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阿根廷国内发生了军事政变，推翻了执政9年之久的正义党庇隆政府，右翼军政府执掌政权。一年以后，门格尔地下活动转为公开，大模大样地进入了联邦德国驻阿根廷的使馆，大使馆发给了他正式身份证，在身份证上清楚地记载着他自己本来的名字、出生地和出生年月，他堂而皇之地以“制造商”自居，娶了一个德国女子玛丽亚·玛塔·维尔。因为他有德国大使馆签发的正式身份证明，阿根廷军政府即刻为他办理了在阿根廷定居的所有合法手续，门格尔以原来的身份在阿根廷的各种社会场合频繁露面。
据档案材料看，国际刑警组织曾多次向阿根廷政府提出要求，催促阿根廷警方协助国际刑警组织调查门格尔的活动。在国际刑警组织多次要求下，阿根廷警方无可奈何地着手调查，但这种调查纯粹是官样文章式的应付而已。在阿根廷政府的袒护和支持下，1959年，门格尔居然公开地以自己真实的面貌堂而皇之地回到德国，参加他父亲的葬礼。
国际舆论纷纷谴责阿根廷的不义之举。1963年阿根廷政府被迫同意协助国际社会调查。门格尔获悉后，马上离开了自己在阿根廷的医疗诊所，出逃到巴拉圭。不久，他又潜逃到巴西。从此门格尔在世界舆论中消失。1979年新闻界发布了门格尔在巴西海滨“溺水而亡”的消息。
但国际舆论普遍怀疑这一报道的真实性，认为像门格尔这样的人，不会这么容易地死掉，部分人认为这是他制造的迷雾，以便世人淡忘他。不少人还坚信，门格尔甚至仍在南美洲的某个偏僻地方隐居，也有可能仍在巴西。
阿根廷政府为什么会庇护门格尔？门格尔究竟有没有死去？这些我们都不得而知，但犹太人真正希望的是这位“死亡天使”的结局是“死亡”，而不会变成“天使”。
戴高乐突然辞去法国总统之职原因何在？
戴高乐在1944年8月25日，离开寄居4年又68天的英国回到巴黎，受到民众热烈的欢迎。虽然他名义上是法兰西临时政府主席，实际上却行使着政府首脑和国家元首的权力。
1945年12月，议会的制宪委员会就宪法框架达成一致：取消法国总统权力，总统由议会选举，对议会负责，政府只听令于议会。虽然戴高乐周围有不少的追随者、崇拜者，但他厌恶政党政治，也不想搞什么政党。他本人的意思是，自己就是法兰西，而政党不过是他的一部分。所以可以说，这让他与那些职业政客水火不容。
在这种情况下，戴高乐于1946年6月发表一番讲演，他说：“我想对未来说句话，我和你们的分歧点就是对于政府以及政府和人民代表机构关系的看法相悖。共和国的复兴工作，希望在我离任后，你们能干好。我这是最后一次讲话。我坦诚地告诫大家，假如你们不对法国近50年的历史思索的话，不好好考虑政府权力尊严和职责的话，我想，不会过多久，你们会对今天的选择痛感后悔。”很明显，在波旁宫说这番话时，他就有离去的打算了。
离开议会，戴高乐准备去地中海附近的昂提布休息一周。这是自1939年以来他第一次度假：“面向大海思索，我就想辞去官职，悄无声息地离去，在任何的场面我都不会去抱怨；我不再担任任何的职务头衔，不要退休金；我要安安静静去做我自己想做的事。”1946年1月14日回到巴黎，他批阅完许多积压的各种文件，然后告诉几位部长，他要辞职了。
1月20日，戴高乐邀请所有部长共聚办公室。戴高乐平静地和各位部长握手，紧接着就谨慎读了声明：“我不赞成政党政治，可是它卷土重来。除非用武力去建立独裁政治，但我不会同意。我无法制止一切，因此，我在今天向国民议会议长递交政府辞职书，我应急流勇退。我衷心感谢列位给予我的帮助，请求你们能留任到继任人到来之前，保证工作的顺利进行。”部长们万分震惊，也十分伤心。他们都默不作声，戴高乐转身离去。他刚满55岁，精力充沛，神智清晰，正是大展宏图的时候。法共总书记多列士评论：“离任很潇洒。”法共报纸却说他逃避困难。社会党领袖勃鲁姆却莫名其妙地说：“戴高乐离任没有理由。”大多数报刊则持遗憾和万分惋惜的态度。
由戴高乐的声明可以看出，他辞职的确是出于对当时政坛的不满，当时的人也认为戴高乐辞职只是一种以退为进的策略。按理说，戴高乐会马上出山。但事实上，一直到1958年，他才在强大的压力下再次进入政坛。可见说他突然辞职的原因是急流勇退更合适。但作为一个坚信自己就代表国家的政治家，正值黄金时期，却突然退出政坛是不可思议的。因此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他突然辞职还缺乏有说服力的说明。
