写字桌

渴望拥有一张属于自己的、正式的写字桌,已经由来已久。

我的童年是在皖北平原的一座小村庄度过的。1976年,我开始上小学。直到今天,我都能回忆起当年的教室里,从前到后整齐地摆放着一条条“长条桌”。那些“长条桌”的桌面,实际上,就是用树剖开的板,“长条桌”的腿,就是三个泥墩子。所以,站在教室门口,放眼望去,宛如木材加工厂,所有的桌子都依然呈现出树的原始模样。我现在还记得当时,我坐的位置正处于一根树干有些凸起的部位,如果挨桌子太近,胸脯就有些咯得慌上课的板凳是从自己家带去的,所以,我们不按身体高矮排座位,我们按自己家带去的板凳高矮排,好在那时候的孩子,个个眼睛明亮,没有谁为坐前坐后争个不休。

那时,我喜欢写字的地方是爷爷代销店的柜台。虽然柜台太高,只能站着写,可台面比课桌平整多了。

1978年后,随父亲来到部队家属大院后,依然没有一张写字桌。房间里两张床,大的全家人睡,小的做了我们的柜子、桌子——床里侧用来堆放衣被,外侧用来给我们看书写字。

1981年冬天,父母亲请在老家做木匠的小舅来打了一套家具。那年冬天,家里一直散发着木头的香气,堆满了刨花、木块。那个春节后,我家终于有了一张可以写字的桌子,尽管那张桌子是全家公用的,三个孩子都要写作业时,注定有另外两个必须趴在母亲的缝纫机和全家人吃饭的小饭桌上。

1986年,我上了石化技校,学校教室配的书桌是我渴望已久的那种正式的写字桌,有功用齐全的抽屉,有可以让我舒服放脚的空间。但我知道,那张写字桌并不真正属于我,只不过是让我暂用的,在我之前有人用过,在我之后不知谁人还会再用。

技校毕业后,工作了,加上夜班费和倒班津贴,我拿到的一份工资,竟然比母亲少不了多少。多一个人挣钱了,生活条件当然好了很多,家里又添置了一张书桌。当时,妹妹上高中,弟弟上初中,自然两张书桌是给他们用的。好在由于在厂里上夜班,看书写字的时间总是与妹妹、弟弟错开,所以,也算是安安稳稳地在那张与妹妹共用的书桌上,完成了安徽师范大学中文专业本科的自修学习。

我渴望拥有一张完完全全属于我的书桌。1991年结婚时,出于对我意见的尊重,夫家打家具时,特地打了两个写字桌。住进新房时,两张写字桌随着我挑。望望这张,又望望那张,我都喜欢。两张写字桌都是原木制作的,色泽光洁,桌面宽平舒展,小巧而又稳固,极为实用。后来,我选了一张连着书柜的桌子,边写字,边可从书柜里随手查阅资料,岂不快哉哉!

更让我感到快乐的是,我拥有了一张真正意义上的写字桌。我所说的真正意义,是指这张写字桌代表了一份被认可的工作,一种可以相伴一生的职业——也许是因为我喜欢文字还有一点小小的写作天赋,领导安排我为单位的通讯员。一天,领导来班组检查工作,我正趴在烘箱边的试验台前大汗淋漓地写稿子。领导可能有些不太忍心,当场就“以人为本”给我解决了一张办公桌:单位的仓库里,放着一些淘汰下来的旧办公室桌,按照领导指示,我找到了一张抽屉虽散架但还能用的桌子。维修班的师傅们帮我把抽屉敲敲打打修好后,竟然还可以塞进去几本书。

进入新世纪后,经打破传统条条框框的公幵竞聘,工人身份的我走上了干部岗位,开始从事起多年渴望的、以文字为生的新闻工作,不仅拥有了一张办公桌,而且还拥有了一张电脑桌,更多的时候,我以电脑桌代替写字桌,我以在电脑上敲字代替在桌上写字。自幼,我就对自己的母语——那一个个方方正正的中国汉字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喜爱。看一排排整齐的汉字通过我的排列组合,显示出意义,不仅让我感到其乐无穷,而且还感到从未有过的自我满足和精神充盈!有时候,我想,我的口头表达能力要低于我的书面叙述能力,或许就是“码字”这份活带给我的后遗症。即使如此,我还是很喜欢这份“码字”的活,并且更愿意为这份工作倾注我所有的心血!

有时候,静下来,打量着自己赖以生存的工作环境,内心深处会涌起一种温情。这种温情,我把它定位为源自职业的温情。我也曾想过,如果能做一个自由写作者,随意支配自己的时间,那生活是多么惬意,但最后得出的结论仍是,我适合有一份独立完整的职业,它不仅能让我挣钱养活自己和家庭,也更能让我体味世间百态,感受悲欢离合,所以,我特别珍惜与享受已拥有的这一切,特别是我终日俯身而就的这张桌子,虽然它不会使我富有,但也不会令我贫穷;虽然它赋予我辛劳,但它更赋予我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