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行筹赈工作，最重要的是宣传，而郁达夫他们进行的便是这一工作。宣传祖国军民的抗战事迹，披露日本军阀的罪恶野心劣迹，宣传中国抗战必胜的信心，这些都是极有利于华侨有人出人，有钱出钱，积极参与祖国的抗战。郁达夫的宣传是令人鼓舞的，无论是战前还是战后，他都深受当地华人的钦佩与追思。一个有组织的筹赈，一个有目的的宣传，使筹赈工作空前活跃。陈嘉庚带头认捐，每月捐旧币两千元。这位华侨巨子，一九四。年他又为扩大集美五所中专学校捐次二百万元，李清泉认购救国公账四十万元，他在弥留之际仍念念不忘祖国，嘱咐家属将其遗产的一部分十万美金，捐献祖国。巴达维亚筹赈主席一次捐资十万元。南洋的华侨积极捐款捐物，从“七七事变”到一九四一年初，华侨捐款总数达国币二十六亿元。华侨还大量认购公债，侨汇激增，大大支援了祖国购买战机与军火。华侨捐赠的物资也是天文数字，仅仅一九三八年秋到一九三九年夏天，捐赠的衣物蚊帐便有一千多万套！
旅星华侨还掀起献车运动，一次献运输车一百辆！就是胡文虎——《星洲日报》的真正拥有人，一次拿出两百万元，作为祖国设立残废军人疗养院和阵亡将士遗孤教养院的基金。
在宣传的感召下，分布在世界五大洲的华侨回国参军的就有四万余人。成千上万的司机、医生、护士、飞行员、工人回国参加抗日服务队，在抗日战争中驰骋疆场，甚至于为国捐躯。马来亚的华侨提倡国货，抵制日货，禁止买卖日货，使日本经济损失惨重！不仅如此，南洋的的华侨还参加了罢职罢工破坏小日本的原料供应。日本是资源小国，其军工生产特别需要马来亚的铁矿，工人的罢工，严重打击了日本的军工企业与钢铁工业的生产……
《星洲日报》新来的主编是俞颂华，这是一个颇有正气的老报人。
郁达夫早就耳熟。十月份，俞颂华开始就职，郁达夫暂时放下沉重的担子，依旧编他的《晨星》与《繁星》。令郁达夫悲痛的是代理他的《晨星：
编辑的冯蕉衣却因饥饿而死。他不仅参加了这薄命文人的葬礼，还专门为他写篇《悼诗人冯蕉衣》的悼文。在《星洲日报》上开辟了《纪念诗人冯蕉衣专辑》，纪念这一死者。冯蕉衣是郁达夫亲自从数以千计的扫稿者中发现的璞玉，并竭力扶持，只可惜寿命不永，郁达夫十分伤心！
郁达夫对王映霞离散与归国，有十分的痛苦，他曾经在六月写下那首《寄王映霞》反映了这一种心情。
他并没有去接祖国的两个儿子，在这新加坡并不方便，他只是函萄福州的两个女友寄养他们，以彻底割断与前妻的关系。妻子走了，郁迹夫只有与小阳春相依为命。既然他自认教养他的儿子他就要认真负壶自己孩子的教养，他不再是那个把一切放给妻子的父亲了。暑假里蓟者星期天，郁达夫在工作之余总是带着儿子去散步，在椰林中走。郁避夫知道，他们夫妻的离异，给孩子的心灵创伤是多么大。他们父子俩在一起，有时会重复着一家三口人的话题，可是话一出口，他们立即想走当时的场景，只有默默不作声，他们都体谅到彼此的心境，又能谈此干么呢？郁达夫最多的时间是关心孩子的学习，对孩子谈谈新闻。他才敢对孩子谈起妻子，那毕竟是一个难堪与敏感的话题，孩子毕竟只有三岁啊。
母亲的回大陆，使郁飞——小阳春非常抑郁，他一个孩子常常想走母亲，虽然以前他们做父母的在孩子面前都尽量压抑，避免让孩子知道。在小孩子的心目中，父母的离异，一个总是依赖着娘亲的人该有爹大的打击。这种思念让孩子无法排泄，便生起病来，不快的心情本是鸯易致病的，郁达夫自然是忙得要死，他为了孩子找到新加坡最好的医师，他问好问歹，满足孩子的一切，在桌子上摆满了椰子、菠萝、香蕉、裙莲……。新加坡是热带，四季如夏，有的是水果！可是小郁飞不要这些，他在江南时曾经吃到母亲买到的水果，那是江南独有的，杨梅、檑子、鲜桃、枇杷……，他向父亲要枇杷。这可难坏了郁达夫，枇杷，这星岛哪能里有枇杷呢？即使有，也不是这个季节呀！万里迢迢的祖国握有的，郁达夫知道这是孩子的思乡思母病，他得设法给孩子以枇杷，必满足那幼小的童心！
小阳春万万料想不到的是他随口所说的话，却深深印在父亲的心中。第二天他的父亲进门时对他开口的第一句话就是：
“阳春，我给你带枇杷来了。”
