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8年三月革命，充分暴露了德国资产阶级落后的反动的阶级本性。它为了自己的发展，希望摆脱封建专制制度的束缚。但英法两国工人阶级的斗争，特别是德国刚刚兴起的工人运动，又使它对工人阶级更加害怕。当革命把它推上历史舞台时，它一开始就蓄意背叛人民与封建专制统治者妥协；它不相信自己，不相信人民，在上层面前嘟囔，在下层面前战栗，对两者都持利己主义态度；它没有负起自己的世界历史使命，害怕世界大风暴，但又利用这个大风暴来谋取私利；它因缺乏任何独特性而显得平庸，又因本身的平庸而显得独特；它“活像一个受诅咒的老头子，注定要践踏健壮人民的最初勃发的青春热情而使其服从于自己晚年的利益，没有眼睛，没有耳朵，没有牙齿，衰颓不堪——这就是普鲁士资产阶级在三月革命后执掌普鲁士国家政权时的形象”[5]。
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落后，德国资产阶级革命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和不彻底性，与17世纪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和18世纪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有着重大的区别。
1648年的英国革命和1789年的法国革命，是欧洲范围的革命，它们宣告了欧洲新社会政治制度的胜利，资产阶级对封建贵族的胜利，资本主义所有制对封建主义所有制的胜利，自由竞争对行会制度的胜利，教育对迷信的胜利，资产阶级法权对中世纪等级特权的胜利，反映了当时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1848年的德国革命，不是欧洲范围的革命，而是欧洲革命在一个落后国家的微弱回声；它不仅没有超过自己的世纪，而且比自己的世纪落后了半个世纪以上，“这次革命的光芒好象遥远星球的光芒一样，在发出这种光芒的那个星球消逝了十万年以后，才达到我们地球上居民的眼中。……它的光芒是一个早已腐朽了的社会所发出的光芒”[6]。
德国资产阶级对革命事业的背叛，为封建贵族的复辟提供了条件。三月革命后担任政府首脑的资产阶级代言人的康普豪森和汉泽曼，不仅没有为了本阶级的利益而实现国家统一，反而竭力反对和阻碍统一的实现；不仅没有废除旧的官僚机构、法律、军队和警察，反而把这些东西当做圣物保存下来，给它们重整旗鼓的机会，使它们一天比一天更有能力来准备反革命复辟；不仅没有实行“强有力的专政”[7]，反而与王朝的维护者妥协、和解、避免冲突；不仅没有代表人民反对王权，反而公开声明：“我们像盾牌一样护卫着王朝，承受了一切危险和攻击！”它用镇压和欺骗的两手策略来消灭革命的民主成果；为此而不惜与贵族政党结成同盟，成为贵族政党的反动工具，最后却被这个政党一脚踢开。正如马克思所说：三月内阁“根据大资产阶级的精神播种了反动的种子，而根据封建政党的精神收获了反动的果实”[8]。这就是资产阶级在三月革命后背叛人民所得到的结果。
资产阶级是无产阶级的直接敌人。但是，无产阶级当前的主要敌人是封建贵族。只有在资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开始。不过，如果大资产阶级彻底背叛人民，与封建反革命势力完全勾结在一起，不仅不能完成自己的历史任务，反而镇压人民的革命，阻碍历史的发展，那么“你们等着吧，不久人民就要起来了，他们会一下子把你们连同现在软弱无力地对之狺狺吠叫的反革命一齐打倒！”[9]
[1]马克思：《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发表在〈新莱茵报〉上的文章》——《资产阶级的文件》（1849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177页。
[2]马克思：《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发表在〈新莱茵报〉上的文章》——《资产阶级和反革命》（1848年12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134页。
[3]马克思：《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发表在〈新莱茵报〉上的文章》——《资产阶级的文件》（1849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178页。
[4]同上。
[5]马克思：《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发表在〈新莱茵报〉上的文章》——《资产阶级和反革命》（1848年12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127页。
[6]同上书，第126页。
