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正值郁达夫逝世四十周年，中国将举行各种纪念活动，我也被邀请参加在浙江富阳召开的郁达夫学术讨论会，我认为现在是发表郁达夫被害真相最适当的时机，如果错过了这个机会，担心过不了多久，当事人都逝世了，证人也没有了。因此再次拜访过去向我提供重大证言的几位人士，得到了发表有关证据的许可。
然后。我就要和前面曾提到的那位在战争结束不久就回国，现在还健在的某土司会面，最初，他支吾搪塞，想拒绝和我会面，但最后，他答应在几天前（九月八日）会面。
十六年前，我曾见过这位宪兵，并与之谈过话，那时并没有察觉到他是事件的当事人，以后随着调查的进展，判明他是这个事件的主谋，但当时他否认此事。这个原宪兵就是我写的《郁达夫的流亡与失踪》的笔录里出现的D。当时他所谈的内容，虽然后来发觉在经历上有若干虚假的地方，但作为资料可以认为是珍贵的，所以就按他所叙述的那样，记载下来了。
十六年以后的今天，他最初还是谈些和笔录里所记的同样意思的内容，企图支吾过去。因此，我就拼命地说服他，要他认识到战后已经四十年了，如果现在不公开他的姓名而把真相发表出来，是不应该有太大的顾虑的。只有将真相发表出来，才能得到良心上的安慰，才能得到被害者的家属、与这个事件有关的人以及中国人民的谅解和宽恕。最后，他（现假定姓名为A）终于承认自己是主谋，向几个部下下达了绑架赵廉的命令。
对于这件事，其实我早在十六年前就掌握了决定性的证据。在《消失于南洋的郁达夫》一文中，我曾提及，有一个宪兵对朋友暗示，他曾奉上司（指A）的命令，参与杀害了赵廉。这个证据是从那个宪兵的遗属那儿得到的。这位遗属在战后不久就开始反复严厉追问已经回国的A，要求说明自己的亲人为何下落不明。对于这些，A始终不予明确答复。
到了大约二十年前，A没有办法，终于说出了真相并在纸上写下了以下内容的东西，即：那时，有个姓赵的有名的支那人，因为知道我们太多的秘密，所以命令几名部下将他杀害了。纸上很明确地写着“支那人，赵”。
我得到那位遗属的许可，将这张纸复印了，至今仍很珍重地保存着。
这次见面，我向A出示了这个复印件，这就成了A不得不说明真相的决定因素。据A说发出绑架处置赵廉命令的当天或者第二天，就得到了部下关于绑架扼杀赵廉的报告。由于A不在杀害的现场，所以他不知道尸体到底如何收拾的，大概可以设想是埋在什么地方了。
A在承认自己命令杀害郁达夫的事实以后，心里轻松不少，接着又和我杂谈了他自己的身世，长达两个小时。
A在一九四三年五月左右到武吉丁宜宪兵分队任职，一直到战争结束。他的职务是班长，在队长之下，但处于直接指挥队员的地位。A任职期间，郁达夫早已不干翻译了，然而，每逢需要精确无误的翻译时，还要找他。A发现他的翻译总是有利于犯人的倾向，这正如《郁达夫的流亡和失踪》笔录中所叙述的那样。
根据胡愈之的报告，一九四四年初，赵廉的真面目已被宪兵队发觉，那么为什么没有逮捕他呢？A说虽然知道赵廉曾在新加坡编《星洲日报》，但好像并没有认为他是大人物，因此，也没有必要向宪兵队本部报告。因为现职宪兵权力很大，如有搜查权等等，并不是事事都要向上司汇报的。
胡愈之的报告里还讲到，赵廉的真面目被宪兵队知道后，曾给了相识的宪兵一千盾的军票，这样，赵廉即郁达夫之事就没被公开。A对此持否定的看法，他认为宪兵并不很要钱，那样的事是不可能的。
原宪兵们编集出版的《日本宪兵正史》（一九七六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全国宪友联合会出版）里，曾这样记述：赵廉是抗日援将地下组织的首谋者（头头），一九四三年年末开始的检举活动之前，他们对此已有所感觉，但后来赵逃走了，因此没能逮捕。赵廉是不是地下组织的头头，这一点和胡愈之等的报告不一样。郁达夫直至日本战败一直留在巴耶公务的街上，根本没有逃走。这到底是记述错误，还是反映了日本宪兵队情报能力低下，从A所谈的话来看，好像宪兵间的联络并没有那么密切，宪兵中有连调查记录也写不好的人，宪兵队里关于郁达夫的情报也是马马虎虎的东西。对于胡愈之、汪金丁等在巴耶公务组织的秘密组织“同仁社”的存在，A也说不知道。
