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彻底肃清巴枯宁无政府主义者所谓绝对放弃政治的流毒，马克思写了《政治空谈主义》。这篇文章透彻地揭露了放弃政治论的反动本质。马克思指出，尽管无政府主义者采用种种名词、采取种种伪装，但是放弃政治论可以归结如下：反对工人阶级组成政党，反对工人阶级建立自己的革命专政来代替资产阶级专政，反对工人阶级参加反对资产阶级的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工人阶级除了高谈阔论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的未来社会等废话之外，不应该对可恶的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任何反抗；工人阶级应该成为反动国家的最忠顺的奴仆，尊重法律，害怕警察，毫无怨言地充当炮灰；工人阶级应当像真正的教徒一样，恬淡寡欲，虔诚温顺，相信老师的话，抛弃一切尘世的幸福，一心一意只去想升入未来社会的天堂。
马克思指出，宣扬这种谬论，就是要让工人阶级以真正基督徒的修行主义精神来忍受资本主义的残酷剥削、捍卫资产阶级的自由，这难道还不清楚吗？
恩格斯《论权威》一文，从理论上透彻批判了无政府主义的反权威论。恩格斯指出：无政府主义者对他们的称之为权威原则的东西进行一次真正的十字军征讨，宣布权威原则是一个绝对坏的东西，而把自治原则说成是绝对好的东西。这是极端荒谬的。在社会生活中，在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这些构成现代资产阶级基础的经济关系中，人们的分散的活动正在愈来愈为人们的联合活动所代替。没有权威，怎么能够组织这些联合活动呢？在未来的社会——消灭了资本家、工人阶级集体占有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社会里，难道权威原则就不需要了吗？绝对不是。庞大的工厂，复杂的机器，相互依赖的生产流通过程，没有权威是不行的。如果没有权威，大工厂怎么进行生产，第一趟开出的列车会发生什么事情，怎么能够在大海中航行。如果我们不是从幻想中，而是从现实出发，我们就会看到，“一方面是一定的权威，不管它是怎样造成的；另一方面是一定的服从，这两者，不管社会组织怎样，在产品的生产和流通赖以进行的物质条件下，都是我们所必需的”[6]。不仅如此，随着工农业的发展，分工的扩大，生产和流通的物质条件日益复杂化，权威的范围也必然日益扩大。想消灭大工业中的权威，就等于想消灭工业本身。消灭一切权威，就等于想消灭生产和流通的物质条件和消灭一切的社会生活。
社会主义者认为，由于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由于阶级的逐渐消灭，作为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产物的政治国家和政治权威将逐渐消失，社会职能将推动政治性质发生转变，变为维护社会利益的简单的管理职能。但是，第一，这必须在推翻了剥削者的政治统治之后；第二，这是一个逐渐消失的过程；第三，在这个过程没有完成以前，革命的权威是绝对必要的。而无政府主义者却要求在推翻资本主义统治以前就消灭权威，把消灭权威作为社会革命的第一个行动。但是没有权威怎么能进行革命？没有革命权威怎么能消灭剥削阶级的政治权威和政治国家？没有革命权威又怎么能镇压阶级的反抗？“这些先生见过革命没有？革命无疑是天下最权威的东西。革命就是一部分人用枪杆、刺刀、大炮，即用非常权威的手段强迫一部分人接受自己的意志。获得胜利的政党如果想要推动自己努力争取的成果，就必须凭借它的武器对反动派造成的恐惧，来维护自己的统治。要是巴黎公社不依靠对付资产阶级的武装人民这个权威，它能支持一天以上吗？反过来说，难道我们没有理由责备公社把这个权威用得太少了吗？”[7]
恩格斯最后指出“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反权威主义自己是不知道的，如果是这样，那他们只是在散布糊涂观念；或者是他们是知道的，如果是那样，那他们就是在背叛无产阶级运动。在这两种情况下，他们都直接为反动派效劳”[8]。
恩格斯的《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一文，是对巴枯宁分子“实现革命活动”的最生动的揭露，也是对他们醉心的废除国家、消灭权威、解放无产阶级等极端革命的词句的深刻批判。1873年夏天，西班牙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达到高潮。巴枯宁主义者多年来鼓吹放弃政治，反对参加任何议会竞选，而在西班牙制宪议会选举时却宣布：“国际作为一个组织，根本不应该从事政治活动，但是国际的会员可以由自己负责去任意行动，并且可以参加他们认为适当的任何党派。”在这一个“政治破产的声明”[9]的掩护下，他们投身于最肮脏的资产阶级政治，成了资产阶级共和派的尾巴。
