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经济中国经济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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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魏晋南北朝时期经济(公元 220—589 年)(3)

元嘉中期,水灾为患,太祖省费减用,开仓廪以赈之,因此能安然度过。宋孝武帝刘骏末年,积旱成灾,虽弊同往困,但救济工作不及元嘉时期;故灾情虽未及元嘉之半,但死亡者却加倍。

以上两则史评均称道了刘裕、义隆父子两朝的德政,使政经情况趋于安定繁荣。惜文帝为太子刘劭所杀,孝武帝刘骏继位,以后继位者,更一代不如一代。

东晋以后之户调是丁男调布绢各二丈、丝三两、绵八两、禄绢八尺、禄绵三两二分,但刘骏竟加至“民户岁输布四匹”①。将户调增至四倍,安得不民穷财尽。

3.南齐高武两帝政绩尚佳

萧道成篡宋而成立南齐王朝,史称齐高帝,时为公元479年。高帝躬自俭朴,将宫廷器物的铜饰改为铁制。但在位四年中,值得称道的,仅为“检籍”②一事而已。由于当时的户口非常混乱,有的在户籍注明有爵位,以图免役;有的窜改年岁;有的有户存而不见有册籍;有的在册籍上注死亡而实在未死者;有人在家而册籍上注明从役者;有的册籍上注明称残废而实乃健康者,目的为了逃避赋役,各县长官因受贿而不核实,亦不更正。

由于户籍不实,使少数百姓的赋役加重,地方官吏因收受贿赂而任刁民窜改户籍。高帝下令“检籍”是为了“均役”。因此责成各县令(长)亲自审查,改正后报送到州。但由于吏治腐败,依然“货贿潜通”,自宋明帝泰始三年至后废帝元征四年,历时11年中,更正的户籍不足四万,工作迟缓,效果并不理想。

至武帝萧赜永明八年,处罚不诚实巧户戍守边境(淮水沿岸)十年,但因刑罚过重而怨声载道,武帝不得已撤回原议,准许谪役边境者归回本土①。

武帝在位11年中,可说做了一些整饬吏治的事,废除了多项杂税,如即位后即免除“修城钱”②。

永明六年时,免除了向州、郡、县官“送故钱”的陋习③。永明十一年废除“三调”中的“杂调”。据胡三省解释:三调指“调租”(即田租)、“调布”(即户调),以上为正项赋税;另一项为“杂调”④。

所谓“杂调”,即包括上述提及的“修城钱”和“送故钱”,此外又有“塘役钱⑤”、“丁税一千⑥”及“滂役⑦”等。

南齐以后诸帝,乏善足陈,到了末年,君主荒淫,赋役无度,已无善政可言。

4.梁武帝废杂调谬赋

萧衍未建梁朝时,已是方镇之统领,颇知民间疾苦,及登位为梁武帝,减省赋役,使民得以休养生息。

梁武帝定都建康后,废除齐末杂调谬赋,淫刑滥役。如逋布、口钱、宿债等项,一概豁免,给鳏寡孤独不能存活者每人谷五斛。

天监初年,米价波动甚剧,由元年(公元502年)大旱斗米5000至四年丰收斛米30。此时期梁武帝对赋役处理的要项如下:大致来说,西晋的租调按资产定户等定税额。东晋的田租,起初是按亩征收,后改为按丁征收;户调则仍按户等征收。本来此法较为公平,但征收官吏计算资产时过于苛严,如尺高桑树,便计算税款,屋未建成,便得照新屋房产呈报,因此弄得人民不敢建屋植树。且地方官吏作弊,富者行贿得益,穷者受害益深,武帝遂改“去人赀,计丁征布”,以解民困。时为天监元年。

天监十六年,免贫户一年之“三调”(包括田租、户调及杂调);无田者给予田地;产子之家可免役;平冤狱;赈济孤老鳏寡。

普通六年(公元525年),梁朝收复若干地区,北魏荆州及徐州刺史率部归,诏令新附民众可永远免役。

大通元年(公元527年),鼓励流亡者复业,并可免役五年,家贫者并免收一年之“三调”。孝弟力田者赐爵一级①。

大同四年(公元538年),对全国部分地区②赦免宿债及一年之“三调”。

大同七年停止各郡县役使女丁③。

综上所述,梁武帝废除了繁重的杂调,足见体恤民困。即使天监四年大举北伐,王公以下均得缴纳租谷,以助军资,但并不增加平民的租调,十分难得。故梁武帝时代,较诸宋、齐两代的赋役,已轻省得多了。但武帝晚年,因年届古稀,处事已甚胡涂,因此为侯景所害,诚可叹息。

