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悲鸿的油画、国画画展就在新加坡的中华总商会举行展览。郁达夫在徐悲鸿的陪同下，他在画展之前留连忘返。他是第一次见到这位大师这么多的艺术精品。在这些精品中，郁达夫不仅见到他传神的奔马与醒狮，他更看到画家的巨著《田横五百士》、《牧牛图》、《愚公移山》、《篌我后》、《巴人汲水》那些气魄雄伟、气势磅礴的艺术大手笔。那些画分明表达了画家抗战到底的决心。田横五百士——决不与残暴的敌人合作！郁达夫为此于三月二日在《晨星》上发表了一篇散文《与悲鸿的再遇》，极力向南侨介绍徐悲鸿，介绍他们的交往……。郁达夫还屡次邀请大师一起喝酒，彼此推心置腹，共叹河山沦落，山河破碎……
郁达夫此时发表的另外一篇重要文章是《回忆鲁迅》，那是他在湘西时动手写的，正发表在孤岛上海的《宇宙风乙刊》上，后来又经作者改编，登在《星洲日报》半月刊上。
在这漂流时代，郁达夫没有忘记鲁迅——他那终生不渝的老朋友，那一个活生生的大写的人。他不仅回忆老友，也时刻记挂着先生的遗孀与儿子。在他的心目中，那位已故两年多的文坛老友犹如就在眼前，依旧是那样慈祥与大笑不止，依旧是那样辛辣与幽默，依旧是那样认真与辛勤，依旧是那样铁骨铮铮和喜爱打抱不平。郁达夫的面前时时涌现出那位血肉丰满活生生的师友。是的，当鲁迅先生刚刚故去的那一段时间，他因为巨大的伤痛与繁忙的工作，在一片回忆的浪潮中，几乎没在报刊上发表过完整的回忆文章，没有好好回忆过这位当年与他并肩战斗，且为他一直深深崇拜的朋友、长者与导师，郁达夫不愿在他人的闹嚷嚷中去自吹，他不像一些浅薄的人，郁达夫一直把亡友的形象藏在心里。两年过去了，的确，这类回忆先生的文章已经见少，而少数右翼文人如苏雪林之流却在恶毒攻击先生伟大的人格。郁达夫在避难汉寿之间开始陆续写他对先生的回忆，回忆他的音容笑貌，从他们的第一次认识，他们的愉快交往，以及先生的喜怒哀乐，还有先生对他的关心与忠告，那些郁达夫终生都不会忘情于怀的断片，这一切在郁达夫的笔下跃然纸上。郁达夫让更多的人了解到一代伟人——他的朋友鲁迅的铮铮铁骨。
郁达夫写作回忆，看似拉杂而来，可他在纸墨上是倾注了怎样的一颗心？郁达夫知道，当年恶毒攻击他的那个绿绮女士——苏雪林，那个专门依靠攻击左联文人向当局买乖卖俏的无聊女文人，在此时正在国民党的刊物上肆意诋毁她当年满口颂扬的鲁迅。一个直面人生、百折不挠的伟大鲁迅在苏雪林的笔下成了文痞、学棍！如果先生地下有知，也会惊讶于那些无聊文人的出尔反尔了！
与鲁迅最为莫逆的是郁达夫，依然是当年那个崇拜先生的郁达夫，知情知心的郁达夫……，是他写出了有关先生最有分量的一篇回忆——.
非常不幸，那也是民国时期最不幸的事件之一，郁达夫《毁家诗纪》竞于一九三九年三月五日在香港《大风》旬刊创刊一周年特大号上发表！再次引发了郁达夫与王映霞之间的不和！
作为郁达夫的朋友，《大风》旬刊编辑陆丹林先生无疑是应该受到谴责的，他是深知郁达夫是为什么南下的，作为朋友理应对朋友负责，如果鲁迅先生接到这样的稿子，一定会对达夫倾心相劝——可他的老朋友已经故去！无论是谁都明白，都可以预料到，那一束《诗纪》将是他们毁家的致命火药！
《大风》旬刊忠实于郁达夫的要求，一字不易，披露了郁王婚变的前奏曲，披露了王映霞的“桃色新闻”。也按郁达夫的要求，分头寄给了那个委员长、叶楚怆、邵力子、于右任、钱大钧等人各一份，又给他寄来了十来份……
一时洛阳纸贵，《大风》旬刊一版再版，这在战时的香港，这种情况是非同寻常的，也是史无前例的。毕竟是因为人们“追星”的结果？还是人们“猎奇”的本能？郁达夫太有名了，他是作家，是一个直言不讳的作家。郁达夫认为创作是一个作家的自叙传，他的创作不仅披露自己，披露前妻孙荃，如在《沉沦》小说集、《茑萝集》中；他更大胆地披露了他与王映霞的恋爱，写出了洛阳纸贵的《日记九种》，写出自己嫖妓的《茫茫夜》等旷世所无的著作，郁达夫的真率时时震惊出版界。这一次郁达夫义无反顾地又发表了他的妻子“桃色新闻”，人们争相了解郁达夫的婚变——
诗人希望他的《毁家诗纪》产生惊世骇俗的影响。事实上，其影响远远不止于此，正面的与负面的，相继而来。
