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耐人寻味的是，法案还淡化了媒体相关报道对公众的影响。《爱国者法》让人们进一步意识到战争的持久和残酷，从而使得人们自觉不自觉地逐渐消化了诸多在和平时期难以接受的事件，比如虐囚、比如误炸、又比如窃听。
对此，布什身边的公关专家们洞若观火，他们知道，时间会冲淡很多事情，不断发生的新问题会转移人们的视线。只要“战争”仍在继续，“战时总统”就将继续拥有着诸多和平年代所没有的特权和主动权，尤其是在与媒体打交道方面。
洞若观火的也不只是布什的新闻团队，美国媒体也意识了到这点。在媒体的记忆中，《纽约时报》和电视网在越战问题上与约翰逊总统的对立、《华盛顿邮报》携手电视网在“水门事件”中对尼克松的致命打击、电视在伊朗人质危机中对卡特的抨击（直接导致卡特败给里根），都是媒体力量的象征。而与白宫保持力量平衡从来都是美国媒体的自由与生存之道。
但这种平衡，一时间被安全这个堂而皇之又无懈可击的由头破坏了。
媒体心有不甘。于是，从2002年1月的安然、安达信事件到3月末开始的华尔街扒粪，从5月的“9?11预警事件”到6月末开始的公司丑闻大曝光，美国媒体极尽所能地大肆报道，并最终从7月开始的对布什和切尼在公司丑闻问题上的纠缠部分地找回了自信。
在媒体的努力下，这种平衡在2006年的中期选举终于找回了，借助对伊拉克战争的强烈抨击，对选情的左右——这次中期选举民主党在媒体的支持下全面夺回了的国会的控制权——美国媒体一度在与布什政府的较量中占得先机。
不过，媒体也很清楚，2006年的逆转，关键在于布什政府因伊战失分太多，进而连累了它在其他问题上的话语权，但这并不意味着安全这个紧箍咒就此消失了。事实上，一旦出现安全疑问，白宫和五角大楼还是可以堂而皇之地让媒体退避三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