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江山的来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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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6章 写在草原上的王朝史

1618年(明朝万历四十六年、后金天命三年),有个不大不小的消息在北京的士大夫圈子里传播开来:抚顺的范家兄弟降金去了。

当年早些时候,努尔哈赤的八旗军攻陷了关外重镇抚顺。有人在后金的军营中看到当地的秀才范文程与哥哥二人。他们非但没有死,也没有受到虐待,还活得好好的。于是人们就惊讶地得出了范文程降金的结论。

那么,范文程是谁?人们为什么会对他降金的消息感到吃惊呢?

范文程不是一般的秀才。抚顺的范家据说出自北宋名臣范仲淹一系。范仲淹后裔在明初因罪从江西谪迁沈阳,辗转定居到了抚顺。范文程的曾祖范鏓在正德年间考中了进士,嘉靖年间官至兵部尚书,由于与权相严嵩过不去而离任;祖父范沉担任过沈阳卫指挥同知,是朝廷的中级官员。因此,范文程可算是系出名门,官宦子弟。当人们听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后代、有功名在身的范文程竟然投向了少数民族敌人——后金怀抱的时候,怎么能不震惊呢?

关于范文程投降过程的说法有两个版本。第一种说法是后金攻陷抚顺后,范文程主动持剑来到后金的军营投降,被八旗军留用;第二种说法是范文程在城市沦陷后成为了普通的俘虏。努尔哈赤对儒生有根深蒂固的成见,觉得天下大事都是被这些坐而论道、不务正业的读书人给败坏掉的。所以八旗军之前抓到明朝的儒生,统统格杀勿论。但是这一次,努尔哈赤在众多俘虏中一眼就看中了范文程,觉得这个相貌堂堂,体格魁伟,临阵不惧的秀才不像儒生,反而像是在乱军中出生入死的大将,就把他叫过来问话。这一问,努尔哈赤发现范文程应答得当,见识不凡,免了他的死,把他编入八旗为奴。两个版本的本质区别在于前者是范文程主动投降,后者是范文程受到努尔哈赤的知遇,“被迫”投降的。

不管哪个版本是真哪个版本是假,范文程的投降是明朝的一大损失,同时是后金的一大胜利。

范文程生于明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聪颖好学,十八岁为沈阳县学生员。他不是文弱的儒生,能言善辩,长于用计,还有一副好体魄,完全适应奋勇冲杀的战争环境。他在后金没有过多长苦日子,就被努尔哈赤提拔到身边参与决策。范文程的真正崛起是在皇太极当政时期。1629年底,皇太极率领军队从喜峰口杀入长城之内,入蓟门,克遵化。范文程就随军谋划,还亲自招抚了潘家口、马栏峪、山屯营、马栏关、大安口五座城池。明军围攻大安口城的时候,范文程披甲上阵,用枪炮守住了城池。当时皇太极的主力佯攻北京城,范文程和满族将领留守遵化,身边只有八百名士兵。明朝大军反攻遵化,清军被围,范文程力战突围成功,在整个八旗军中一战成名。

范文程的崛起过程在后金的政治发展过程中具有标本意义。

后金是满族人建立的王朝,最初的统治阶层是清一色的满族人。范文程是纯粹的汉人,被编在八旗中,地位相当于满族人的奴仆。虽然他多次随军出战、参与高层谋划,但低微的身份没有丝毫改变,更谈不上任何正式官衔了。遵化一战,范文程因为战功显著才被授予游击的世袭职位。这不是对范文程功绩的简单弥补,而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里程碑,标志着一个汉人被擢升进入了少数民族王朝的统治阶层。这个人的血缘关系、文化背景和思想观念是与满族人不尽相同的。后人将皇太极对范文程的任用提高到主动吸收汉族相对先进的文化和政治智慧,促进民族融和的高度,一点都不为过。后来编建汉军旗的时候,后金朝廷群臣首推范文程出任汉军旗的“固山额真”(也就是俗称的旗主)。但是皇太极却不愿让他离开身边,专门下谕说:“范章京才堪胜此,但固山职一军耳。朕方资为心膂,其别议之。”皇帝公开说一个大臣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办,认为其他大臣推荐他担任的职位发挥不了他的作用,这是多大的荣光啊?

后金政权在发展过程中,和历史上其他的少数民族政权一样,都面临着如何发展壮大的问题。汉族的政治和文化因为发展时间比较长,实践丰富,为这些少数民族政权提供了现成的参照榜样。对于那些有志于统一天下的少数民族政权来说,如何完善自身,了解占人口多数的汉族人的思想观念和政治文化是相当重要的。而了解、学习和借鉴要从引进、重用汉族知识分子开始。可惜许多少数民族统治阶层认识不到这一点,不愿意让汉族知识分子来分享权力。皇太极则在政权发展的关键时期及时地重用汉族知识分子,为王朝建立垒上一块关键的基石。天聪十年(1636年),皇太极改文馆为内国史院、内秘书院、内弘文院,称为“内三院”,建立类似于明朝内阁的组织。范文程被任命为内秘书院大学士,负责处理皇家公文和外交文件,随时为皇帝提供咨询。此时的范文程更加受到皇太极的宠信,世袭的职位也被晋升为二等甲喇章京。范文程殚精竭虑,报效皇太极的知遇之恩。在之后的灭亡明朝、入关、接收北京政权和安抚汉族百姓等重要决策上,范文程都是活跃分子,发挥了其他满族显贵不能发挥的作用。

