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政治被折腾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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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幸福感的美国思考 (2)

第五章 幸福感的美国思考 (2)

对话机制的建立和完善,以及首脑外交的加强也是有效防范危机、增进共识的重要举措。在过去10年间,中美、中欧、中俄领导人之间的互访非常频繁,彼此间在外交、经济、军事等领域的对话机制也得到了建立和完善,这不仅起到了增进信任与合作的作用,还对消除误解、防范危机起到不可低估的作用。

在中美之间,两国最高领导层的热线联络和外长间的热线联络机制都得以建立,通话、会面次数都高出以往,而高级官员的互访更是屡见不鲜,就像布什时期的国务卿鲍威尔所说的那样,“高层会谈正在变得如此频繁,它们已经不再被新闻媒体视为新闻或重大事件。”这一切都对中美关系的稳定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旨在包装中国的沟通型外交,也是过去10年涌动的“春色”。

曾几何时,“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无论是在美国、欧洲还是东南亚,很多人都曾以怀疑的眼光看待过中国。也正是从那时起,破除国际上对中国的不信任,以积极地接触而不是消极地辩解使“中国威胁论”不攻自破,成为了中国外交的一项重要工作。

随着加入WTO,中国人很快便发现,在这个沟通越发显得重要的传媒时代,微笑外交、经济外交和沟通型外交是最有效的争取国家利益的外交手段。

在中国领导人访美期间,有美国媒体称,来自北京的微笑传递着一个重要的信息:美国和中国的利益从未像现在这样相互交错。中国是诸如宝洁、柯达和摩托罗拉等美国公司最大的市场,对美国汽车制造商来说,中国市场的扩大非常迅速,在这一点上,微笑和坦然就是最好的提醒。

中国经济良好的发展势头和发展前景也是一种极好的宣传。由于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国正在成为与美国等近乎齐肩的世界经济增长引擎,中国经济发展因素越发与一些国家的发展利益休戚相关,中国巨大市场的诱人“吸引力”也使得一些人散布的“中国威胁论”的“市场份额”迅速缩小。

事实已经证明,中国在过去10年采取的市场加技巧的模式极具效果。让西方观察家感叹的是,北京已创造性地利用经济优势解决了它同邻国的很多问题。值得欣慰的是,无论是中美还是中印领导人之间,务实和坦率交流都成为了一种主流思维,双方都知道维护两国关系对彼此有利。

与此同时,一些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也成为了中国展示自己和发展沟通型外交的舞台。无论是在APEC峰会上,还是在金砖国家会议上,中国都是引人注目的亮点,来自中国的机会成了与会者极感兴趣的话题。

很显然,顺势操盘正在成为中国外交灵活性和主动性的一个标志。

基于对危机和挑战的深刻认识,中国人逐渐意识到,许多危机和挑战本身同时也孕育着新的机遇和转折,国际环境的变化一方面增加了中国外交的工作难度,另一方面也为中国提升软实力、展示负责任的大国形象提供了新的契机。

能源外交成为中国外交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外交日显主动的一个标志。

还是在伊拉克战争爆发前,美国学者迈克尔?克莱尔就预言,全世界范围的需求的无情膨胀、明显的资源短缺的出现及所有权争夺的扩散,都有可能在国际体系中引入新的紧张、冲突甚至战争。不久,美国在伊拉克的军事行动便切实地提醒了中国人。

与海湾战争不同的是,伊拉克战争使中国人更多地意识到了能源安全的重要性,也意识到了能源争夺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在中国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号能源消费国的情况下,我们无法回避的事实是,如果不能获得能源资源,中国的经济发展将放慢或停止,而彼时围绕着俄罗斯远东输油管线的路线之争也强化了国人的这一意识。

在石油价格起伏跌宕考验着人们神经之际,能源专家也提醒我们,东北亚地区的能源消耗已经超过了欧盟,同时也导致了新一轮能源短缺和价格飞涨,而设在瑞士日内瓦的石油咨询公司则警告说:世界石油产量即将达到顶点。

就这样,在伊拉克战争爆发之后,中国开始全面检讨石油安全战略,中国能源外交的全方位出击态势也逐渐成形。在此后的几年中,中国能源供应多元化战略得到了坚决的贯彻,中国在中亚、中东、非洲、拉丁美洲都建立了重要的能源供求关系,中国与英国、俄罗斯等国也展开了积极的能源合作。

不仅如此,中国的能源外交也与其他的外交元素更紧密地结合了起来,能源外交的层次得到了空前提升,深度和广度也非昔日可比。在这方面,中国与南美国家及非洲国家的能源合作都很能说明问题。

更重要的是,中国的能源外交正在成为一个系统工程,一种全球战略,一项长期工作。如今,中国人已不再讳言自己在世界各地的能源利益,中国与许多国家的外交关系也都因能源互补而变得越发紧密起来,可以预见的是,在未来的若干年中,能源都将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而能源外交的重要性也将得到进一步提升。

从适应国际规则到掌握国际规则,中国还是一个“好学生”。

在经历了一年的入世“蜜月期”后,中国与美国及其他国家的贸易摩擦瞬间多了起来,曾经的宽松氛围和观望态度更多地变成了公开的抱怨。伴随着人民币升值的争论,中美经贸摩擦在2003年的下半年迅速扩大化了,而反倾销诉讼也随之扑面而来,这一切都使中国人意识到,入世带给我们的不只是机遇和利益,还有挑战和成本,这意味着,国人将要长期与反倾销之类的复杂的经贸问题“共舞”了。

中国在国际经贸领域面临的挑战促使我们对国际组织和国际规则有了新的认识。事实证明,在国际组织中,仅仅充当旁观者是消极的,我们有必要通过在其中发挥作用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同时也为保护和赢得更多的国家利益做出积极的努力。而对于国际规则,我们也不能停留在学习者和执行者的层面,还要有效地运用国际规则为我们的国家利益服务。

通过外交活动释放中国对外经贸压力被认为是一个成功的做法。通过反倾销问题的分析,我们注意到,在美国、欧盟等反倾销使用大国的坚持下,反倾销协议中存在一些有利于反倾销使用国的不尽合理的条款。为从根本上解决诸如此类的问题,中国政府开始通过双边谈判促使更多的国家将我国从非市场经济国家名单中排除,并在WTO新一轮谈判中与有关国家合作,争取修改反倾销协议等方面不利于中国经济发展和发展中国家利益的条款。

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始终不情愿接受中国的市场经济国家地位,也是为了在国际经贸领域对中国保持必要的压力。

事实上,让美国人也感到惊讶的是,尽管我们仍然没有完全脱离“学习者”的状态,但我们的“进步”之快却是足够惊人的。现在的中国不但接受了许多通行的国际规定和制度,而且在外交舞台上也逐渐成为一个比原来能干和熟练得多的角色。一旦合作机会出现,中国人就会把比原来多得多的东西摆到桌面上来,而世人也将慢慢发现,随着中国人的越发“外向”和中国外交的日益制度化和外交目标的日益清晰化,这个世界也将由此变得不同。

一个失衡的世界,必然是被折腾的世界,要想少些折腾,就需要重新找回平衡,而中国的和平发展,又何尝不是这样一个“寻找回来的世界”的机遇呢?

风乍起,我心欢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