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钻研经济和历史资料
从1850年开始，马克思重新进行中断了两年的经济学研究。整个50-60年代，是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决定性阶段。正是在这个时期，他建立了《资本论》这部伟大著作的理论体系，撰写了三部篇幅浩瀚的《资本论》手稿，出版了《资本论》第1卷，创立了完整的剩余价值理论，完成了他在科学史上的第二个伟大发现。
在1849年夏天，马克思离开德国侨居巴黎时，就打算重新进行政治经济学研究，为自己“在五年前就已动笔编写的一部政治经济学史再多收集一些材料”[1]。1850年夏天到来的时候，马克思深刻地认识到，资本主义经济繁荣的时期已经来临，新的革命形式暂时不会出现。他决定利用这段十分宝贵的时间，继续进行在巴黎和布鲁塞尔已经开始，并已取得重大成就的经济学研究，为无产阶级政党取得科学上的胜利而进行理论上的准备。为此，他坚决摆脱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和维利希、沙佩尔等革命空谈家的纠缠，过着“离群独居”的生活。他认为，这种真正的离群独居状态，完全符合自己的立场和原则。因为这样既可以抛弃一系列的互相让步，出于礼貌而不得不容忍的模棱两可的做法，以及必须在公众面前同维利希等空谈家一起对一些可笑的事情分担一部分责任；又可以利用这段时间钻研经济和历史资料，吸取人类优秀的文化成果，为无产阶级锻造犀利的理论武器。
客观情况也为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条件。当时，英国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典型国家。与德国不同，英国已经不存在古老的陈旧的生产方式以及伴随着它们的还在苟延残喘的过时的社会关系、政治关系；除了资本主义的灾难以外，不存在历史遗留下来的灾难。首先，马克思生活在伦敦这个最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首都和资本主义世界贸易中心，能够广泛、及时地掌握资本主义生产和市场的变动情况，深入了解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及其在经济、政治等各个方面的表现形式，是观察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方便的地点。其次，伦敦大英博物馆图书馆收藏着43万部珍贵图书，包括大量的政治经济学文献，为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提供了取之不尽的思想资料。最后，美洲加利福尼亚金矿的发现，促进了交通的发展，工业的繁荣，“甚至把最倔强的野蛮民族也拖进了世界贸易-文明世界”[2]，资产阶级社会似乎跨入了新的发展阶段，资本主义固有的各种矛盾进一步暴露出来。所有这一切，促使马克思“从头开始，用批判的精神来透彻地研究新的材料”[3]。
1850年6月中旬，马克思获准在大英博物馆图书馆进行阅览和写作。从此，他在许多年时间里，每天从上午9时至晚上7时，在图书馆工作10个小时，是这个图书馆最勤奋的研究者。从图书馆回家后，还要继续工作至深夜。有时甚至通宵达旦，彻夜不眠。他的研究是如此专心致志，“谁要是到他那里去，那他不是用客套话来应酬，而是跟你谈经济学范畴的问题”[4]。
马克思认为，研究必须充分占有材料。他在大英博物馆的主要工作，就是阅读堆积如山的文献，摘录各种文献的要点，发现其中的问题，吸取有益的思想资料。他阅读的范围非常广泛，对有关政治经济学原理的著作尤为关注。除了再次阅读和摘录了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及原因的研究》外，他还研究了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马尔萨斯的《价值尺度》、托伦斯的《论财富的生产》、凯里的《政治经济学论文集》、霍吉斯金的《通俗政治经济学》、琼斯的《政治经济学绪论》、拉姆赛的《论财富的分配》等著作。
货币流通和银行理论引起马克思极大的兴趣。这一方面是当时社会上正在进行货币与信用政策的争论；另一方面也是处于进一步研究劳动价值论的需要。为此，他仔细研读当时争论的双方——通货理论和银行理论的代表作，如李嘉图的《金银条块价值高昂》、《答博赞克特先生的具体意见》，博赞克特的《具体意见》、《硬币》，图克的《对货币流通规律的研究》、《价格史》，托伦斯的《皮尔爵士法案原理》、《1844年的银行条例法》，富拉顿的《论通货的调整》，吉尔巴特的《银行论》，加尔涅的《货币史》，杰科布的《贵金属》，贝利的《货币》，凯里的《信用制度》，以及其他经济学家关于货币流通、信用问题和银行制度的著作。