巴枯宁主义者多年来大唱“革命”的高调，但是当西班牙各地爆发反政府的武装起义时，拥有很大影响和力量的巴塞罗那巴枯宁组织却制造借口回避起义，背叛西班牙革命。
巴枯宁主义者多年来宣传反对权威主义，尤其反对一切政治权力，但是他们却争先恐后地参加各地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承担资产阶级政府的一切错误、暴行和罪过的责任，葬送第一国际在西班牙的威信和组织。
巴枯宁主义者多年来宣传自治、自由联合，地方自由支配运动，分散了革命的力量，让政府几乎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就把各个城市的起义镇压下去。[10]
巴枯宁主义者宣传极端革命的原则，声称与自由主义者势不两立，但是他们却与资产阶级政党同流合污，听任它政治上利用工人，用拳打脚踢对待工人。
巴枯宁分子在西班牙的活动表明，他们是一批毫无原则的野心家、阴谋家，“一遇到严重的革命形势，就不得不抛弃自己以前的全部纲领”[11]。他们的活动，严重损害了工人阶级的利益，破坏了国际的组织。如恩格斯所说：“巴枯宁主义者在西班牙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不应当如何进行革命的绝好的例子。”[12]
马克思、恩格斯反对巴枯宁和巴枯宁主义的斗争，使巴枯宁主义全线崩溃，使老阴谋家巴枯宁威信扫地，众叛亲离，不得不以健康不好为借口掩护退却。他无限悲哀地说：“让另一些更年轻的人去干吧；我自己已经没有必要的力量，或许也没有必要的信心来为反对到处高奏凯歌的反动势力而继续滚动息息法斯的石头了。因此我们要退出斗争舞台，并且只向我的亲爱的同时代人请求一件事——忘却。从今以后，我不打搅任何人的安静，希望别人也不要打搅我的安静。”[13]但是，这不过是争取喘息时间、伺机反扑的一种伎俩。
[1]恩格斯：《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521页。
[2]马克思、恩格斯：《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371页。
[3]同上书，第385页。
[4]马克思、恩格斯：《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485页。
[5]同上书，第372页。
[6]恩格斯：《论权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343页。
[7]恩格斯：《论权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344页。
[8]同上。
[9]恩格斯：《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524页。
[10]同上书，第539页。
[11]同上书，第538页。
[12]恩格斯：《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539页。
[13]梅林：《马克思传》，第617页。
七、第一国际的解散
1873年巴枯宁发表了一部篇幅颇大的著作《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在这部被无政府主义信徒们奉为“经典”的著作里，巴枯宁系统宣扬无政府主义的谬论，猖狂攻击马克思主义，大肆歪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对革命导师马克思进行了极其恶毒的人身攻击。
《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出版不久，马克思就作了详细摘要和评论。这部大约写于1874年至1875年初的手稿，在批判巴枯宁无政府主义的同时，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和工农联盟等重要理论。
巴枯宁是一个唯心主义者，根本不懂得什么是社会革命。马克思指出，在他看来，社会革命不是由什么客观的经济条件决定，而是由少数的英雄人物，即由他这样的“革命者”的主观意志掀起来的。马克思严厉批判了这种“小学生的胡说”，指出：“彻底的社会革命是同经济发展的一定历史条件联系着的；这些条件是社会革命的前提。因此，只有在工业无产阶级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在人民群众中至少占有重要的地位的地方，社会革命才有可能。”[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