郁达夫不是在《诗纪》中痛骂王映霞吗？不是痛骂那个背信弃义、宛如禽兽的许绍棣吗？可谁又知道郁达夫在痛恨他妻子的背后依然蕴藏着一颗怜爱妻子王映霞的心呢？这一点，到了老年的王映霞自己也承认。可是覆水难收，这是古代人的看法。但郁达夫依然从心底中爱着自己的妻子这一点，不是跃然纸上吗？
《毁家诗纪》绝对不是诗人心血来潮心理变态即兴之作，而是一部深思熟虑，思想积淀的严肃作品。仔细阅读，你会发现这一束诗词，表面非常平淡，娓娓而来，但在它的深层却体现了作家对这乱世的强烈控诉！从诗纪中，人们完全可以看到，他们结婚十余年过着那么甜蜜的幸福生活，他们从没有过两个月以上的别离。自以为可以终老的夫妻，如今是大难飞来倍觉可怜了！从那些注脚中，郁达夫淡淡地诉述了妻子的变心实在是嫌自己的“不事生产的缘故”。而妻子是“一向最佩服居官的人”，她“倾倒于某君，也因为他是浙江省最高教育行政长官之故……”。
《诗纪》忠实地披露了他妻子“红杏出墙”的桃色新闻……
王映霞有没有过红杏出墙的事实呢？两者必居其一。在她差不多半个世纪后写成的自传《半生杂忆》与《王映霞自传》中，是完全持否定态度的。若干研究者也将郁达夫的毁家诗纪发表看做是作家强烈的发表欲，而认为桃色新闻纯属子虚乌有，是诗人的心理变态等等。诗人有没有心理变态呢？没有！郁达夫在这一段时间内的心理十分正常，他****，写作、写诗，与人交往，没有一丝心理变态。郁达夫掌握着妻子背叛他的证据——书信，王映霞的一系列做法也令人不解。孙伯刚在后来一九八六年发表在《西湖》上的文章中，也认为王映霞否认“红杏出墙”是站不住脚的。人死不能复生，不应该在诗人不幸身故后，对他恶意攻击。其实，王氏红杏出墙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其实，王映霞在当年的书信中委婉地承认了这一点。在现存的王映霞自己承认的十封信中，有几封是间接地承认的。她是为了报复郁达夫当年回富阳与前妻同居一个星期的事实，并且他们夫妻两地分居，她没有精神寄托。许绍棣当然不是一个好东西，何况他新丧夫人，品格低下，难免乘人之危……。当然就凭红杏出墙之一点，也不能断定王映霞就是一个不好的人。王映霞为人以前不失为是一个好妻子、一个好女儿、一个好母亲。
她仅仅是一个普通人，在那么一个乱世中，为了郁达夫的这个家庭，她做出了不少牺牲。郁达夫在这乱世之中既不应该对妻子放任自流，也不应该求全责备，更不应该以封建的一套来武装自己，正像王映霞当年给他的信一样，只要好好爱护自己的妻子，取得一颗女人的心并不难。
难的竟是郁达夫没有做到这一点。尽管他的心中还热烈地爱着自己的妻子，但在诗中却祭起封建主义的破旗，特别是《贺新郎》词中，一曲哀歌已成，正是“忍抛自首盟山约”！
郁达夫太直白，可是他却缺乏应有的自省。妻子为什么会“红杏出墙”，那是有深刻的多重原因的。一个依然年当妙龄的不甘寂寞而美艳的女子，他居然将她放心地留在杭州；郁达夫太过信任朋友，三四年、三五年为了避嫌****了那么多为人不齿的所谓朋友，给了他人可乘之机；
郁达夫太重视他的事业，包括写作、宣传，不克分身；也许他到死也不明白，他自己一身病恹，如何消受这样一个落寞？与那个官场上春风得意、居官高位、营养良好的政客相比，他难免有这耻辱之机缘。
还有，那个官僚心机过深，又是处于乱世之中，女人，做一个清纯的女人该有多难……
生在乱世的女人是可怜的。我们不说她无辜，但乱世艰难啊！
******氏是接到郁达夫的这一封信的，郁达夫的那一封信其实也间接地责备了他，痛骂了他们的那一群官僚。据曹靖华的回忆录，蒋氏曾经通过侍从室传话出来，不许许氏这样做……，许氏为此也有所收敛。
郁达夫的长兄郁曼陀是在上海的家中收到他寄自新加坡的《大风》旬刊的，这位当初深深责怪他与王映霞婚恋的兄长，见到达夫的《诗纪》叹息不已，在末页的天格上凝重地写下他的一首诗：
明知覆水难收日，
犹是余情未了时。
一语着君君莫恼，
他年重忆毁家诗。
