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失算的“鹰” (1)
为误诊付出较大代价的，还有“9.11”后曾如日中天的以新保守派为代表的鹰派。如英国学者托比？道奇所揭示的那样，新保守派在20世纪90年代末把大部分时间都用来谋划如何推翻萨达姆。但问题是，当他们重新掌权后，似乎没有花费多少力气来实实在在计划一下，一旦萨达姆下台，美国应如何应付伊拉克。
有的人，就是善于破坏，而不是建设。
在美军顺利进入并占领巴格达时，乐观的情绪曾一度弥漫美国的决策部门，快乐的鹰派甚至还提出了顺便拿下叙利亚和其他一些令美国不快的国家，尽管被白宫否决了，但那种对军事力量的过分自信却留了下来，从而为后来所发生的一切埋下了伏笔。
出现这些明显的疏忽，并非偶然。
在人际关系中，最容易犯的两个错误，一是以己度人，二是想当然。这样做，不仅可笑，而且常常事与愿违。
苏东坡的一个故事就很能说明问题。话说，有一天，苏东坡在和佛印禅师学习坐禅，无聊得直打呵欠，而反观对方则是极其平静，认真地念着自己的经。突然一个想法跃进了苏东坡的脑海，是不是有什么能够激怒他的？
于是，苏东坡有意地问禅师：“我打坐形状像什么？”禅师说：“像是一尊佛。”禅师反过来问东坡：“我打坐像什么？”东坡回答：“一堆牛粪。”他之所以这么回答，是想以此来刺激禅师。
回家之后，苏东坡高兴地告诉苏小妹说：“今天我占了禅师的便宜，他看我像是佛，我看他像是牛粪。”没承想，小妹却奚落他说：“你才是那个被占便宜的人呢，你自己骂了你自己。”
为什么呢？因为，心中有佛的人看别人是佛，心中有牛粪的人看别人才是牛粪。
大文豪以己度人了一下，换来的是被牛粪后的顿悟，但国际关系中的以己度人和想当然，换来的可就常常是灾难了。
对美国来说，伊拉克战争的一大教训，就是决策者没能正确认识伊拉克及其国家、社会关系。换句话说，就是他们为战争准备得很充分，但为战后准备得很少，想当然地以为一切都会配合他们。
在美国政府的战略顾问看来，伊拉克“解放”以后，它的国家结构会基本上完好无损，能够连续运作，公务员也会非常愿意为“解放者”服务，管理政府机构。但现实是，联军临时权力机构看到的不是一个有凝聚力的国家，而是一个需要花费多年时间和大量资金去重新组建的政府空壳。
战前缺乏充分策划的另一个原因是，布什政府内部存在不同意见。事实上，布什政府内部鹰派与鸽派的争斗早已是公开的秘密：五角大楼的文职领导班子主要由新保守派组成，他们从就职以来就渴望对伊拉克采取军事行动；但国务院在伊拉克问题上，则采取了更为谨慎的态度，主张利用多边途径。
这些方法和思想上的差异导致两派关系紧张，在制订战争和战后计划时，无法达成一致意见。这种矛盾尽管被早期的军事胜利掩盖了，但在伊拉克战争陷入僵局后，矛盾却全面爆发了，并迅速演变成全国性的分歧。
事实证明，赢得战争与赢得民心是两回事，并且后者往往是起决定作用的事情。在题为《一面平叛，一面树敌》的评论中，美联社相信，美国在伊拉克的最大失败是未赢得民心。这种“失败”表现在，每结束一场战斗，美军都要统计两个数据：消灭了多少敌人、制造了多少敌人。
这充分说明了美军的艰难处境：它一条街一条街地平定叛乱，本希望赢得伊拉克民心，却恰恰引起了他们的反感乃至反抗。
当被问及为什么如此敌视美国人时，文化的侵犯和羞辱的感觉经常被伊拉克人提及。
在伊拉克战争发动后不久，任何到费卢杰等地区采访的记者都会发现，驻地美军与当地民众的关系十分紧张和冷漠。当地的民众表示，驻伊美军对他们态度粗暴，他们对此感到极端愤怒。最让当地民众感到不能容忍的是，他们认为驻费卢杰美军极端不尊重当地的宗教风俗习惯。
渐渐地，美军开始了解伊拉克人羞辱美军的方式，比如他们明白了逊尼派三角区的示威者打出反向V字标志时，与竖起中指羞辱别人是一样的含义。
而当美军表示对伊拉克老百姓的轻蔑时，他们就指着他们的脚底，但是美军却不知道这样做是对伊拉克文化的极大侮辱。
由于美军冒犯伊拉克文化而引起的冲突举不胜举，其造成的敌意是金钱和作秀所无法缓和的。