[7]马克思：《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发表在〈新莱茵报〉上的文章》——《危机和反革命》（1848年9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475页。
[8]恩格斯：《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发表在〈新莱茵报〉上的文章》——《康普豪森内阁的垮台》（1848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113页。
[9]马克思：《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发表在〈新莱茵报〉上的文章》——《柏林〈国民报〉致初选人》（1849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240页。
十、批判“议会痴呆症”
三月革命后召开的普鲁士国民议会和法兰克福联邦议会，本应该为德国统一作出贡献，但这两个议会极端软弱无能，对实际革命运动毫无作用。“国民议会本来应该处处以专政的方法反对腐朽政府的反动企图，这样它就能在人民中间取得强大的力量，在这种力量前面任何反动势力都会碰得头破血流。可是它并没有这样做，却眼睁睁地让美因茨遭受暴兵们的肆意蹂躏，让其他地区的德国人成为法兰克福庸人的恶意挑剔的牺牲品。这个议会不是引导德国人民或者接受德国人民的引导，而是废话连篇，使人民感到厌倦。”[1]
马克思通过各种方式，希望柏林议会和法兰克福议会的左派议员中坚持革命立场。但当时许多议员都染上了“议会痴呆症”，整天关在议会的屋子里，发表空洞无物、烦琐无聊的议论，通过废话连篇、无人理睬的决议，像小学生做作业似的在议会制度上兜圈子，而对各邦政府的反革命活动却不闻不问。在《新莱茵报》上，马克思对这种“议会痴呆症”进行了严肃的批判，尖锐地指出：“就算这个学术会议在充分讨论之后能够制定最好的议事日程和最好的宪法吧。但是，如果德国各邦政府在这个时候已经把刺刀指向议事日程，那末，最好的议事日程和最好的宪法又有什么用呢？”[2]
可笑的是，在法兰克福的蛤蟆坑中，在柏林的庸人馆里，那些议会泰斗们却以为自己的演说和决议具有扭转乾坤、创造历史的伟大作用。他们根本不懂得：“只要旧政权能占据一切真正有决定意义的阵地，它是能够放心地让左派在议会里获得小小的胜利和拟定大大的宪法草案的。只要在议会外解除了3月19日革命的武装，它是会在议会里大胆地承认这一革命的。”[3]“左派总有一天会相信，当它在议会里获得胜利的时候，它在实际上却遭到了失败。”[4]事实正是如此，当议会迷们在议会里喋喋不休地奢谈什么“基本权利”的时候，反革命分子却用磨得锋利无比的马刀、大炮和斯拉夫红斗篷把自己的“基本力量”巩固起来。而当反革命力量强大时，就把议会从一个地方赶到另一个地方，最后干脆把它解散。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议会迷的根源是脱离人民群众，脱离实际斗争，在他们的眼里，人民是不存在的；在他们的活动中，找不到人民生活的反映；因此，它“连革命运动的回声也够不上，更不用说是革命运动的中央机关了”[5]。这样的议会迷和这样的议会，实际上成了反革命势力麻醉人民、欺骗人民、瓦解人民革命斗志、维护自己反动统治的工具。
[1]马克思、恩格斯：《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发表在〈新莱茵报〉上的文章》——《法兰克福激进民主党和法兰克福左派的纲领》（1848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46页。
[2]马克思、恩格斯：《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发表在〈新莱茵报〉上的文章》——《法兰克福激进民主党和法兰克福左派的纲领》（1848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45页。
[3]马克思、恩格斯：《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发表在〈新莱茵报〉上的文章》——《逮捕》（1848年7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192-193页。
[4]同上。
[5]马克思、恩格斯：《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发表在〈新莱茵报〉上的文章》——《法兰克福激进民主党和法兰克福左派的纲领》（1848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46页。
十一、反对封建农奴制度
在《新莱茵报》上，马克思、恩格斯强烈谴责德国封建农奴制度，批判资产阶级对农民的背叛，号召农民摧毁封建领主的奴役和统治。