5.五胡十六国赋役概况

五胡十六国时代④,田租的缴纳,仍然是以八二分乃至六四分,即政府得八成或六成,人民得二成或四成。

前燕明帝慕容皝较五胡各朝看重农事。他亲自巡行郡县,劝督农桑。由于政事较清明,使四方人士来归,并以牧牛供给贫家,供给苑中种田,政府收取八成,耕种的佃户得二成。有牛无地之佃户,亦在苑中种田,则政府收七成,佃户得三成。后由记室参军封裕向慕容皝劝谏道:

臣闻圣王之宰国也,薄赋而藏于百姓,分之以三等之田,十一而税之;寒者衣之,饥者食之,使家给人足。自永嘉丧乱,百姓流亡,中原萧条,千里无烟,饥寒流陨①,相继沟壑。……故九州岛之人,塞表②殊类,襁负万里,若赤子之归慈父,流人之多旧土十倍有余③,人殷地狭,故无田者十有四焉。宜省罢诸苑,以业流人。人至而无资产者,赐之以牧牛。人既殿下之人,牛岂失乎!善藏者藏于百姓……(魏晋时期)持官牛田者官得六分,百姓得四分;私牛而官田者与官中分,百姓安之,人皆悦乐。臣犹曰非明王之道,而况增乎!④

明帝遂取消苑囿,以给百姓无田地者。贫者各赐牧牛一头,若有余力,可依魏晋之制多取牛与田垦殖之。大体言之,当时北方田租,情况多为持官牛者,官六私四,有私牛者,官私各半。

魏孝文帝太和十一年,大臣李彪请立农官,取州郡户十分之一为屯田,一夫之田岁纳租60斛。以亩收一石计,60斛即是六四收租。

至于五胡时期兵役,多为胡人部族兵,汉人并不受重视,必需时才用抽丁办法。

后赵石虎讨前燕慕容皝时,下令五丁取三,四丁取二。征士五人出车一乘,牛二头,米15斛,绢十匹。调不办者腰斩。

到北魏时,政治渐上轨道,处理赋役北朝较南朝为有办法。

6.北魏前期租调概况

北魏拓跋氏统一北方中国后,即放弃传统的游牧生活,而推行农业生产作为国家的经济重点发展。太武帝拓跋焘太延五年(公元439年),景穆太子监国时下了一道命令,大意是:地方主管官员应勤督农桑,并须造报户籍清册,其上写明家别人数及课种土地面积,以凭考核。并规定了牛工和人工的换工办法和标准,借以解决贫户因缺乏耕牛而不能耕种之苦,并免使有牛人家向无牛贫户苛索租牛的重租。并规定各户在其耕种田地上写明标志,作为是否种足课田面积的考核。此年即拓跋焘统一北方之年,即北魏推动重农政策之开始。

北魏前期大致承袭西晋的租调制度。北魏对天下户籍的“九品混通”,亦即西晋的“九品相通”,其每户征收户调是:帛二匹、絮二斤、丝一斤、粟20石。又另缴帛一匹二丈,交给州库,以供调外之费①。

不过,北魏的田租是按户征收(与东晋同),但西晋则是按亩征收,为两者不同之处。北魏实际上是把租与调合并为一。此外,北魏另征收一项附加税——一匹二丈帛。

但北魏有时视民情的需要,亦有特别的措施。如太武帝拓跋焘延和三年(公元434年)时,曾经下诏说:“频年屡征,有事西北。运输之役,百姓勤劳,废失农业,遭罹水旱,致使生民贫富不均,未得家给人足,或有寒穷不能自赡者。其令州郡县隐括②贫富,以为三级。其富者租赋如常,中者(中等人家)复二年,下穷者复三年。”