这一切的背后，站立着的，是鹰派的傲慢与偏见。没过多久，就连最初支持伊拉克战争的一些人都承认，美国人最大的愚蠢是填鸭式地向那些不需要的人推广民主。
艾森豪威尔1954年的一次演讲言犹在耳，“如果每一块土地上的母亲都能教育子女了解其他土地——美洲、欧洲、近东、亚洲——的孩子们的家园和希望，世上的和平事业将大有希望。”他告诫人们，当你变得谦逊而尊重他人时，冲突的可能便减少了。
遗憾的是，艾森豪威尔的忠告并没有被那些掌握着庞大资源的人们吸收到心里去。这些人，有的是太过褊狭，有的是与太多的利益纠缠不清，而有的则是太过聪明了，并且他们真的以为自己是最聪明的。
聪明是聪明人的墓志铭。
胜利总是容易冲昏人的头脑，在美军最顺利的时刻，保持清醒头脑的人真的不是很多，就连《纽约时报》的著名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当初都将美国对伊战争视为美国发起过的“最激进的自由革命战争”，并坚信，“那些炸掉红十字会和伊拉克警察局的人害怕的并不是我们将永远占领伊拉克。
他们害怕的是我们将永远改变伊拉克”。
为了让弗里德曼的思想为世界所接受，美国军方还特别安排弗里德曼等人去伊拉克走访，当然，所到之处，都是能带给人信心的地方。结果呢，忽悠得弗里德曼开心地以为，伊拉克很快就会长治久安，民主和繁荣正在拍马赶到，那些认为伊拉克形势会日趋恶劣的人都是杞人忧天。弗里德曼们的鼓噪让白宫陶醉，但同时也将自己的声誉和鹰派绑在了一起。
弗里德曼支持入侵伊拉克的论点与鹰派有很多相似之处：萨达姆政权被推翻后，伊拉克将成为民主国家，以色列安全获得保障，巴勒斯坦问题获得解决，新中东将油然而生。但形势的发展与演变，完全不同于弗里德曼的“想象”，伊拉克变成了泥潭。对伊战评论的大错特错，使弗里德曼信誉与名声大受打击，尤其是美国国内的自由派对他极其反感，而他死不认错的举动更是让很多读者厌恶，认为他不诚实。
好在，还是有些学者保持了冷静和独立。在战争开始前，亨廷顿就曾说过，如果美国人进入伊拉克，那将会发生两场战争。第一场是针对萨达姆、针对其政权、军队及其军官的战争。这场战争用一个半月就可能打赢。第二场战争将会是一场针对伊拉克人民的战争。
事实上，这第二场战争在萨达姆垮台后很快就开始了，而随着逊尼派穆斯林在费卢杰市的反抗，一场真正的人民战争爆发了。这场战争，如亨廷顿所言，美国人是永远也打不赢的。
当弗里德曼都迫不得已地开始批评起布什时，伊拉克形势已变得十分严峻。于是乎，比较伊战和越战异同的文章雨后春笋般地涌了出来。不止一位历史学家提醒五角大楼的鹰派说，若干年前，越南人已经凭着极大的勇气和智慧证明了，人民战争能克服最可怕的困难。
诚然，美国人拥有最厉害的武器，但是越南人拥有民心，结果到了最后，甚至使美国公众都相信这场战争是打不赢的。
这使人想起海卡尔说过的话，“一个小国的悲剧是爆发内战。因为战争以内战开始，而后很快变成一场世界各国参与的国际战争”。现在也许应把这句话改为“一个大国的悲剧是在全球化时代对一个小国发动一场不保险的战争”。
这场“不保险的战争”与越战的共同问题，是美国的战略模糊，或者说要求得太多，又太不切实际。
一般来说，发起进攻的国家和军队，如果要求对方所作的牺牲越小，可能遭到的反抗就越小。对方的反抗越小，需要使用的力量就越小。就伊拉克战争的形势而言，如果美国的政治目的只是为了打击萨达姆政权，并很快就表现出退出的愿望，且在诸多方面表现出对伊拉克主权、人权的尊重，给伊拉克人以重新迎来幸福生活的希望，伊拉克人对美国的抵触心理就很可能会降到了一个比较安全的高度。
而在另一方面，政治目的越小，对它的重视程度就越小，就越容易放弃它，美国退出伊拉克也就不会像后来那样不情不愿。这有点像人际交往中，越重视对方，越是辛苦，也就越发放不开，表现也会比正常情况下要差。
太过在意，往往就是被动的开始。感情如此，投资如此，国际关系也时常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