A在日本战败的第二年夏天，由军医安排，作为曾经得过肺病的人，用了假名字，乘医院的船回国。他说不是混入随军职员里而回国的。回国后，A曾两次被负责战后处理的官厅叫去，但两次追查的都不是和他有关的事情。A没有被作为战犯受到追究是因为几位部下逃走了，然而这几位部下却因逃跑而受到怀疑。还有就是在战败时，他的直接上司，也就是武吉丁宜宪兵分队长，因有别的事件的责任而被判刑了。因为有这些事情，所以A尽力在苏门答腊给战后离队而死亡或去向不明的宪兵建立慰灵碑；尽量帮助他们的遗属得到政府支付的养老金；这很明显是在赎罪。
A说我这次承认自己是绑架郁达夫的主谋，是考虑到日本跟中国今后的友好。另外，他还说，如果允许的话，也想举起手在赵氏的墓前烧香。A在宪兵里是属于少数派，是旧制中等学校（相当于中国的高中）毕业生，像他这样有学历的人，在军队时当然是可以取得干部修补生的资格的。可是，在中学时代，由于讨厌军事训练而参加时间不够，最后没有取得资格。还有听说他成为宪兵也是偶然的，是在别人的引诱下加入的。
这样A就当了十五年的宪兵。他自己也苦笑着说：“在日本国家权力的背景下，宪兵仅仅是虚张声势的存在。”七十多岁的A现在经常下围棋消遣，以此来度过他的余生。
我曾劝过A，请他自己在报刊上把事实真相说出来，但他因有种种原因，而没有同意。最后他委托我公开发表，所以我代表A在这次会议上公布这次事实的真相。战争使人发疯。毫无疑问，A对于这一点也是非常清楚的。为了使今后不再发生这样的事件，我期待着A在今后也能做出他的努力。
显然郁达夫不仅被杀，而且就被扼杀在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九日的晚上，那是一个黑色的八月廿九！一个最黑暗的赤道之夜！
铃木正夫与笔名今西健夫是同一个人。作为一个有良心的学者，他是严肃、认真的。为了研究郁达夫的最后，他曾经在苏门答腊三次实地调查，也调查了当年与郁达夫交往极多的日本官员以及日本宪兵，作为一个日本学者，他并不希望郁达夫是死在日本宪兵的手里，但中国的伟大作家是被日本宪兵杀害，这是不幸的事实！
铃木正夫先生最大的贡献，就在于记录了郁达夫一生的最后，这是一个真实、悲剧的最后！他以二十多年的孜孜不倦的调查研究，写成了《苏门答腊的郁达夫》一书。郁达夫如果不是被这发了疯的日本宪兵杀害，以他年富力强，以他的才能，完全可能建立中国文学史上的另外的丰碑！可是郁达夫毕竟被敌国的军人杀害了！
日本的学者铃木正夫先生在《苏门答腊的郁达夫》中详细地写到他的调查结果，正是日本的一个宪兵队长对几个部下下令绑架并处决赵廉——郁达夫的！
铃木先生在参加富阳纪念郁达夫逝世四十周年学术研讨会的前夕，重新访问了那个D，他知道，考虑D已经有七十高龄，如果错过这个机会，也许会永远失去向当事人打听的机会。
九月八日下午，我一抵达东日本新干线某车站，就立即给D的家中打电话，请他前来车站大厦。两点半出头，我在车站大厦的咖啡馆里见到了D，头发已完全变白，但不愧为剑道五段，看上去不觉得他是七十五岁高龄的老人，仍是精神矍铄的样子。
笔者对D说，现在战争过去已经四十年了，隐去姓名，然后把真相公之于世不应该有什么特别大的麻烦，由你本人来披露真相，似乎更能对被害人以及与这一事件有牵连的，离队脱逃以至战死的那些人的亡灵，起到慰抚的作用，也似乎更可能得到被害人的遗属以及中国国民的谅解与宽恕。我拼命地劝导他，但D仍是陈述了一遍旨趣与那份笔录相同的话予以抵赖。不得已，我只好从包里取出那张他自己手写的纸片的复印件，置于桌上说，“这是你写的。”D的手开始发起抖来。更是连这个也硬要说不知道的话，那么，我可以请我做新闻记者的朋友一起坐到这里来，我继续这样说道。这一下，D终于横下了心似地承认：责任在我，是我对几个部下下令绑架并处决赵廉的。
据D供述，在他下令绑架、处死赵廉的当天或翌日，他即从他的部下那里得到赵廉已被绑架、扼死的复命。D因为不在赵廉被杀害的现场，所以遗体最终是如何处置的他也不知道，但想来多半是埋在什么地方了。虽然日本已经占败，但日本军队的组织原则仍然像以往一样存在着，上司的命令是绝对的，抗命似乎是不可能的。
