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是我写给全国文艺界协会的一个报告书。现在趁着印行单行本的机会，我想再添上点尾巴。
八年的浴血奋战，对于中国文化界应当起一次洗炼作用。让一些肮脏的渣滓。塞入垃圾桶里，而把纯正洁净的留着，和民族共存。
这样所谓“胜利”多少总还算是有了一点意义罢。
国内的情形我不太明白。但在海外华侨社会中，却连这一点洗炼工作，都没有做到。国内的朋友们或许还不知道，在这里只有落过水的才是算正牌的正统。而在报纸上和学堂内，嚷着礼义廉耻，骂别人“通番卖国”，却正是昭南时代遗留下来的那些东西！
我不说另的，单说郁达夫失踪以后，新加坡的一群附敌记者，落水文人。还要向他揶榆一番，不是骂他“有文无行”，就是笑他“家破人亡”。在这一些人中间，有些曾经和郁达夫喝酒做诗，附庸风雅的，现在居然讥笑达夫生活浪漫，甘心事敌。他们的居心是十分明白的。
正如鲁迅所说溺水鬼找替死的故事一样，他们想把“死无对证”的郁达夫拖下水去，然后他们自己从水中钻出头来。
虽然是蜉蝣撼大树，这些诬蔑对于达夫无损分毫，但是海外文化界的鸟烟瘴气，却从这里可见一癍。
数月前，萧乾先生经过新加坡，曾和他约定把郁达夫的事情和这里文化界的情况，带给他一些资料。可是他匆匆下船了，失去了畅谈的机会。后来据说他在《大公报》了发表文章，报告达夫流亡中的生活，有些不大合事实（这是朋友告诉我的，我没有看到大公报的原文）。我不能怪萧乾先生采访不周密，我只怪自己不好，为什么不早一两天约萧乾先生谈话。
现在我终于把这个报告发表了。因为忙，而且我的文字拙劣，我所报告的断不能算是十分完善。但是我却尽可能做到客观和忠实。
我只想把达夫的最后一段——也是最像戏剧式的一段——如实地写了下来，使不至歪曲事实。至于对达夫一生作正确的评价，则是国内文艺界的事了。
最后面的这一段《后记》是胡愈之一九四六年九月在香港咫园书屋初版本时编入的。他对新加坡文坛的乌烟瘴气非常生气，他对萧乾写得不准确非常认真，为了保持真实，他写出郁达夫后期生活的最真实生动的记录《郁达夫的流亡与失踪》，为了反击那些落水文人的嘲笑与咒骂，他写下了《后记》。一九四七年八月二十九日在新加坡《南侨日报.
南风》上他又写了《关于纪念郁达夫》的文章，这篇文章虽然在一九八五年收入《回忆郁达夫》时作了增删，但还有相当的参考价值：
郁达夫先生从他在苏岛的避难地，被日本宪兵绑架杀害之后，已经两年了。
关于郁达夫的身后纪念，国内文艺界曾经有过多次讲义。在他的故乡富春江上。已经建立起一个纪念碑。达夫最后失踪的地方，巴爷公务的侨长蔡承达先生，也在半年前带信给我，在当地替郁先生建筑一个纪念亭，以供华侨和印尼人士的永久景仰。但由于苏岛地方，始终不见平静，这件事也就终于搁了下来。
郁先生在巴爷公务最相知的朋友，也就是当地的热心的侨领，蔡清竹、曾玉印、曾连发、许乃昌、戚侨湘诸先生，以及别的几位，最近陆续从苏岛到新加坡来避难。他们屡次谈起，要替郁先生的遗孤发动募捐。
本来打算在今天，郁先生失踪的二周年，在这里举行一个小规模的纪念会，商讨关于郁先生的纪念办法。却因为近来意外的事情太多，大家都穷忙，这个纪念会也没有开得成。
达夫不是什么伟人，更不是一个革命家，但他可算得是中国少有的一个天才的诗人。他的作品，应当在中国文艺史上，永远保留一个地位。除非中国真正退化到变成一个野蛮人的部落，不然，就在一百年、两百年之后，郁达夫这个人的名字，是不会被我们后代所完全遗忘的。
所可痛心的是，达夫活在这个可咒诅的时代，又死在这可咒诅的地方。在这里，文化比椰粕和香蕉皮（日占时，新加坡缺粮食，一般食用椰子的糟粕和香蕉皮，在市上出售）更不值钱。一个投降出卖的可以称为民族英雄，而一个诗人的被害，却不会引起人们的同情。有些无耻之徒，甚至还要用鞭尸的手段，来骗取美金的津贴，下流到这种地步，还有什么话说。以前有人说，生死见交情，实在应该改作生死见性情。中国人的这种麻木、冷酷，甚至残忍的性情，要是不能改变，中国是没有希望的。铁树不能开花，石头缝中不能长出田稻。死了一个达夫是小事，在海外的同情心都死了，才是真的可以悲痛的。
