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是悄悄来武汉避难的，知者甚少，本想过“隐居”生活，不再出头露面。但由于“爱国情殷”，国难当头，民族危亡，不愿袖手旁观，甘当亡国奴，于是总是寻找机会顽强地表现自己。到武汉稍作休息后，他不是写文章，就是四处讲演，一时间，在武汉各界中引起不小的反响，加之他本来就是有名的风云人物，树大招风，吸引了许多新闻记者和社会名流，纷纷前来求见和采访。然而，他又生古怪脾气，以身体不适，不愿见陌生人为名，闭门谢客，拒绝会见。尤其是新闻记者，总想从他那儿抠点新闻，但均是扫兴而走。他再三叮嘱夫人潘兰珍，严守大门，不问清来者姓名和身份，未经他同意，不得让任何人进来。对此，潘兰珍不敢怠慢，尽心尽职，对来者均是细加盘问。她说的南通——上海话，怕别人听不懂，就裁了好些小纸条，如果来者无名片，她就从门缝塞出一张小纸条，让来者写上姓名和身份，然后再去通报。陈独秀说让进，她就放行；说不让进，任何人别想进门。
陈独秀闭门谢客，“不愿见陌生人”，只不过是个借口而已。这时，他虽然获得自由，其实国民党特务仍盯梢跟踪，一刻也没有离开过他。在赴武汉的轮船上，就有不三不四的人闯进他的船舱。他刚在武昌住下，就发现有人在宅院外转来转去，有时还故意敲敲门。有一次，他外出演讲归来途中，有两个戴着呢帽和墨镜的陌生人，一直跟踪到宅院前，喊了声：“陈先生！”就扬长而去。
他对此耿耿于怀，不得不倍加小心，免生是非。平日，他除出外演讲外，总是在庭院内与夫人寻找琴瑟之乐，或散步、或谈笑，或修剪和浇灌花草。他对花鸟虫鱼颇有兴趣，朋友送他几尾龙眼金鱼，陈独秀视作珍宝，每天饭后，都要和夫人观赏一番，谈起金鱼来眉飞色舞，趣味盎然。夜间，他大都伏案写文章，一旦写起文章来，就不让夫人打扰他，夫人连走路都得踮起脚跟，小心翼翼生怕弄出声响来。家务做完后，夫人就坐在他身旁打毛衣或做针线活相伴，不时给他磨墨或沏上茶水。她从不催他停笔休息，他知道老先生一篇文章写不好，你怎么催，他也不会上床睡觉。到时只要把夜点心弄好，往写字台上一放，就只管独自先去睡觉好了。夫人睡觉时，若是掀掉了被子，他就会放下笔，给她盖好，或摇头笑笑，或自言自语地说：
“真像个伢子！”
一天，一辆人力黄包车，悠然地停在武昌陈独秀寓所门前。从车上走下一位身着长袍，精神焕发，神采奕奕的老人，他走到门前，便“咚咚”敲门。
女主人潘兰珍闻声警惕地透过门缝，边望边问：
“啥人敲门？”“是我。”“侬找啥人？”“我来拜访独秀先生。”“侬姓啥？”“我姓董，请你向独秀先生通报一下。”
潘兰珍转身穿过庭院，走进客厅，轻声慢语对正在伏案挥毫的陈独秀说：
“老先生，外头有一位姓董的先生，说是要拜访侬。”
陈独秀放下笔，推开稿纸，从椅旁立了起来：
“难道是必武先生，那真是太好了。”
他用手理了理那斑白稀疏的头发，扣好衣扣，便急切地对夫人潘兰珍说：
“兰珍，快快请这位董先生进来。”说着，陈独秀也紧随潘兰珍之后，迈步走出客厅迎接客人。
“独秀先生，你出狱时，适逢鄙人在延安，未能去接你，请你见谅！”
“哪里，哪里，你我都是多年的老朋友了，何必这样客气。”
“鄙人听剑英、博古说，你在南京时曾去找过他们。”
“鄙人曾两次拜见他们。只不过表示一下，鄙人赞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态度。”
“这很好，你不愧是位‘老斗士’。今天鄙人受中共中央之托，专程来拜访独秀先生。”
“谢谢。”
“独秀先生，你今后对新生活有何打算？”
“鄙人一生事业，大半失败，还能有何新的打算。鉴于目前国难当头，民族危亡，我乃积极宣传抗日，并想继续从事文字学研究，治治老病罢了。”陈独秀不假思索地说。
“独秀先生，你爱国情殷，主张抗日的精神，国人皆知，令鄙人敬佩。”
“必武先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乃是中华民族一员，不爱国，岂有资格做一个中国人。”
“独秀先生，你说得对。四万万同胞处于水深火热之中，都应团结起来，一致对外，这乃是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方针。目前，国共合作，抗日统一战线已初步形成。鉴于此，以鄙人所见，你应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抛弃固执和偏见。也不要忘记当年我们共同创建中国共产党时的胸怀大志。”董老呷了口茶，又说道：
“林伯渠同志说，你在文化运动史上有不可磨灭之功绩，在党的历史上，亦有与他人不同的地位，倘能放弃某些成见，回到一条战线上来工作，于民族、社会都是极需要的。”
“那已成了过去的历史，何必再提。”
“历史是任何人改变不了的，温故而知新，你我都是开诚相见的老朋友，有话也就直说了。依鄙人所见，你写个书面检讨，回党工作吧，党中央是欢迎你的。独秀先生，你意下如何？”
“必武先生，回党工作固我所愿。”
“那很好。”
“不过……”陈独秀犹豫起来。
“不过什么？独秀先生，有话直说。”
“不过，惟书面检讨，碍难遵命。我不知过从何来，奚有悔？”陈独秀直言不讳。
“独秀先生，你还是那个老脾气。你拒绝当国民政府的劳动部长和组织‘新的共产党’，难道你还拒绝回党工作吗？”董老反问道。
“必武先生，当年我们共同创建的中国共产党，如同刚来到人世间的婴儿，现在已成长为成熟的党。回党工作是鄙人的良好愿望。我出狱后，就盼望能与你必武先生面谈此愿，但万没想到，要我陈某写书面检讨，再回党工作，那我也只好不能如你所愿了……”
董老访问陈独秀不久，包惠僧来拜望陈独秀，在谈到党中央要他写“悔过书”一事时，陈独秀还耿耿于怀，说：
“现在乱哄哄的时代，谁有过无过还在未定之数，不写，有什么好写的。”
就这样，陈独秀谢绝了回党工作的最后机会，从此，走向了茫然惆怅，穷愁潦倒的末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