的确，在郁达夫的手上拿着两个枇杷罐头。把个郁飞感激得不知说什么才好，他无论如何也不该挫伤他父亲的心啊！
一九四。年十一月，正是美国的又一次总统选举之年。中国的抗日战争进入了第四个年头。也正是从这一年开始，美国人逐步改变了对华对日的政策。美国政府一改过去观望、中立、不干涉的立场，出卖军火给日本的立场，转为大力支持中国的抗战，给中国以无偿援助，中美关系出现转机。这固然是由于日本军事进攻的不断扩大，美国在华利益受到严重影响。特别是汪伪政权登场以后，美国外交当局强调重庆国民政府是中国惟一的合法政府。美国对日本施加压力，要日本侵略者从东南亚、中国的东北、华北退出去，这正是日本当局万万不愿的。
美国政府在一九三九年废除了《日美通商条约》，停止供应日本不可缺少的战略物资，给日本以制裁。在一九三九年和一九四。年两年里，美国向中国政府提供了大量货款以稳定中国经济，在郁达夫看来，美国是可以信赖的，至少他们所做的一切对中国的抗日战争事业有益，而中国‘最需要的是美国的政局稳定。当郁达夫在编辑部中收到这一月罗斯福总统破例以第三次连任战时总统的消息，这是举世嘱目的大事啊，郁达夫立即打电话告诉在校读书的郁飞，让他分享这一欢乐。郁达夫认为罗斯福无疑是中国抗战的老朋友。
郁达夫作为一个爱国的作家与报人，时刻关注着国内外政治军事经济的发展，他悲哀地看到法西斯狂人希特勒在欧洲一次次进行闪电战，屠杀了成千上万的无辜人民。无独有偶，东方的那个膏药旗帝国主义。此时已经成为一部杀人机器，成千上万的中国军民惨死在日本侵略者的刀枪与火光之中。郁达夫率先看到中国的抗战已经形成新的局面，中国的抗战早已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一部分，而且在国内一方面日本战时内阁及军队对国民政府压力日益减少，而战争的焦点却放在华北战场。在山西、河南、河北的战场上，郁达夫看到这时的抗战主力竟是在延安政府下面的军队。其实何止是华北战场呢？在白山黑水之间、在长城内外、在太行山上、在冀中大平原、在齐鲁大地、在苏皖浙水乡山间都是如此。郁达夫高兴地发现，在一九三九年日本对华的一次扫荡中，被反扫荡的军民痛歼了几千人，甚至被日本军界誉为名将之花的阿部规秀中将也为共产党人所击毙！四。年的秋冬之间，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在彭德怀将军的率领下动用一百。五个团约四十万人次的兵力对日本侵略者展开了闻名于世的“百团大战”，在三个月的战斗中，共毙伤日伪军二万五千八百人，俘虏日军二百八十人，俘虏伪军一万八千。这是震奋人心的。郁达夫一改以前寄希望于重庆政府，而大力赞赏八路军、新四军。每当华北战场军民取得胜利，在郁达夫的文章中就出现了赞赏之辞。这在国民党当局是不能容忍的。郁达夫的文章中也出现了“百团大战”、“华北抗战”、“东北抗联”的字样，在那时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在一九四。年八月二十八日的《华北捷讯与敌阀之孤注》中，郁达夫就提到这样一段：
“中国英勇抗战，坚持迄今，致使敌国民穷财尽。……兹据港电及路透电传来消息，则我八路军果已克复娘子关，截断平汉、正太、同浦各干路，游击分队且已逼近北平，进据圆明园附近，致使北平各城门紧闭，敌寇不敢出北平门一步了。这华北大捷之快讯，不但本报专电路透电曾加以证实，即以造谣挑拨为专务的当地倭字报，亦记载历历，决非出于我之宣传，彰彰明甚。
……近日由我此次华北大捷看来，则我已完全后发制人，取得了主动的地位……”
在九月十二日，郁达夫撰写的社论《敌人敢发动新攻势吗？》中写到八路军的攻势：
“最近华北方面的我军，已是非常活跃的状态。平汉、津浦、正太、正浦四大铁路已被尽量破坏，交通中断，敌人大感困难。正泰铁路沿线更展开激烈的战斗，敌人死伤数千，损失相当重大。至保定、廊坊、通州，皆已受到我游击队的严重危胁。河北省沦陷最早，敌人尚且要顾此失彼，其他概可想见，敌人如敢发动大规模的新攻势，不过是自速败亡而已。”
在九月十八日郁达夫写的社论《九·一八九周年》中，郁达夫再次写到八路军与新四军对敌人的进攻：