此处即照顾到贫穷农户,中贫者可免缴两年的租调,下贫者则免三年,亦是北魏政府对人民的一种善政。

拓跋弘献文帝时下诏,凡上三品户须将租粮缴纳到京师;中三品户则可缴纳到他州;下三品户本州即可,由纳税户负责运送,亦可折交运脚,实际上减低了中下等户的负担。

除了上述的正常租调以外,北魏还有不少额外的赋税,包括下列各种:

a. 额外之田赋:拓跋嗣明元帝泰常三年(公元418年),命诸州征发民租,每户50石,并将征得之粮储存于定、相、冀三州。孝文帝延兴三年(公元473年),拓跋弘率大军南侵,诏令各州郡人民,凡十丁抽一助战,并每户收租50石。

b. 军马之赋:明元帝拓跋嗣永兴五年(公元422年),下诏每60户必须出戎马一匹。八年后,即泰常六年,改为每60户输戎马一匹,大牛一头。另外,凡拥有羊100头的,亦当输戎马一匹。征收战马乃拓跋嗣准备南侵之用①。本来,据《魏书·食货志》载,拓跋焘太武帝时,已平陕西甘肃一带,以河西广大水草牧地,畜养战马200余万匹,骆驼100余万头以及牛羊无数。牧畜已不为少。

c. 运畜之赋:太武帝拓跋涛始光二年(公元425年),诏令十户出大牛一头,以便运粟塞外。此时期亦有征驴运粮的。此运粮制度为时颇长,直至北齐,历时170年左右。

d. 经常性的杂调:文成帝拓跋浚太安年间(公元455—459年),因历年来增加杂调相当于正赋的十分之五。文成帝有废除意,而尚书毛法仁以为军国急需,劝谏不可废。帝意以为“使地利无穷,民力不竭,百姓有余,吾孰与不足”。遂废除之,但不久又恢复。至献文帝时才废,人民负担遂稍轻②。

e. 官吏索需:由于孝文帝元宏在太和八年前(公元484年),百官不给俸禄,因此变相向人民需索更苛。史遂有“初来单马执鞭,返去从车百辆”的记载③,农民负担益重。

f. 徭役:如明元帝泰常八年,筑长城自河北省赤城至绥远五原凡2000余里以防柔然族南侵;道武帝时建鹿苑于南台阴以便皇族行猎;泰常六年发6000人,筑猎苑于山西省的白登;文成帝和帝年间发5000人治河西猎道于山西太原之北。繁重的徭役遂拖慢了农业的生产。

五、北魏的均田制度

从每一朝代土地制度、租税制度及其户籍可看出该时代的农业经济情况。

汉代的地租分公私两种,公的由政府收,收三十分之一;私的由地主私人收,要收百分之五十。

到魏晋南北朝时代,不是耕者有其地,土地是政府的。如北魏的均田制,租税要收百分之六十。

封建社会有平民与贵族之分。即称为公民的,历史上叫“编户”。东汉以后,户口册不同,分为“士族”与“庶”两种。“士族”即官员,分成品级,自己可拥有田地,且可荫亲属,称为“荫户”。“庶”要向政府缴纳百分之六十租税,但“士族”可不出。“荫户”(即私属户)亦可不出。

荫户有两种,一种是荫亲(包括父、伯、堂兄等),九品官可荫三代;一品官可荫九族。另一种是“荫客”,即士族所属的部曲户。因此当时所编的户口册亦分为两种,要出租税的编入“白册”,不必出租税的编入“黄册”。

“士族”与“荫户”不必出税,编入“黄册”;“庶”要出税,编入“白册”。“士族”固可免租税,但规定可拥有的田亩数量有限;毛病乃出在士族可荫庇他人免税,因此就有人冒充为荫户借以免税。一个士族的大家庭就可拥有几千户“荫户”。因此政府的租税少收,政府便向“庶”(穷苦人民为多)拼命搜刮,穷苦的“庶”民只得依靠“士族”做“荫户”,政府租税所得就更少。南朝、北朝的情形大致上均如此。

因此政府不得不想法改革此种有弊病的制度。北魏是鲜卑人拓跋氏①掌政。孝文帝时②便思改革变法。

外国人统治外国人必得与本地人合作。古今莫不如此。如英国人统治香港虽高明,仍要借中国人之帮助。孝文帝聘用中国人(汉人)作了北魏的汉奸,因汉人读书较多,其改革方法合乎中国历史文化精神。北魏行均田制,不论官民贫富,一律平均摊派赋税。