斯大林真的死于中风吗？
熟记历史的人都不会忘记20世纪的那场反法西斯战争，在欧洲战场上，当法、英在希特勒的进攻下纷纷溃败的时候，是苏联人的火炮击碎了德国人的坦克。斯大林的一声怒吼，使世界又看到了一位巨人。然而20多年后，这位巨人——苏联人的核心却死得不明不白，关于他的死因，至今仍是一个谜。
斯大林的生活以神秘开始，又以神秘告终。
1977年，几个在斯大林逝世时在其近郊别墅工作过的卫队工作人员叙述：
“2月28日夜里，政治局委员们在克里姆林宫中看完电影后，就驱车前往别墅。到斯大林别墅去的有赫鲁晓夫、贝利亚、马林科夫和布尔加宁。他们在别墅一直待到清晨4点钟。当时在斯大林处值班的是高级工作人员斯塔罗斯京和他的助手图可夫。别墅值班的是警卫长奥尔洛夫的助手帕维尔·洛兹加乔夫……
客人走了以后，斯大林就躺下睡觉了。此后他就再也没有走出自己的房间。”
斯塔罗斯京的供词：“从19点钟起，我们开始为斯大林房间中的寂静感到不安……在没有召唤的情况下，我们两个（即斯塔罗斯京和图可夫）都不敢擅自进入斯大林的房间。”
于是，他们叫洛兹加乔夫进去看。帕维尔·洛兹加乔夫就成了第一个看见斯大林躺在桌旁地板上的人。洛兹加乔夫说，当把客人送走后，警卫员伊万·瓦西里耶维奇·赫鲁斯塔廖夫传达了“当家的”命令，让大家都去睡觉。洛兹加乔夫还是第一次听说“当家的”说这种话。
斯大林就这样在他自己造成的恐怖气氛和官样文章的环境下死去了。也许，人们永远也不会知道，那天夜里在“当家的”那几间关着的房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但不外乎有两种可能：
或者是“当家的”真的让大家都去睡觉，而夜里他中了风；或者是……
或者是赫鲁斯塔廖夫被某人给收买了，受到某人的指使，让服务人员都去睡觉，为的是让某个人们不清楚的人物或者自己可以与“当家的”单独在一起。然而，收买赫鲁斯塔廖夫的又是谁呢？
是赫鲁斯塔廖夫自己潜入了斯大林的房间还是另有其人？抑或他们在“当家的”喝过酒后昏昏入睡的情况下给他打了针而引起了中风？是否“当家的”在感到不适之后仍然醒了过来，并挣扎着试图呼救？是否针剂起了作用，使他只能勉强走到桌旁？如果事情真的是这样，那他们理所当然可睡觉了。
后来，直到赫鲁晓夫时期，一直有这样一种传说流传着：“当家的”并不像正式公告所宣布的那样死在克里姆林宫里，他是在近郊别墅去世的。
这不过也是传说而已，在找到确凿证据之前，斯大林的死因仍不能定论。
格瓦拉为什么秘密出走？
古巴革命胜利以后，有“红色思想家”之称的古巴革命领导人切·格瓦拉先后被新政府委任以土地改革全国委员会工业部主任、国家银行行长和工业部长等重要领导职务。在任期间，他多次代表古巴政府和统一革命组织全国领导委员访问亚非拉各国，出席各种国际会议。他在国内外均享有盛誉。
然而，在1965年4月以后，格瓦拉退出了公众生活，而后就秘密出走了。当年，人们对他的出走感到迷惑不解，如今，对他出走的原因进行了长期探讨的学者们仍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尽管如此，对于格瓦拉出走的原因不外乎下述4种看法。
首先，格瓦拉在经济建设和思想建设路线上与古巴其他领导人存在着严重的分歧。新政府成立后，格瓦拉强烈要求实行严格的中央集权路线，要缔造“社会主义的新人”。可是有的人主张不要过度集中，应该给国营企业一定的自主权。卡斯特罗的观点却十分矛盾，他有时赞成精神鼓励，有时赞成物质刺激。
第二，格瓦拉对他主管的工业改革的失败感到极度失望，因而出走。
第三，有些学者认为，迫使他出走的因素是苏联对格瓦拉政策的反对。苏联在几个方面都不同意格瓦拉的政策。一是不同意格瓦拉在古巴国内推行反对物质刺激的政策，因为当时苏联赫鲁晓夫正在推行这样的政策；二是赫鲁晓夫对格瓦拉倾向中国的政策非常不满。
第四，与第三种意见紧密相关，格瓦拉对于在拉丁美洲直接开展革命战争更感兴趣。格瓦拉的这一思想，是经过长期考虑的。而且，格瓦拉的出走有明确的目的，他是怀着视死如归的决心出走的。他在临走之前写给母亲的告别信中作了如下表述：“我相信武装斗争是各族人民争取解放的唯一途径，而且我是始终不渝地坚持这一信念的。许多人会称我是冒险家，只不过是另一种类型的，是一个为宣扬真理而不惜捐躯的冒险家。也许结局就是这样。我并不寻找这结局，但是，这是势所难免的。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在此最后拥抱你们。”
