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滩是藏龙卧虎之地，鱼龙混杂。“清党”事件发生之后，也就是国共分裂已经一年之后，白色恐怖有增无减。虽然谁都知道郁达夫不是共产党员，可他的文章的确得罪过最高当局，为当局所侧目，被视为是有****思想的人。郁达夫搬到这里，过着半隐居、半写作的生活。他们刚刚搬来，并没有将这地方向朋友公开，个别朋友除外，亲友的信件，一律通过书局转交。他们生活在这种政治中，因为政治而隐居集市里。
他在自己的新居中，写了一副集赵瓯北的诗句的对联，上联是：“避席畏闻文字狱”，下联是“著书均为稻粱谋”。他采用“避席”之法。不是常常有人称他是“叛逆”么？这叛逆是危险的，不好做。不是有人说他是“落伍”了么？这“落伍”也是一个危险的信号，还有人说他是“悖德”，在这个社会里，他被看做是一个危险分子。他也希望过一种隐居的生活。
他们在结婚蜜月时来过这里，只见这里是“浅水平桥、垂杨古树和几群飞不尽的乌鸦”。这里既不是城市，也不是乡村，而是两者的结合部，交界线上。他的小屋周遭是这样的：
“虽然说不上什么转地疗养，但新搬的这一间小屋，真也有一点田园的野趣……
小屋的前前后后，除一条斜穿东西的大道之外，全是斑驳的空地。
一垄一垄的褐色土垄上，种着些秋茄、豇豆之类，现在是一棵棵的棉花也在半吐白蕊的时节了。最好看的要推向上包紧，颜色白里带青，外面有一层毛茸似的白雾，菜茎柄上也时时呈现出紫色的一种外国人叫Lettuce的大卷心菜叶。大约是地近上海的缘故罢，纯粹的中国田园，也被外国人的嗜好所侵入了。……我们的屋后矗立着那块本来由外国人所经营的庞大的墓地……此地离上海，火车不过三四十分钟，来往是极便利的……”
后来，郁达夫作过上面的叙述，当然那文章还是有点“避嫌”的滋味，没有直接写出居址就是“嘉禾里”，而且离市中心仿佛并没有他笔下那么遥远。
因为交通不是那么方便，而且与几个老朋友拉开了距离，他们一家现在很少有来客登门拜访，而拜客往往是他们一起出去。更多的时间是他们夫妻在一起，而写作之余则与祖父一起诗酒话当年，倒也其乐融融。
现在郁达夫很是受了一点王二南先生的影响，达观、不问世事。尽管看了那些报纸刊物，他会从心里痛骂那些政客一通。比如，日本人在山东省杀人，他在心里在痛骂他们一顿，大骂******的卖国无耻。有时他也对创造社几个老兄耿耿于怀，但是他忍耐了。他的身体不很好，爱妻早已亲自下厨，炖老鸭、烧甲鱼、煎鸡汁，给他补养身体。王映霞很是懂得这一点，丈夫的工作需要坚实的基础，而他的智力是上乘的，身体却不敢恭维。怀孕的妻子对多病缠身的丈夫爱护备至。
稿费、版税，非常有限。郁达夫尽管开动了全部脑筋，尽全力在创作，可总觉得入不敷出。他现在全面计较，如何多拿一笔稿费，创作太有限，翻译是一门新兴的行业，需要全面坚实的国语与外语基础。郁达夫正是精于这二者的佼佼者之一，鲁迅先生非常赞赏达夫的才能，劝他多译文字，是他鼓励郁达夫把《拜金艺术》全部译出，现在又鼓励郁达夫翻译屠格涅夫的《哈姆莱特与堂·吉诃德》。郁达夫的书架上也增加了一摞子外文书：英国的、美国的、德国的、奥地利的、波兰的、捷克的、法国的、意大利的、日本的、苏俄的，有小说，有论文。他试图发掘矿藏，加上编著全集的稿费，按月抽相当的版税，可以充实经济开支的不足。
这嘉禾里与民厚南里、哈同路、南京路截然不同，没有电灯，夜晚异常的平静。相邻的农夫、工友早就睡了。郁达夫在这里心安理得地翻译著作，秉烛而读书、著书。王映霞那时往往跟母亲祖父在一起谈论着什么，有时却在琐碎地计算着什么。郁达夫觉得现在自己有了这么一个贤内助，异常高兴，一切都交由妻子调度。她区处有方，家庭经济逐渐稳定。
鲁迅与郁达夫经过长期的筹措，共同拟定新编一个刊物，这就是《奔流》。名义上由鲁迅、郁达夫负责编辑，由李小峰的北新书局负责出版。来稿非常有限，主收翻译，兼收创作。自一九二八年的六月二十日开始正式问世。
