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良心的文学家艺术家是识风浪的海鸥。平津沦陷，大批的文化人毅然南下，故宫国宝也大都辗转搬迁。八月中郭沫若等在上海创刊了《救亡日报》，郭沫若任社长，茅盾、郑振铎、胡愈之等组成编委会。在象牙塔中生活的文学家、艺术家走出了象牙之塔。再也没有什么纯文艺，作家、画家、诗人、雕塑家都投入文化宣传，更有的作家投笔从戎，成为军人、护士、义务的宣传者。救亡小报如雨后春笋。同月，阿英、崔嵬、丁玲、宋之的、夏衍等集体创作的《保卫卢沟桥》在沪公演，教师学生向市民募捐，支援前方将士。知识分子成了抗战的一支重要力量。
郁达夫呢？他当然是不甘落后的，他是真正的爱国作家。在战前，他就知道中日战争不可避免，他用他的口与笔警告日本当局，奉劝南京当局。现在战争陷入了炽热化，他依旧举起了他的如椽大笔……
战争时期的公报室是繁忙的，何况他是陈仪将军的密友呢！郁达夫从杭州辗转到福州后，立即坚守自己的岗位，密切注视着战争的变化。九月，他发表了时评《全面抗战的线后》，以记者身份记述了八月中旬从沪返闽的目击琐事，“以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之惨无人道，并欲昭示子孙，永勿忘日本军阀，实为中华民族之世仇”。他记述了自己在迎接返国之郭沫若在沪居停十日之后，在上海日军惨无人道之猖獗事实，坐船返闽过程中敌机的疯狂轰炸，以及为逃避战争的流民移徙的铁证，控诉了日本军阀的战争罪。同时他也对抗日战场我军民的抗日行动褒扬有加：“我们虽是弱国，但我们决不是甘为奴隶的劣等民族，‘九.
一八’以来不抵抗之耻，经此一战而雪尽；虽则苦战只一二月，以后长期抵抗，将不达到胜战的目的不止，多则三年、少则两载，忍苦杀敌之来日方长。可是只此一二月之成绩论，中华民族复兴之兆，早已显示在我们的面前。民族战争史上的光荣，我们早已占着一席之地了。”他的文章就在九月份分三次刊登在《闽政与公余》旬刊上。九月十八日，他作了短论《九·一八六周年的现在》，其文如下：
九·一八不战而退，养成敌人之骄，促成我军之愤，这次被逼而战，证实敌人之怯，我军之勇。以义军当骄师，胜负之数，不待龟著。
塞墨壁垒之碑文，已永铭在宝山城头，卡儿寨旗之决心，亦早下在我民族胸中。孔日成仁，孟日取义。我死犹如泰山，敌死则并鸿毛不如。精诚团结，持久抗战，区区倭寇，何难一鼓荡平？唯战线后之生产问题，战胜后之建设问题，都为我民族最大课题。文化界同人，于慰劳军人，宣传正义，抚视伤兵，倡制凯歌之余，唯此应加十二分的注意。
这篇短论极精，先后发表在福建救亡报纸《小民报·文化界抗敌后援会九·一八特刊》和上海《救亡日报》上。十月十日，他在《小民报》上发表了《******感言》，劝勉文人自警自勉，劝谕文人去组织、启发、宣传群众，先自下决心。“我们该做‘每依南斗望京华’的杜甫，而不该做‘万户伤心生野烟’的王维。”他推崇：“文文山的《正气歌》，岳武穆的《满江红》，因为是他们血染成的文章，所以才有价值。”十月份，他的公余他还在《闽政与公余》、《小民报》上发表了《战时教育》的洋洋大文和《文化界的散兵线》等等精炼的宣传文字。
郁达夫已经不只是空言的文学家，他已经是个真正的战士。除了公务，写文章，他还开始组织福州的文化界抗日宣传工作。