在急流勇进和功成身退之间，格瓦拉做出了自己的选择，至于做出这样选择的原因就恐怕非他本人难以说清楚了。
谁是杀害肯尼迪的元凶？
1963年11月22日中午，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统肯尼迪带着妻子杰奎琳在八位保安人员的保护下，乘坐林肯牌高级敞篷轿车准备到美国德克萨斯州达拉斯市的贸易中心去。一路上，他们笑着向道路两旁的人们挥手致意，中途甚至还两次停车下来和人们握手。到12点30分时，总统的车队由休斯敦街道转弯开进了埃尔姆街，再过5分钟就能到达目的地了。可就在这时，突然“啪啪”两声枪响，只见总统手捂着脖子，身体直挺挺地朝前倾斜了一下便倒在夫人的膝盖上。肯尼迪总统最后因抢救无效，于下午1点20分不治身亡。
凶手很快抓到了，是一名叫奥斯瓦德·包斯的工作人员。
本来，总统遇刺一案应该可以弄个水落石出了，但事情的发展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简单。11月24日早晨，有个叫杰克·鲁比的人为了“替总统报仇”，居然挤出拥挤的人群，在警察总部门口拔枪杀死了正被押解到侦讯机构去的包斯。鲁比于1964年3月4日被判入狱，在1967年1月3日患癌症死于狱中。
包斯为什么要刺杀总统？是个人原因，还是受他人所指使？
从调查结果看，包斯曾自称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1959年到苏联住了3年，并在那里娶了个妻子。当时他还曾公开宣称要取得苏联国籍，可不知怎么后来居然改变主意，回到了美国。许多人由此猜测，包斯可能是听命于苏联“克格勃”，他回到美国就是为了刺杀肯尼迪的。
包斯回国后在新奥尔良工作，并曾与一些亲卡斯特罗的组织有来往。而此前肯尼迪曾支持过一批流亡的古巴人，这些人企图颠覆古巴政府。因此，有些人就认为，刺杀肯尼迪一事可能与亲卡斯特罗的古巴人有关。
在调查过程中有证人提到，包斯曾受雇于联邦调查局，代号为S—172或S—179，每月领200美元的酬劳。由此人们推断：包斯可能是受联邦调查局的“委托”暗杀了肯尼迪总统。而从案发后对此事的调查情况以及当时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与肯尼迪的关系来看，这种可能性确实很大。
肯尼迪死后，林登·约翰逊接替了他的总统职位，并任命以美国首席法官厄尔·沃伦为首的特别委员会负责调查此事。奇怪的是，那份调查结果——《沃伦报告》居然被美国政府封存起来，说是要在公元2038年，即所有与此案有关的人全死了以后才能公布它。由此许多人都推测，此案可能与政府中的某些人有牵连，而且牵连还很大，否则干嘛要搞得这么神秘。
另一方面，据说胡佛自1924年任联邦调查局局长以来，他的地位一直是稳如泰山。但自肯尼迪的弟弟罗伯特担任司法部长后，联邦调查局首次被迫服从司法部的领导，由此引起胡佛很大的不满。总统遇害后，约翰逊总统虽曾令联邦调查局协助沃伦委员会调查，但胡佛却明确警告负责此事的吉姆·盖尔不要深究。同时在联邦调查局的调查人员中，与总统暗杀有关的人也都先后离开了原来的位置。案发后联邦调查局、中央情报局及军方情报部门收集的有关凶手的关键性材料，也突然之间不是被人全部销毁，就是不翼而飞。由此，一些人推测胡佛可能就是这次暗杀的策划者和组织者。
1990年，有个叫珍尼佛·怀特的女人让她的儿子李奇·怀特召开了一个记者招待会，披露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内情：
珍尼佛的丈夫罗克斯曾在美国中央情报局里专门担任杀手的秘密任务，包斯和鲁比都是他的好友。有一次，珍尼佛偷偷听到他们在说暗杀肯尼迪总统的事。而在总统遇刺的当晚，罗克斯回家时也显得非常激动，并叫她躲回娘家。三天后罗克斯接她回家，说没事了。1971年，罗克斯突然对她说，中央情报局出卖了他。没过几天，他就死于一个非常奇怪的爆炸事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