鲁迅先生那时正着手编辑《语丝》，又北上了北平一次。编辑《语丝》时又因为编进白薇的一篇影射******总司令的戏剧，受到当局的警告，为当局所侧目。郁达夫那时正忙于他的翻译编稿。先生非常体谅既无职业又无恒产的郁达夫，他毅然接过这编辑《奔流》的全责。但他们在编辑问题上是相通的，郁达夫尽管自己居住偏远，但定期坐车到北四川路的景云里来，探讨翻译、创作和刊物进度的意向。这刊物的同人也特别的少，除鲁迅与郁达夫之外，左右不过是许广平、柔石、杨骚、白薇、林语堂等几个人的文稿。鲁迅先生在用稿时总是探讨郁达夫的意见，才四、五月，《奔流》还未正式面世，他们已经拟定了一、二、三期的主要稿件。郁达夫的稿件是重量级的，第一期用了他的《哈姆莱特与唐·吉诃德》，正是那一篇俄罗斯作家屠格涅夫的演讲，乃是长达一万八千言的长篇译文，并且写了一篇译后记。第二期，他又译了德国作家林道的小说《幸福的摆》，那是两万三千字的大著。第三期，鲁迅先生又用上郁达夫的新译《易卜生论》，那是英国的心理学家、文艺评论家艾利斯的洋洋洒洒论文，两万多字。郁达夫的多才多艺与勤奋笔耕，使鲁迅先生大加赞赏，他对郁达夫的翻译褒奖有加，溢于言表。
《奔流》的问世与编辑，无疑是鲁迅先生起了核心的作用，付出了最巨大和艰辛的劳动。而郁达夫在静安寺公园旁边的那幢小楼里，秉笔译书，为《奔流》提供了最有分量的文稿与粮草。《奔流》的正式问世，是两个伟大的文学家的共同奋斗、协力合作的典范，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佳话。郁达夫那一段时间的小说、论文翻译，不仅感动了鲁迅先生，也深深地感动了那个林语堂博士，使他终生难忘，永远铭记。
郁达夫现在尝到了夫妻恩爱的甜头，过着平静、甜蜜的居家生活。
那种半流浪狂荡的生活结束了，他的工作是著译、著译、依然著译，他不愿将自己的时间浪费在无谓的争吵中。他的译著严肃认真，质量上乘，多产。这的确使那位他所尊敬的老祖父青眼有加，他很以这个乘龙快婿自豪。他是个快乐又严肃的老人，他爱孙女，更喜欢与这个孙女婿聊天，他告诫孙女，要安顿好丈夫的饮食起居，让他从事于他手头伟大的事业。
王映霞现在虽然有孕在身，可的确挑起了家事重担，并且乐此不疲。为了丈夫的工作，她一手操持家务。她从一个娇小姐转变为真正的太太。她早上外出购买副食、菜蔬，白天照顾先生的一日三餐。为了达夫的身体，她与他约法三章，这是他必须遵照执行的。她懂得补养与养生对于丈夫身体的重要。她已经掌管了家中的财政大权，那正是郁达夫乐得轻松的一个方面。王映霞禁止他到外面嫖宿，不允许他抽烟，也试图戒掉他的喝酒，特别是烈性酒。郁达夫对戒掉第一条轻松地答应了，烟也可以不抽。可这戒酒么？不太愿意。李白不是斗酒诗百篇么？刘伶不是一醉方休么？陶潜不是对酒也是情有独钟么？喝足了酒，“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他不愿戒酒。王二南祖父也很能喝，他也反对孙女这戒条，常常半夜里请郁达夫喝酒，“三杯通大道，一斗合自然”，把个王映霞闹得哭笑不得。好在稿费渐多，版税渐丰，生活慢慢地走上正轨，也就对酒一项听之任之了。郁达夫得寸进尺，在王映霞面前大谈喝酒的好处，把王映霞哄骗下水，使之成为他的酒中知己，那是后来的事。郁达夫现在是醇酒美人、文章得意，心情分外安乐，只是一想起时势来，心情就非常不快。独裁政权的高压恐怖政策，他一任避之，对东邻帝国主义咄咄逼人的强盗嘴脸更是意态难平。
七月的上海，热浪逼人，对于创作中的郁达夫来说，那是相当艰苦的一件事。郁达夫夜晚秉烛译著，大白天便到处奔跑，或到法租界或公共租界去访问朋友，或干脆跑到日本人开的医院去了一趟。近来由于太过用功，耳鸣得厉害。比如有一天他到日本人石井开的医院去看病。
石井医生是郁达夫相当熟悉的日本人，以前在东京时就相当熟悉。继而跑到内山书店与一个专门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聊了两个钟头，立马又访问鲁迅先生，他们一起决定《奔流》第四期的创作意向。午后，又遇见这儿来访问他的朋友，并访问了不少朋友，在邵洵美处吃点心。返回家中，原来现代书店派了代表，坐等要郁达夫签订一个新出刊物的合约，一忙就是一整天。