经过郁达夫的努力与介绍，这多山、天高皇帝远、有些荒凉的八闽之地——福建省，陆续到来一批进步的知识分子。当然这与陈公洽主席求贤若渴、政治开放和他对郁达夫的信任有关。董秋芳，经郁达夫力荐，就在郁达夫的公报室担任管理图书的工作；许钦文，经郁达夫通过陈仪力荐，刚刚从杭州赶来福建师范担任教职；杨骚，得郁达夫的推荐，担任福建省政府咨议。他还写信到宁波，请赋闲在家的楼适夷前来福建任职，担任了福建《小民报》一个副刊编辑。郁达夫去上海迎接郭沫若的七月下旬，福州成立了一个“文艺界抗敌后援会”。在十月十七日，福州科学馆大礼堂举行了一个“文化界救亡协会暨鲁迅先生逝世一周年纪念会”，郁达夫理所当然地参加了，并被公推为主持人，且在会上作了《鲁迅逝世一周年》的发言。他认为：“纪念鲁迅的最好办法，莫过于赓续先生的遗志，拼命地与帝国主义侵略者及其黑暗势力奋斗，现在先生遗志的一部分，已经实现了，就是对侵略者，我们已予以打击！可是黑暗势力所产生的汉奸们还在我们的后方，是跳梁小丑。”“我们希望在最近的将来，能把暴日军阀以及汉奸们的头颅，全部割来，摆在先生的坟前，作一次轰轰烈烈的血祭。”这一篇文章第二天就刊登在《小民报》的副刊《怒吼》上。郁达夫是真正了解亡友鲁迅，并以真挚的心去纪念鲁迅的，如果先生地下有知，定然会点头称许的。二十日，“文化界救亡协会”进行了选举，郁达夫被推选为十七人的常务理事，其他人则有他的友人许钦文、董秋芳、杨骚、魏然、陈启肃等。二十一日在常务理事会议上，以最高票一致公推为福建文救会的理事长，同时董秋芳被选秘书，许钦文任宣传部长，杨骚为编辑委员会主任。
于是文救会出面办了《抗日导报》，办《小民报》副刊宣传抗日救亡，开展了活动。时间太短，没有来得及多方联络，文救会的活动还是得罪了国民党福建省党部和福建省保安处，上了黑名单。福建省保安处谍报股股长张超更是攻击“该会有共产党分子，恐被利用”，逼郁达夫辞职，后来陈公洽也对郁达夫谈过话。结果“文救会”不得始终，具体的负责人纷纷辞职。郁达夫非常气愤，后来不得已辞了职。那张超本是军统特务头子戴笠的心腹，居然破坏抗战到如此地步。后来，被陈仪将军用了破坏抗战的罪名予以枪决，以致陈仪将军因此与军统结下了梁子，最终招致杀身之祸，那都是题外的话了。
郁达夫是主战派，他是在福建敢于公然提倡对日战争的卓然大家。
他是个大忙人。公报室主任官职不大，但他是闽省主席陈公洽的上宾，应酬广泛。他与沪上的《救亡日报》有经常的联系，他时刻注意到战争的动向，战事的发展，时刻牵动着他的心。……
郁达夫做梦也想不到，那一次看相不幸被言中，他在忙碌于扰敌宣传的时候，后院即将起火，苦难已经来临。
他的情感是认真的。他有过荒唐的青年时代，无疑是在那个情感开放的罪恶渊源的国度里生活了整整八年，浪漫孤寂，使他与当时众多的流亡日本的政客与富豪子弟差不多，近墨者黑，有过极少的****的习气。但自从他与他一见倾心的王映霞，结为伉俪，他成了真正的清教徒。他是一个严以律己的人，对于拥有西子湖畔这个比他年轻十多年的美人，他已经感到满足。而且他感谢妻子几次从百病缠身中拯救了自己，他对她有一种衷心的爱恋。如果生活在和平年代，这一对模范夫妻，一定可以白头偕老，永远充满着诗情画意……
但是，他却不幸生活在这个充满战火的非常时期。他在许多事情上都大大失算。他太信任了他的妻子，也太信赖了他的朋友。更由于这兵荒马乱的年头，他们不合分居两地，男怨女旷！
他的巧合太多了！无法解释的事一桩桩：
——他不该把新居称为“风雨茅庐”，风雨飘摇，茅庐能久安么？
——他不该到朱似愚那里去看相，兆头太凶！
——他不该到福州的天王殿里去求签，兆头太恶：
寒风阵阵雨萧萧，
千里行入去路遥。
不是有家归未得，
鸣鸠已占凤凰巢。
——他不该生活在这个内忧外患的时代！
“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