D在承认了自己下令杀害郁达夫这一事实后，人好像变得轻松起来……
是万恶的日本宪兵杀害了中国的作家郁达人！而且是在他们战败之后！
郁达夫的死是极为孤独的。中国人至今不知他埋骨于南洋苏门答腊的哪一块荒地里！当其他的知名作家享受后人的瞻仰与膜拜的同时，苦命的作家不知归宿于哪一块大地里！
郁达夫，无疑是中国现代文学中最有建树的作家之一。他的一生可惜生活在这样的岁月，这样的世界，树欲静而风不止；他爱家人，落得妻离子散；他爱祖国，难见容于当局；他爱家乡，家乡却为敌人所占领！
他爱日本，可他的母亲与长兄都死于敌手！他自己更是怒目苍天饮恨亡……
而且，因为他自己的失踪，那些失败者对胜利者的报复人，却逃脱了战争的审判！而他只是博得他人同情，此冤难报——
§§§第四章 赢得身前身后名
——岁月的印证
。郁达夫是伟大的。他不是伟大的政治家与军事家，但他是伟大的、天才的文学家与语言学家，他是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也是一个伟大的反战主义者。他卑己自牧，彬彬有礼，反对一切反历史反人民的勾当。他的一生中，是曲折与多灾多难的。他的命运与祖国的命运始终联系在一起，在中国的现代史舞台上，他是个悲喜剧不断的文学家……
也许是郁达夫短短的岁月，与中国最黑暗的岁月并行不悖。一八九六年，当富春江边小小的郁达夫诞生那一天起，中国便进入了最多灾多难的年月，中国不仅遭受西方最野蛮的所谓“文明人”烧杀掳掠，而且遭受西方列强的毒害。英国人将亿万箱毒品鸦片以坚船利炮为后盾，打开了中国的市场，倾销到中国大陆，在殊死抵抗的中国人面前，留下了永远的丑恶的一面。而且，五千年的文明古国也遭受到最后挤入法西斯强盗行列的东方帝国日本的血腥劫掠，文明礼貌、好客热情的中国人成为西洋与东洋鬼子兵战争机器中的鱼肉——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国无宁日。郁达夫的一生，不幸刚刚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大清帝国割让台湾同时。甲午战争的失败，用中国的赔款、土地、矿山养肥了野蛮的封建军国，使中国更加赢弱，更加贫血，更加千疮百孔！从一九oo年日本帝国主义与其他西方列强一起联合进攻北京——八国联军杀我国人，掠我国宝，焚烧我文明古迹后，日本又何尝有一刻死过亡我之心！一九一二年的日俄战争是在中国的东北大地上千的；在中国分裂满蒙，它是始作俑者；“九·一八”事变、华北事变、上海事变、南京大屠杀……，都是为亡我国而发动的帝国主义的战争！郁达夫从出生到入死，与日本法西斯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一向以东方强国屹立于世界东方的中华帝国几乎就在风雨飘摇之中。而当万众欢呼，欢欣鼓舞的岁月到来的时候，我们的这一位文学大师、这一位始终不渝的爱国主义者，却又惨遭日本人的毒手，怒目苍天！
郁达夫是死不瞑目的！虽然他已从广播电台中获取日本军国战败、无条件投降的消息，可是日本宪兵在苏门答腊仍然逞凶，他自己的死就是一个铁证！祖国还没有强大起来。当我们今天重温他在一九二一年写就的《沉沦》中的主人公的绝唱时，我们将会产生怎么样的联想与情感？
“祖国呀祖国！我的死是你害我的！
“你快富起来，强起来吧！
“你还有许多儿女在那里受苦呢！”
但是郁达夫是可以瞑目的。在今天，他的祖国确实已经强大起来了！他的祖国再也不允许那些列强在中国大地上横冲直撞，横行霸道！
她已经成为世界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虽然帝国主义仍然企图欺侮她，但中国的土地上已没有帝国主义者的一兵一卒！人民过上了小康的日子，中国在世界上拥有发言权，割让的台湾，终于回到中国人手中，中国人用不着在日本一听到“支那”二字就感冒了，中国在世界上获得良好的名声！中国在经济、军事、文化、政治各方面，从未有过如此的强大和生命力，国人可以慰藉地下的英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