“从敌寇扬言进攻的反面，我们先已发动了华北、华中的济游击健儿，在以事实答复敌人了。从晋中、晋西，我们可以控制华北的平原；从平汉路中段，我们可以直下武汉；扬子江东面的一段，从安徽到江苏，我们的炮队与游击军，始终予敌人无情打击。……江南的新四军，时常逼近南京附近，即上海的近郊方百里之区，我们的游击勇士，在大摇大摆，直进直出……”
郁达夫在向南洋宣传共产党及八路军、新四军的同时，自己也受到鼓舞，他真的看到了抗战胜利的曙光！
郁达夫的宣传与南洋华侨是心相连的，与陈嘉庚视察祖国各战区时称赞延安清廉而愤慨于重庆政府的腐败、贪污成风异曲同工的是郁达夫的文章，郁达夫对国民党某些大员贪污腐败、发国难财大加挞伐！
郁达夫是个有正气、正义感的作家，他时刻思念着祖国，在新加坡每年的“七·七”、‘‘八·一三”、“九·一八”这些国耻日和抗战纪念日，他都要写出若干文章，以提醒读者毋忘国耻，我国必胜、倭人必败。新任的主编是俞颂华，这一个老服人与郁达夫的关系融洽，他们的心是连在一起的，他们都是正直的文人，性格耿直，有崇高的敬业精神。他们与周围的环境有些格格不入，但他们本着向读者负责，向报纸负责，一任他人评说，时刻为自己的祖国抗敌事业去做宣传工作。
郁达夫对重庆的国民政府非常失望，为了抗战大业，他在《星洲日报》上直言不讳，因此招致国民政府的非议。他痛恨政府的腐败，痛恨一些党棍、军阀与共产党人的摩擦，直斥国民党人之非。在《廿九年******的前夕》，那是一篇对重庆政府极为不满的社论。文章直斥当局诸公：
“……自民国成立以还，军阀割据，官僚****，甚至不惜勾结外国，出卖民族利益，唯图稳固一己之权势，自袁世凯以下，诸如此类****，诚可谓车载斗量，计不胜计也。
即在‘七七’衅起，抗战已垂四载之此日，……尚在各人之自私自利，视一己之权益，高于民族之生命的一点。如非礼、勿义，寡廉鲜耻之汪逆精卫，及其一味徒党，固可以不必说，即在我自由中国之诸般政治，实亦贪污重重，……即以香港一隅之寓公而论，诸外国银行之存款最多者，前十名庶为我国之贪污官僚。全世界之各国银行中，凡巨额存款，长年不去提用者，亦大批为中国资本家。盖此辈贪污官僚，只知剥削民脂民膏，不知进用资本，又恐中国银行有危险而不可靠，故甘愿每年每月贴用保险费若干，而将其巨款分存于外国银行……
是以中央数月前之前，尚三令五申，决心严惩贪污，而澄清吏治，有若干科长科员、县长及鱼雷学校负责人之类，且已明正典刑，昭示中外以执法之不贷矣，无奈积重难返，恶货驱逐良货，窃钩者虽诛，窃国者尚有盘据于要津者……。使我国之国脉垂危，招致强邻压境之第一原因，原在我国历来官吏之贪污。而其次，则政治当局度量狭窄，排挤国家有用之人才，亦为我国道中落之另一主因。
********，…一党之中，良莠不齐。阳为三民主义的信徒，实则营私舞弊，陷害忠良之党棍，亦滔滔皆是。黄钟毁弃，瓦釜雷鸣。
中枢各省，以一身兼数职，明中暗中，在领干薪，打回扣之高官，不知共有几许。更有假小组织之名，挟天子以令诸候，在抗战后方，横行不法，动辄以异党之罪名，加诸真正抗战救国之志士者，诸如此类现象，皆系破坏我团结，削弱我抗战实力之动因……”
、郁达夫在文章的后面赞颂前方军队忠勇绝伦，视死如归，又赞扬海外华侨出钱出力，靡不争先恐后，并且要华侨监督捐款之用途，担起抗战救国之重任，更为了祖国加强对外宣传，以我赤诚，感彼外族，争取国际援助，以打击侵略者。
这就是郁达夫！一腔热血为了祖国。鼓动华侨，同时痛快淋漓，痛斥当局要人、官僚的贪污与摩擦。这无异于是对于专事摩擦、不忘反共的蒋氏政权以一记重重的耳光！
郁达夫对于蒋氏政权的所作所为深恶痛绝，在十月七日的社论《滇缅路的重开与我抗战的步骤》中，他写道：
“……当滇缅路尚未被敌寇截断之先，负责管理此路者，少运重要之军需用品，多运足获巨利之私货一事，几成公开之秘密。致使寇兵开入安南之日尚有大批运货之汽车及大宗军需弹药，积留在安南境内，此次中央不得不颁发明令，对于滇缅路，以后绝对禁止运载私货，此情此景，言之伤心，贪官污吏，其肉不足食，其罪比汉奸更加一筹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