郁曼陀已料定这家已经毁定了，而且不可能再大团圆了。郁达夫的《毁家诗纪》是他的呕心沥血之作啊，他那种焦灼的愤恨，矛头是直指日本强盗给他们带来的灾难；矛头直指那个浙江党棍，那个曾经呈请国民党中央通缉自己与鲁迅一千人的官僚，而正是这个伪君子、丑类，在战乱中闯入了他的私生活，成为第三者，其人正是腐败的国民党的化身。郁达夫的诗纪之所以在这个时候发表，并送寄党国要人，正是郁达夫给予猛烈抨击！
郁达夫将自己的不幸告诉了正在新加坡的徐悲鸿，可徐悲鸿又何尝不痛恨这些伪君子呢？张道藩闯入了他的家庭，而他的孙多慈却正是被这许绍棣猎获。不久前，徐悲鸿接到孙多慈寄自浙江的一封信，她非常后悔自己嫁给那个伪君子，非常后悔为人之妻。可是后悔又有什么用呢？对于那个党阀，郁达夫、徐悲鸿有同仇敌忾之心，又恨又恼！
郁达夫的《毁家诗纪》的确也为许多人所不理解、误会，甚至恶意的嘲笑。亦如郁达夫以前带有自传性的小说、日记、散文、自传一样，有人把郁达夫看成是颓废的表现，是秋虫的哀鸣，是挖自己的癞疮疤，有谁去体会诗人的深层心理结构呢？郁达夫还因为那些作品，包括这一束诗词被人误解了整整四十年。就是郁达夫最好的朋友郭沫若、成仿吾他们也是对郁达夫的所作所为有诸多的不理解……
王映霞一切都被蒙在鼓里，她依然故我，操持家务。其时郁达夫一家已经迁居到《星洲日报》新营建的中答鲁22号住宅三楼。而在中吝鲁一带，刚刚进行大规模的市政建设，她不得不每天出去买菜做饭。王映霞虽然心情不好，她已经决心再次为丈夫做出牺牲。为了孩子，她希望与丈夫和解，她决心有时间多做一点文章，有时她觉得自己有某种冲动，希望能抽出时间写作。
可如今这一切都行将破灭了。
有一天，正是这一年三月中旬，王映霞从街上回到这家中，她无意中在桌子上看到了一份《大风》旬刊。王映霞后来才知道，那正是丈夫有意透露给她的，她读着丈夫所写的诗纪和那些不堪入眼的批注，脑袋仿佛被猛砸了一下，耳朵好像轰轰鸣叫起来，那是夜半惊雷，晴天霹雳！
她不相信这是真的。又是丈夫这样做么？她觉得在这时这地方，真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她想到自己曾在信中抱怨丈夫：“别人都会做文章称赞自己的妻子、爱人……而自己则无缘无故地被骂得狗血喷人…”她痛恨丈夫，他让她如何在这世上立足？如何在这世上做人？
她感到痛苦，感到绝望。以前她蒙受了痛苦，还可以阅读婚前丈夫给她的书信，这些书信也在那一场大火中失去了。现在她只觉得怒气填膺，她立即动手给《大风》的陆丹林写了一封《答辩书简》。
三月十七日，王映霞立即给陆丹林写了一封短简，那短简感情冲动，确实已把这个共同生活了十二年的丈夫当做刻骨铭心的仇人，她拿．起武器开始反击。但她的反击是痛心疾首到何等的地步！她彻底感到了毁灭。她知道，一切的一切都无法挽回了。她痛骂郁达夫是“一个包了人皮的走兽”，是一个“无赖文人”，她要求在《大风》旬刊上刊载自己的答辩，她写道：“今有商于先生者，即贵刊有没有胆量登载的问题。篇幅过长，亦能分期刊出否？还有更重要的是《大风》怕不怕因为刊载了我的文学之故，而被‘无赖文人’将此刊物从此视为眼中钉，不再为贵刊写尖厉刻薄的大文了？或更将瞎指先生亦与我也有什么关系？”王映霞的遭受打击是显而易见的，她在这一天竟无法写成一幅长信，她自称头脑昏乱。十二年的夫妻生活，酸甜苦辣，无穷无尽，王映霞满心恼怒与忧苦，她非常后悔，她感到太吃亏了，郁达夫对待她不仅有失公允，而且太过冷酷，太令人心酸。她要求在《大风》上发表“一切事实的真相”。
她不仅仅是失望，更是忍无可忍，设身处地，如果不反击，何以立足于世？十二年来，他做丈夫的有没有责任？人家都能够把妻子留在身边，在生活上关照亲人，可他郁达夫做了什么？只有一场场的发难。自从去年以来，争吵不断，先是屋内争吵，继之捅到《大公报》上，在汉寿、福州，他郁达夫依然故我损害她做妻子的名声，万里迢迢来到这新加坡，还不是依然故我！她一个人元依无靠，可自己也不是一个只有旧思想的淑女，自己只是一个受欺凌的人吗？
郁达夫依然故我，到《日报星洲》去编他的副刊，写他的稿子，与没事人一样。而王映霞则横眉冷对，脸若冰霜，凛然不可侵犯，夫妻开始了新一轮冷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