康熙皇帝玄烨继位的时候,循例要祭告天地祖宗。当时派往沈阳祭告清太宗皇太极的就是太傅兼太子太保、四朝元老、退休在家的范文程。这是巨大的荣耀,也是入关后的清王朝对范文程在王朝肇建过程中做出的殊勋的肯定。

康熙五年(1666年),范文程病故,终年70岁,谥号文肃。

讲完了范文程的例子,我们来谈谈那些来自北方草原的少数民族建立的统一王朝。

“二十四史基本是由定居的农耕民族书写的,视角也只能是农耕文明的视角。这样的历史只能是半部历史,中国的另外半部历史,写在青青的草原上,是无字的。”《中国国家地理》的单之蔷为我们提出了这么一个命题:不能忽视写在草原上的那一半历史。

我们对历史上的那些北方民族有太多的问题没有弄清楚。有太多的问题困惑着我们对北方游牧民族及其建立的王朝的认识。

北朝高车族的民歌《敕勒川》写道:“敕勒川,阴山下。天似弯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见牛羊。”这就是写在草原上的诗歌,写在草叶上的历史。我们曾经学习过它们,但是现实生活环境距离它们表达的内容实在太遥远了。历史上的北方民族及其历史已经渐渐退缩到了遥远的记忆之中。这一部分的各个章节描写的就是那些由北方游牧民族建立的王朝故事。

中国的五千年历史可以看作是北方游牧民族和中原农业的汉族相互交融的历史。

早在夏商周时期,汉族地区就与周边异族展开了较量。周朝时,北狄、西戎常常侵入汉族地区,影响周朝政局。北方的燕、赵、秦三国纷纷修筑长城防御异族的骚扰。这三国的长城成为了日后统一的中央王朝的万里长城的基础。此后,汉族地区对异族主要采取被动的防御,辅以经济、文化渗透。强大的汉王朝倾全国之力,给予了匈奴沉重的打击,取得了汉族对异族的暂时军事优势。遗憾的是,匈奴去了,鲜卑、突厥、契丹、女真、蒙古等民族前赴后继地继承了匈奴的地盘,也继承了匈奴与汉族的关系。汉王朝灭亡后,中国经历了漫长而混乱的乱世,陷入了长达三个半世纪的厮杀战乱之中。各个异族逐渐占据北方各地,向汉族学习,建立自己的王朝。随着汉族在乱世中逐渐向南方迁移,少数民族占据了中国北方的统治地位。据《晋书》记载塞外内附有三十万人,入塞匈奴有数十万人,羯族和其它进入中原大地的十九族有一百多万人。所以晋朝的江统在《徙戎论》中说“且关中之人百余万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处之与迁,必须口实”,说的就是这个情况。

在汉朝和唐朝这两个伟大的王朝之间,中国经历了漫长的割据混战的乱世。在这个乱世中,少数民族是绝对的主角。公元306年,氐族人李雄在四川成都称帝,建立了成汉政权。之后,鲜卑、羯族、羌族、匈奴等民族纷纷建立自己的政权,参与争斗。结束分裂割据局面的是隋文帝杨坚。杨坚重新建立了一个汉族王朝,将北周的官制恢复为汉魏旧制。之后建立的唐朝是令海外华人无比自豪的王朝,但研究表明唐朝皇室实际上并非汉人,而带有鲜卑胡人的血统。

唐朝之后又是一个乱世。宋朝虽然统一了长城以南地区,但它的统一是不完整的、短暂的。天下依然分裂,只是不像三国两晋南北朝那样激烈动荡而已。也正是在唐末和两宋时期,北方游牧再一次大规模南移。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中国的经济中心转移到了南方,南方开始源源不断地向北方输送粮草赋税,南方的一批批士人举子也开始涌向北方参加科举。蒙古人的铁骑再次结束了乱世,统一了中国,成为了名副其实的第一个大一统的少数民族王朝。元朝贵族虽然坐了天下,却没有处理好民族关系,王朝不到百年而亡。朱元璋北伐的时候就以民族大义相号召。谁料想明朝之后又是一个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满清。满清贵族的统治是民族大融合的统治,满清王朝也是一个成功的少数民族王朝。这一切都得益于满清贵族对民族融和的重视和在其中取得的成功。

日本学者谷川道雄在《隋唐帝国形成史论》中将北方少数民族对汉族主体地区的压迫称为“汉代世界帝国的自我矛盾”。对中国古代历史的简单考察,我们会发现北方乱世、异族压迫和人口经济社会南移三者的高峰之间存在惊人的一致。从这个角度考察历史沧桑可以发现许多有趣的内容。