19世纪40年代，德国是仍然盛行着封建农奴制的欧洲大国。农村中仍然保存着一大堆中世纪的封建义务和苛捐杂税，什么领主权、死亡权、治疗权、屠宰什一税等，名目繁多，应有尽有。这一大堆太古时代遗留下来的腐烂发臭的废物，毒化着社会的空气，阻碍着社会的发展。马克思讽刺地写道：“所有这一切野蛮的习俗，是基督教德意志的光荣的残余，是贯串着全部历史并把你同你们祖先的伟大，甚至同赫鲁斯克人居住过的森林联系起来的那条锁链的最后一环！”[1]这种令人窒息的空气和发霉的封建烂泥，自古以来就是德国的特产。诗人海涅幽默地写道：
这正是我们祖国的空气，
我的脸颊感到了它那温暖而清新的气息。
一路上的粪土，
也就是我那亲爱的祖国的污泥。
1848年初，农民斗争蓬勃发展。在许多地方，起义农民摧毁领主庄园，废除封建义务，迫使封建领主立下放弃领主特权的字据，取得很大成果。但是，三月革命后组成的资产阶级内阁，却在所谓无偿地废除封建义务、通过赎买废除封建徭役的幌子下，维护封建领主的利益，继续保留那些最繁重、最普遍、最主要的封建义务，迫使农民遭受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双重压迫，从而彻底背叛了农民。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农民是资产阶级的同盟者，消灭封建剥削制度是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任务。“1789年的法国资产阶级片刻也不抛开自己的同盟者——农民。资产阶级知道：它的统治的基础就是消灭农村中的封建制度，就是创立自由的占有土地的农民阶级。”[2]但是，德国资产阶级根本不能完成自己的历史任务，不能保卫自己的政治利益。与法国资产阶级不同，“1848年的德国资产阶级毫无良心地出卖这些农民，出卖自己的天然的同盟者”[3]，“保存封建权利，在（虚幻的）赎买的幌子下批准这些权利——这就是1848年德国革命的结果”[4]。
“在资产阶级放弃战场的地方，无产阶级的政党就要担负起斗争的责任。”[5]马克思、恩格斯在《新莱茵报》上发表了许多论述农民问题的文章，坚决支持农民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斗争。
1848年德国革命表明，当资产阶级已经不能担当资产阶级革命的领导任务，当无产阶级已经以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时，农民已不是资产阶级的同盟者，而是无产阶级的同盟者。在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中，农民都是无产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工农联盟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根本保证，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
[1]马克思：《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发表在〈新莱茵报〉上的文章》——《废除封建义务的法案》（1848年7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325页。
[2]同上书，第331页。
[3]同上。
[4]同上。
[5]马克思：《威廉·沃尔夫》，《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73-74页。
十二、高举六月革命的旗帜
1848年6月22日，巴黎爆发了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武装起义。经过四天的浴血奋战，起义被资产阶级和反动军阀的联合势力镇压下去。
马克思、恩格斯密切关注巴黎工人的革命斗争，高举巴黎工人的革命旗帜。从第一声枪响，他们便坚决站在起义者方面；起义失败后，马克思以《六月革命》这一篇“很出色的文章”向英勇的巴黎工人阶级致敬。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六月革命“是现代社会中两大对立阶级间的第一次大交锋，这是为保存或消灭资产阶级制度而进行的战斗”[1]。工人的怒火，直接喷向资产阶级政府和议会，因为它们天天采取有利于资产阶级而损害工人阶级的措施。它们解散卢森堡宫工人委员会，限制国家工厂的活动，把大批工人逐出巴黎，颁布禁止工人集会的反动法令。这次革命的矛头，直接指向资产阶级的统治，与1789年以来法国历次革命的性质迥然不同，“在1789年以来许多次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中，没有一次曾侵害过秩序，因为所有这些革命都保持了阶级统治和对工人的奴役，保持了资产阶级秩序，尽管这种统治和这种奴役的政治形式时常有所改变。六月革命侵害了这个秩序”[2]，这也正是它所具有的伟大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