现代书局，郁达夫倒是颇熟悉。它是一九二七年由洪雪帆、张静庐先生合办的书店。郁达夫的第五卷全集《敝帚集》，便是应他们的要求，在四月里由该书局LIt版。郁达夫现在的著作颇丰，他的结集先后由创造出版社出版部、商务印书馆、北新书局、开明书店、春野书店出版，而且销路颇好。现代书局，以优惠的条件为达夫出了第五卷。老板看上了达夫，主要是看到郁达夫著译并举，小说、散文、评论，全部情文并茂，并且，郁达夫是编辑过《创造季刊》、《创造月刊》、《创造周报》、《洪水》，名震遐迩。最近，他又与鲁迅合编《奔流》，书局方面希望与郁达夫签个合同。郁达夫事在两难，现在他的工作已经太重，索稿的太多。《北新》、《语丝》、《奔流》、《山雨》……但达也是一个机会，他沉默得太久了。
他想借此机会，表白自己对人生的态度，对创造社的攻击有一个反击。
他们经过协议，把新刊杂志定为《大众文艺》，定下方向。他想以自己的能力，决心振兴文艺创作。在他看来，当今中国的文坛上文艺创作颇有下滑趋势。创造社，现在的文艺刊物只剩下一个《创造月刊》，而且从月刊蜕变成双月刊了，其中的文章又的确缺乏优秀佳作，尽管他们已经出资悬赏佳作的问世。《语丝》现在也走了下坡的路，里面更多的是小品文、评论。郁达夫决定，以小说创作为主，兼收并蓄。诗歌、小说、散文、戏剧、杂文、游记，搞一个全新的《大众文艺》。他非常兴奋，一力筹措。
他没有全部的精力去编辑这一个杂志，他在过去的同事中挑选了一个踏实肯干的助手，他就是以前创造社所熟悉的夏莱蒂。
沉默！郁达夫对创造社的数次攻击都采取了沉默的态度，有时沉默本身就是一件武器，是自卫的大武器。
冯乃超的《艺术与社会生活》，郭沫若化名麦克昂的《桌子的跳舞》，使郁达夫浑身不快，尤其是郭沫若的那篇文章，使他与老朋友完全拉开了距离。他一段时间忙于译著，忙于搬家，忙于蜜月，忙于……他采取了自我保护的沉默。这沉默的原因，还有其他的原因，突然脱离了创造社，没有很好的阵地与刊物。他知道现在创造社要人有人，还可以拉出一大批不够格的小刊物来。现在形势稍稍改观，有了《北新》半月刊，《语丝》周刊，《奔流》杂志，再加上拟编的《大众文艺》，郁达夫不想再沉默了，他要讲话，要让大家知道个中原因，要讨回个公道。
八月一日，他写了一篇长篇的杂文《我对社会的态度》，并且为此前往鲁迅处探询先生的意见。八月中，他写了另一篇散文《灯蛾埋葬之夜》，写了篇论文《大众文艺释名》，杂文《革命广告》，分别刊载在《北新》、《奔流》、《大众文艺》、《语丝》上，对创造社的人身攻击狠狠地还了连珠箭。在《我对社会的态度》中，针对冯乃超的批评，那似褒似贬的文章，自退出创造社以来，第一次真正谈起他退出创造社的原因。他先详细地叙述了创造社的缘起，出版社诞生，第一次为了抢救创造社，牺牲了自己的职业，自己与创造社几个同人矛盾的发生，以及自己对创造社决裂退出的原因。这是郁达夫自退出创造社一年来公开诉述自己退出的因果，公布自己与创造社分道扬镳的经过。郁达夫无疑是厚道的，尽管他对后期创造社成仿吾、成绍宗、王独清的所作所为非常不习惯。几天前，他遇到创造社某君，竟遭到对方破口大骂。他从这位创造社社员口里才知道，现在创造社的成员对他与鲁迅的成见颇深，而且全是不符合事实的误解。郁达夫牺牲职业去抢救创造社也被说成是为五大委员革职，那完全是恶意的误传。如今创造社中更有一种荒谬的见解，以为国民政府下面的某份报纸攻击创造社是共产党，那是郁达夫、鲁迅在背后共谋捣鬼的结果。这真是莫须有的罪名！郁达夫必须表白，鲁迅和他郁达夫都没有这样一种势力，这样一种“恶伏快变之才”，严正指出创造社的同人那纯粹是毫无根据的“一种偏见”。他对创造社诸君的攻击做法始终搞不通：作为一个创造社的发起者，现在虽然由于种种原因与创造社完全脱离了关系，对创造社虽然没有大功，但自家想想也没有大罪，创造社的能有今日，或许与他达夫的努力有深厚的关系呢。郁达夫所叙述的都是以前创造社社员所知道的事实，而后期创造社社员却都是不清楚的。他在文章的最后表明了自己对无产阶级文学的态度：
“我对中国无产阶级的抬头，是绝对承认的。所以将来的天下，是无产阶级的天下。将来的文学，也当然是无产阶级的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