但我并不为此悲观。因为时代是在不断变换的，而我们已在光明到来的前夜。假如南洋依然是一片寂寞的荒丘，我们还可以从北方的大陆，看出民族新的生机。让卑怯的、冷酷的，麻木不仁的滚开去，我们抖擞起精神来向光明走去罢。让我重录达夫最后一首遗诗（这是《乱离杂诗》之一，也是其中最好的一首）来安慰自己，安慰和我们同一路的人们：
草木风声势未安，孤舟惶恐再经滩。
地名末旦埋踪易，楫指中流转道难。
天意似将颁大任，微躯何厌忍饥寒。
长歌正气重来读，我比前贤路已宽。
郁达夫的好友，著名的作家钟敬文曾在达夫遇害两周年之际，在香港《文艺生活》光复版撰文纪念这位薄命的作家，最后一段是这样的：
达夫先生的死是特别叫人震惊和悼惜的。敌人已经投降了，他却还受到秘密的惨杀，而且他正当壮盛之年，在南洋沦陷时期，他又那样锻炼了自己的情操、意志和智慧。如果不遭受横死，他将来对祖国和人民的贡献是不能限定的。但是他竞在敌人阴毒的计划下被害了！时间是不容易冲淡我们的哀感的。
可是如果我们冷静地想一想，他的死虽然是一个太大的损害，却不能够说是丝毫没有意义的。这是他在马来亚沦陷时期艰苦自持的不幸结果。他晚年那种忠心祖国，爱护战友和同胞的种种行为，以及这个出人意外的惨酷的死，正是他的传记上的一种光辉，一种波涛，它将永远使读者为之感激、哀怜与敬慕。
达夫先生生前就常遭笑骂的。他的死更给了那些误解他和故怀恶意的人一种笔攻的机会。平心地说，他的性格和行为不是没有缺点的。
例如，他平常对事物的判断和好恶，大都只凭一时的直觉与感情。他主要是感应而不是思辨的人。其次他对异性，具有一种近于病态的恋慕。
这一点，在他的小说和日记中已经暴露得太清楚了。此外象耽爱闲散，有时过于怯弱，也是他的缺点。最后我觉得过分的天真坦白，也不是一种可喜的事情。总之达夫先生实在颇有值得指责的地方。自然，我们如果进一步看，他的缺点并不是全不可原谅的。他身体不健康，感觉的非常灵敏，以及所受教养和所过生活的某种特性都是造成那种缺点的原因。
但是，我们现在要特别指出的倒是象达夫先生这样有有种种缺点的人，为什么在历史最严酷的考验中，能够获得胜利呢（他的死，只是他胜利的一种证明）？理由自然非常不简单。在抗战时期，我全国人民的战斗热情，敌人的非人性的残暴及南洋一班文化界朋友的忠勇行为，这些对于他的不肯妥协和力助战友等行动，都是很有关系的。但是如果他本身不具有那种有力的因素，这些外来的条件，不一定会产生什么效果。我们前面所说的，他的坦白、正直、认真和慷慨的品性，就是那种有力的因素的主要部分，这是构成他人格的一支脊梁。在他磊落地就义之前，那些缺点又算得了什么呢？
达夫先生离开人世已经两年了。他的尸骸还埋在炎荒的一个小驿的附近。什么时候，让我们到那没有标记的坟头，去呈献上素洁的花圈和刻上这样一行墓铭？——“这里躺着一个诗人，为着不屈服于暴力，他苦斗了，终牺牲了。但他的灵魂是永远眷恋着故国的！”
是啊！郁达夫有缺点，但这些缺点是可以原谅的。郁达夫是人而不是人而不是神，他没有神化，而是彻底的人化，他是吃五谷杂粮，具七情六欲的人。但他是一个感性的作家，一个具备完整人格的。每一个读者都不会也无权要求郁达夫是个彻底的清教徙，一个理想化的人，一个不吃人间烟火的人。
郁达夫的一生不太长，仅为中寿。五十岁，对于一个学者，一个艺术家，应该是文学艺术的开端，一代巨星放出璀璨的光华的时候，可是我们的郁达夫却被敌人杀死了，他的死无疑给人以悲壮，激越的悲悼，他的死太惨烈了。从此人间失去了爱，失去了天才，失去了最好的诗人！只留下敌人的凶残、愚蠢、丑恶！啊，损失未免太大了。
有一位杰出的中国女文学家曾经说过，中国抗战最大的损失就是：
失去了郁达夫——
是的，中国失去了一位奋斗、热爱她的儿子——郁达夫。那种才情，古道热肠，爱一切人，中国人还有日本人，一个除新诗外，尝试了所有新文学样式的作家。也许因为他认为郭沫若、徐志摩、戴望舒这些朋友的现代诗太好了，他是一个有好胜心的人，在文学上独树一帜，在小说、旧体诗、散文、文学理论、翻译方面有他独特的地位，独到的见解。
他爱朋友，也爱敌人，最后他像雅典的泰门一样被凶残的敌人害死了！
他死得惨：死所在什么地方也不清楚。他是中国最命薄的作家，没有友人的悼词，没有亲友的花圈，没有真正的墓碑，留下的只有悲怆，只有惨痛。只有伤怀而已！