土地所有制和地租理论是马克思另一个感兴趣的课题。有一个时期（1851年3-6月），他差不多主要研读和收集与此有关的资料。他十分熟悉地租理论的真正发现者詹姆斯·安德森的著作，也广泛摘录李嘉图、凯里、斯图亚特、汤普逊、威克菲尔德、威斯特等人有关地租理论的材料，还对东方的土地问题作了专门的研究。
李嘉图曾经把土地肥力递减与人口增加联系起来，马克思不同意这个看法。在研究土地问题时，他也同时研究人口问题，详细摘录了托伦顿的《人口过剩》，艾利生的《人口原理》以及巴顿、达布尔德、马尔萨斯、桑顿、塔克特等人有关人口问题的论述。
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与殖民制度密切联系的。马克思从普莱斯科特的《墨西哥征服史》、《秘鲁征服史》，伯克斯顿的《非洲的奴隶贸易》，威·豪伊特的《殖民和基督教》，威克菲尔德的《英国和美国》，以及霍克斯金、塞姆佩雷等人的著作中，了解到资本主义制度如何在征服殖民地、剿灭殖民地土著居民，把非洲变成商业性黑人猎夺场所等肮脏活动中发展起来的历史事实。他在《资本论》第1卷中，就曾引用豪伊特下面这段一针见血的评述：“所谓的基督教人种在世界各地对他们所能奴役的一切民族所采取的野蛮和残酷的暴行，是世界历史上任何时期，任何野蛮愚昧和残暴无耻的人种都无法比拟的。”[5]
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中，马克思已经阐明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为了研究人类社会各种生产关系发展的历史，特别是为了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运动规律，马克思十分重视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其在生产过程中的运用。在伦敦研究经济学时，他阅读和摘录了许多科学技术著作。1851年10月13日，他写信对恩格斯说，“近来我继续上图书馆，主要是钻研工艺学及其历史和农业，以便对这些问题有所了解”[6]。这个时期，他读了赖特迈耶尔的《古代各民族的采矿业和冶金业》，约翰斯顿的《农业化学和地质学讲义》以及德国科学家李比希等人的著作。仅在《伦敦笔记》的第Ⅶ和第Ⅷ本中，摘录李比希的材料就达20页。
马克思阅读和研究的范围，还扩展到经济史、文化史、伦理史、妇女问题和外交政策等方面，为自己的科学大厦打下了坚实的知识基础。
写作读书笔记是马克思研究工作的重要方法。从1850年9月至1853年8月，马克思紧张工作，写下了24本笔记。马克思亲自在这份被称为《伦敦笔记》的手稿中用罗马数字标上Ⅰ-ⅩⅩⅣ，并编上前后连贯的页码，总共有1250多页。[7]每一页都密密麻麻地摘录了阅读过的论著、文献和资料，有的地方还加上简短的评论。像在此前的《克罗茨纳赫笔记》、《巴黎笔记》、《布鲁塞尔笔记》一样，《伦敦笔记》使人们有可能了解马克思研究工作的进展和许多重要理论观点的形成过程，并从其中许多精辟的论述和评注中得到极大的启示，它是研究马克思主义形成史和马克思生平事业的十分珍贵的历史文献。
《伦敦笔记》从摘录伦敦《经济学家》发表的统计资料和理论文献开始。这份被马克思称为“工业资产阶级的最稳健、最理智、最温和的刊物”[8]，经常系统地发表批发物价指数、国际收获量、原料市场、生产发展等方面的统计资料，为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史和现实经济运动提供可靠的依据。
《伦敦笔记》还详细摘录了当时社会上关于通货原理和银行理论的论战材料。以通货原理为依据而制定的1844年英国银行法，由于1847年的经济危机而失败。大多数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把经济危机的原因归之于错误的货币和信用政策，企图用改变货币政策来制止危机。从马克思摘录的材料和一些评注中可以看出，他当时已经认识到，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不在流通领域，而在生产领域；货币和信用政策对危机会产生一定影响，但不是决定危机到来的根本原因。通货原理的理论基础是货币数量论。马克思指出，认为货币的需求由货币的价值决定，货币的价值又由货币的数量决定这个观点“非常混乱”[9]；用货币数量论解释危机是错误的。他详细摘录了银行理论的代表富拉顿、图克等人反驳通货原理的论点。1851年2月3日，他在给恩格斯的信中总结自己研究的初步成果时写道：“我断定，除了在实践中永远不会出现但理论上完全可以设想的极其特殊的情况之外，即使在实行纯金属流通的情况下，金属货币的数量和它的增减，也同贵金属的流进或流出，同贸易的顺差或逆差，同汇率的有利或不利，没有任何关系。图克提出了同样的论断，但是我在他1843-1847年出版的《价格史》一书中没有发现任何的论述。”