学者王玉德在《试论游牧民族与中华文明的演进》一文中将北方游牧民族创造的文明提高到了这样的高度:“中华古代文明有两大支柱,那就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游牧民族创造的文明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后人所知道的,历史上的游牧民族有许多,各个民族和部族的名称如同一个一个符号在历史的舞台上闪过,如肃慎、东胡、林胡、楼烦、月氏、匈奴、先零、氏、羌、乌孙、乌丸、丁零、鲜卑、抱娄、夫余、柔然、吐谷浑、契丹、室韦、女真、蒙古、满族,还有许多部落,错综复杂,或已被遗忘,难以尽数。这些民族有它们的文明,只是和汉族文明不同而已。正是不同民族的独特文明共同汇聚成了现在中华文明的绚丽多彩。

首先,游牧民族创造出来的文明是“草原文明”。中国有三分之一左右的领土是高原(主要有蒙古高原、青藏高原、云贵高原),适宜游牧业发展。长城以北处于较高的纬度,气温较低,冬季寒冷,降水稀少,且分布不均,不适宜发展农业,天然就是从事游牧之地。游牧民族在草原上创造了文明,其文明具有草原特征。游牧民族热爱草原,歌颂草原,与草原同呼吸,与草原共和谐。草原文明是绿色的、辽阔的、豁达的、马背上的文明,它有别于江河湖海的文明,也有别于高山丘陵的文明。其次,由于民族交融,游牧民族也创造出了“半农半牧的文明”。这主要集中在汉族的农业文明与草原文明交接的地区。在这一地区里,双方既斗争又合作,相互学习,加上自然条件宜农宜牧,就共同发展出了半农半牧的文明。第三,游牧民族的文明是“进取的文明”。游牧生活养成了马背上的民族不断进取的精神。他们的组织性强,军事能力高,一般都能“呼啸成军,来去自如”。相对于农业文明对安定环境的渴求和维护,游牧民族求新求变,勇于探索。这是他们的优势。

北方游牧民族多次南下中原,一些民族还建立了统一王朝。有趣的是,南下的游牧民族极少有重新北迁的。他们往往被中原相对先进的文化和更优越的自然条件所“征服”,先后汉化。少数民族王朝要想巩固对整个中国的统治,必须尊重占人口主体的汉族的历史与文化,实行促进民族融和的政策。少数民族王朝比汉族王朝多了这么一项考核兴衰的“敏感指标”——借用刘邦的话来说,就是:“可以马背上得天下,却不能马背上治天下。”

梳理了游牧民族在中国历史上的作为,认识了游牧民族文明之后,我们总是会遇到这么一个问题:为什么北方游牧民族能够取得对中原汉族的历史优势?

北方游牧民族在历史上,首先在军事,进而在政治上往往取得对中原王朝的优势。一批又一批的北方游牧民族战胜中原王朝,陆续内迁。“游牧民族的境遇注定了其向内地迁徙,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碰撞和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当牧区水草丰茂的时候,游牧民族一般不主动发动冲突。因为,他们深知农业社会的王朝是很强大,不易对付。但是,当草原不能提供游牧民族丰富的生活资源时,他们就会到定居的农耕地区寻求生活资源,有时是通过贸易,有时是通过战争。农耕区的富庶,总是对他们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当他们有剩余的畜产品或不能够以武力获得他们所需要的粮食、茶叶和布帛等物品时,他们就要用武力敲开农耕民族的大门。”

我们可以这么简单的理解:北方游牧民族的优势是建立在自然因素和经济因素的双重驱动之上的。正是有了自然和经济两方面的动力驱使,游牧民族往往能够取得对于渴求安稳的南方农业民族的胜利。游牧民族的南下与气候因素有着直接的关系。“有关研究成果表明,平均气候降低10℃-20℃,实际上等于把纬度线南推了200多公里。”北方游牧民族很自然就要相应地向南移动。当代学者总结了气候变化与游牧民族南压的关系,发现“每当进入寒冷干旱的周期,我国北方干旱半干旱的草原地区就会变成沙漠,变得人类无法生存,草原就会向南部转移。气候就像上帝挥舞的鞭子,驱赶着游牧民族南下,去追逐他们已经南迁了的草原。而居住在温带地区的农耕民族则向原来湿热难耐的亚热带地区前进,而原来在亚热带的人们则向热带推移。” 而军事力量相对较弱的中原王朝手中的财富就成为了北方邻居觊觎的目标。客观上,游牧民族需要解决物质需求,主观上贪财享乐的思想谁都有。矛盾就这么产生了,立刻体现在军事力量的较量之上。

当然了,游牧民族的崛起远比严密的推理论证要精彩得多。每一个游牧民族的崛起都好像是一场精彩的话剧。有一位精彩绝伦的主角的成长和走向辉煌,有一个弱小民族的凝聚奋斗和逐鹿中原,当中又要点缀着若干的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