北朝最重要的制度是北魏的均田制度。魏孝文帝初年,因“民困饥流散,豪右多有占夺”,有李安世上疏倡均田之议。目的为要使雄擅之家,不但有膏腴之美,而且也要使单陋之夫,亦有顷亩之分。使贫微得恤,贪欲可抑。于是孝文帝依照此疏先立三长。

据《魏书》记载,立三长同时定调法,调法正须与均田相辅而行。而在孝文帝太和九年十月正式下均田诏。大意谓:“富强者并兼山泽,贫弱者望绝一廛,致令地有遗利,民无余财。今遣使者,循行州郡,与牧守均给天下之田,还以生死为断。”

实行均田制的第一步是整理户籍。于十年二月,遂立党、里、邻三长,定民户籍。所谓“三长”,即五家一邻长;五邻一里长;五里一党长。

在未立三长前,人民对户籍多有隐冒(或称荫冒),30、50家方为一户,谓之荫附。荫附者不必服官役,但任强豪征敛,倍于公赋。当时大臣多不赞同立三长,但太后则认为“立三长则课有常准,赋有常分,包荫之户可出,侥幸之人可止,何为不可?”于是确立三长以管理户籍。是年京都大饥,韩麒麟上表陈时务请孝文帝制定天下男女计口授田。

接着第二步是针对荫户而发。即每成立一家,即予田耕种,犹如商鞅之法,提倡小家庭制度。此种小家庭不但是伦理的,而且含有政治性与国家性,消弭了豪强所搞的“百室合户”或“千丁共籍”的荫冒。

第三步是人民获得政府所分给的田,可减轻缴纳租税,但政府仍不吃亏。均田制的条文是:

诸男夫年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亩,妇人二十亩,奴婢依良。丁牛一头受田三十亩,限四牛。所受之田率倍之,二易之田再倍之,以供耕休及还受之盈缩。人年及课则受田,老免及身没则还田。奴婢、牛随有无以还受。

诸桑田不在还受之限,但通入倍田分。

诸受田者,男夫一人给田二十亩,课莳余,种桑五十树,枣五株,榆三根。奴各依良。

诸应还之田,不得种桑榆枣果。诸桑田皆为世业,身终不还。有盈者无受无还,不足者受种如法。盈者得卖其盈,不足者得买所不足。不得卖其分,亦不得买过所足。

北魏均田制之用意并不在田亩之绝对均给,只求富者有一限度,贫者亦有最低之水平。按均田制所定,男丁(15—70岁)可受露田40亩,妇人20亩,夫妇合共得60亩。

所谓“奴各依良”,指奴婢与良民待遇相同,是一种大优待。汉代奴婢加倍收税,但此时为了鼓励人人报户口,故特加优待,即夫妇加奴婢共四人,共可分得露田120亩。

照均田制中所说:“丁牛一头,受田三十亩,限四牛”是指精壮之牛,而非牛犊或老牛,丁牛一头可受田30亩,每户限报四牛,即四头牛可共得田120亩。

所谓“所受之田,率倍之”是指照规定加一倍给田,即四人可分得田240亩。为何“所受之田,率倍之”呢?是希望人民都报户口,故特别优待之。此乃暂时性之规定,为要安定民心,以作立国久远之计。

但政府收租只收40亩,并不收80亩;丁牛收租亦只收30亩,亦非收60亩。此乃政府为了使人民乐于呈报户口。

牛老时或奴婢死后则须将田还给政府。

丁牛有限而奴婢无限,又授田可以一倍再倍。若以一夫一妇十奴四牛计,其田已在1000亩外。北齐河清三年诏,奴婢受田,亲王限300人,嗣王200人。……七品以上80人,八品以下至庶人60人。以此推论,可见奴婢受田之多。况且为了鼓励呈报户籍,北魏是不限奴婢人数的。同时亦为使“荫冒”绝迹,使田租尽归政府。

所谓“露田”,“露”或是荫冒之反义。以其属于朝臣,故称“露”。以其为露田,所以须还受。以其须还受,故不得种桑榆。以其不种桑榆,始称露田。唐杜佑《通典》注“不栽树,故曰露”。杜佑虽是制度家,但这一点不一定对。以下这讲法当较佳:因当时有荫户、露户两种,露户无遮荫,要纳租税,故称露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