“你知道，这个问题是重要的。第一，这样一来，从根本上推翻了整个的流通理论。第二，这证明，信用制度固然是危机的条件之一，但是危机的过程所以和货币流通有关系，那只是因为国家政权疯狂地干预调节货币流通的工作，从而更加加深了当前的危机，就像1847年的情况那样。”[10]
《伦敦笔记》使我们看到马克思研究工作的进展。他不仅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观点进行比较和评论，批判其错误的东西，肯定和吸取其科学的成分，而且不断克服自己不正确的认识。例如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曾经接受李嘉图的土地收益递减理论，认为“由于人口逐渐增加，人们就开始经营劣等土地，或者在原有土地上进行新的投资，这新的投资的收益比原始投资的收益就相应地减少”[11]。在伦敦的研究，使他改变了这个不正确的观点。这时他认识到，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在农业生产中的应用，会使农业生产力大大提高。他说：“毫无疑问，随着文明的进步，人们不得不耕种越来越坏的土地。但是，同样毫无疑问，由于科学和工业的进步，这种坏的土地和从前的好的土地比起来，是相对的好的。”[12]
马克思指出，李嘉图的地租理论与历史事实相矛盾，存在着明显的缺陷。马克思把地租规律与整个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结合起来，认为在农产品价格下跌时，地租可以提高；地租不是以土地肥力递减为前提，而是以土地肥力各不相同或连续使用于同一土地上的资本所产生的结果各不相同为前提；土地的改良进行得愈普遍，被改良的土地的种类就愈多，虽然农作物价格普遍下跌，但全国的地租总额能够提高。马克思的新地租论得到恩格斯的肯定和赞赏。恩格斯半开玩笑地说：“你对问题的解决是正确的，这使你有进一步的理由获得地租问题经济学家的称号。如果世间还有公理和正义的话，那么至少一年的全部地租现在应该归于你，这是你有权要求的最低数目。”[13]当然，马克思很清楚，自己的地租理论还处在草创阶段，当前的成就只是使他“获得了任何一个老实人所必然追求的自信心”[14]。
《伦敦笔记》为我们提供了马克思一系列重要经济理论观点形成的清晰图景。例如，他在对李嘉图著作的评论中进一步阐述了资本不是物品，而是一定生产关系的总和；资产阶级全部生产的目的不是满足需要，而是“价值生产的增长”；他驳斥了资本家获得的“全部余额”即剩余价值来源于流通领域的流行理论，强调指出：“虽然个别的特殊利润可以由商业来说明，但商业却不能说明余额本身。如果提出关于整个工业资本家阶级的余额问题，那么，这样的说明一开始就毫无意义。因为用资本家作为阶级自己窃取自己的说法，是决不能说明这一余额的……每一个有产阶级的原有收入必然来自生产。余额是这样产生的：工人从花费了20个工作日的产品中，只得到值10个工作日的产品。随着劳动生产力的增长，工资的价值按同一比例降低。”[15]在这里，他虽然还没有使用剩余价值的概念，但已经明白无误地指出了剩余价值的来源，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在劳动价值理论的创立上，马克思也取得了可贵的进展。他认为，商品的价值，不取决于任何商品，而取决于生产商品的活动；因此，也不取决于得到报酬的劳动，而取决于生产的劳动。[16]马克思已经确定了货币的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的职能，并且指出货币作为流通手段的后果，是把交换行为分裂成为买和卖两个彼此独立的行为，从而奠定了危机的基础。他在评论詹姆斯·穆勒的货币理论时指出：认为在商品量不变的前提下，如果货币量增加或减少为10倍，商品的价值必然增加或减少为10倍，这是不对的。只有当全部货币数量乘以每一货币单位平均在一年中所实现的平均购买数所得的积增加或减少时，货币的增加或减少才开始表现出来。从这里可以看出，马克思对货币流通规律的认识已相当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