他曾经是一颗巨星，在二十、三十、四十年代的中国文化界，谁不知道中国有一位伟大的郁达夫呢？可是他失去了，竟然长存在蛮荒的南洋！令人思念不已！在他的最后，怅望祖国的天空，希望五湖四海洗恩仇，但不幸这一愿望落了空！
抗战的大潮、大浪淘尽了沙子。郁达夫许多熟识的东西都成了可耻的千古罪人！汪精卫、陈公博、褚民谊，甚至有周作人、张资平。郁达夫对他们曾痛加挞伐，大浪淘尽始是金，没想到郁达夫是一个有气节、有雄心的完人，他不仅是作家，也是将士，而且是最悲壮的烈士。
哦，郁达夫！他永远在若干代中国人与中国文人的心中！
郁达夫为国捐躯，惨死在最凶恶的敌人手中。但他的死没有为他赢得应有的名声，却遭受了最不公正的待遇——
有人嘲笑，嘲笑他横死海外。这样的作品无疑盛极一时。特别是五十年代的台湾，有那一位依靠攻击左翼作家发迹的绿漪女士苏雪林，还有传记作家刘心煌等，津津乐道的是郁达夫的狭邪、嫖妓，嘲笑他国破家亡，嘲笑他的毁家——。
大陆呢？当然也不乏这种人，即使是郁达夫的好友郭沫若、成仿吾，也以郁达夫的“黄色”为耻，于是郁达夫销声匿迹了，他的作品，只有五十年代出了一个选集，像在《方向转换的途中》等作品，不仅没有得到应有的历史评价，而被认为不顾朋友身危的叛逆作品！郁达夫那些勇敢的作品一直被掩，以至于到了郁达夫逝世的四十周年，国人不知道在中国的现代史上竞有一位天才，勇敢、****、抗战的郁达夫，而认识郁达夫恐怕也仅仅是从他的战友鲁迅先生的诗文注释中得知一鳞半爪！
一个卓有成就、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大众的作家，受到这种遭遇，是十分令人奇怪的，而且不公平的。但是当你认真地了解中国的当代史，了解人民共和国以来的历史，也就不足为奇了，因为在中国，文学艺术出现了二十多年的断裂，而这种断裂，尤以“**********”的十年走向高峰，许多作家不是进入干校，就是进入了牢狱，甚至有像郁达夫的至友——老舍，投身湖中，中国的文学惨遭涂炭。
有一个作家曾经这样说过：郁达夫的死，或许是一种幸运，一种解脱，如果他活到“**********”这样摧残文化，真不知有何感想，也许他本人就逃不过这个劫难了！真要不知所云了！这真是令人啼笑皆非的推理，可是你不得不承认，这种推理有它的合理性。以达夫先生的直率，以达夫先生的等身著作，他即使不死，也要蜕一层皮——
运动是冷酷的，政治是无情的，中国经历的磨难太多太多！百年的历史在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只是短暂的一瞬，但在人间——中华大地却历尽风霜，的确是沧海桑田！纠枉过正，谁能说领袖们的决策是错误呢？中国毕竟曾经是个满目疮痍的大国，积弱太多，思想太复杂，劣根性太多，太缺少民主，封建独裁的事见得太多了，太习惯五千年的制度了！只有近百年，才进行了深入全民的大运动——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北伐战争、神圣的抗战，三年国内战争。这些革命与运动，有一个特点，反映了我中华人民爱国的心理，希望国家强大，不屈服于帝国主义——外来入侵势力，是一连串伟大的运动。反映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愿望。这些运动没有一场是外国人所愿意的，没有一场是统治者所衷心赞成的，但它们却向全世界显示了中国人的力量！从另外不同的角度，反映了中华岁月的辉煌！
在这种情况下，个人服从于组织、整体与国家的利益是毫不奇怪的。不管你愿不愿意，人们、社会就这样走入历史。没有一段历史是没有瑕疵的，人们大可不必怨天尤人。只要以平常心去对待历史，一切都可以释然了解。正反的经验都是一笔难得的财富，就看你如何去对待，如何去总结。只以“小我”去对待政治与运动，那未免是荒谬可笑的，应该以“大我”对待国家，对待历史，对待一切。作者本人十分佩服成千上万的中国优秀儿女毁家抒难，从“不惜千金买宝刀”的秋瑾女士，到“戎马间关为国谋”的郁达夫，你能见到多少英雄豪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