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辛亥革命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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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走向共和:中国变革的新力量、新选择(2)

革命党人疾呼:“以吾四万万之同胞,脑量不减于人,强力不弱于人,文化不后于人,乃由人而降为奴,是稍有人血人性者所不甘,而谓我志士而忍受之耶?以此原因,睹外患之迫在燃眉,遂不能不赴汤蹈火,摩顶断脰,以谋于将死未死之时。”最终,西方势力进入中国既推动了社会进步,又因为压迫逼出了反抗。1903年,广东人温生才在南洋锡矿做工,一次遭到技师无理鞭打。他愤怒地说:“你是人,我也是人,凭什么打人?瞧不起弱国国民吗?”温生才挥拳将那个技师打得血流满面而逃。这样的场面在国内外不胜枚举,都会令中国人热血沸腾、拍手叫好。

李达回忆自己1905年进入新式学堂读书时的情景说:“十五岁的时候,我考入一所享受公费待遇的中学,并开始接触一些新的知识,逐渐知道一些国家大事。如从看地图中,知道过去常常谈论的‘洋鬼子’国家就是英、美、德、法、意、日、俄、奥等国,他们都是侵略中国的;中国的贫穷落后是由于政治的黑暗,清廷的媚外……开始有了一点爱国观念,知道爱国了。”这种敌视、反抗情绪将伴随着中国人度过20世纪的前期。

没有根的反叛者们

说完洋人,那么新兴社会力量的政治倾向具体如何呢?

之前中国历史上是没有专门的工商业者群体的,即便是少数人通过工商业暴富了,也会选择将财富消耗在购买田地和建造园林豪宅方面,把自己改造为一个大地主。朝廷也将工商业视作“盆景”,赏玩而已,断然不会让“盆景”成长为参天大树。历史上出现过多次朝廷镇压大工商业主的案子。但是如今,新兴的富裕群体是通过近代工商业致富的,要想转身去做地主,难度很大。同时,他们接受了新思潮,不愿意像祖辈那样做个地主。比如,江浙是鱼米之乡,自古盛产巨富。在光绪朝之前,江浙财阀闷头发财,不多说话,不过问政治,衙门吩咐什么事情就恭敬地听着。而成长于光绪朝的江浙财阀们就不同了,他们思想新潮,发现自己的利益和朝廷的利益不尽一致,感慨国事日非,开始小心翼翼地涉足政治。在戊戌变法、创办新式学堂等活动中都有他们的身影。参与的政治实践越多,他们对清朝的所作所为就越不满,胆子也就越大。比如出生在19世纪后期的张静江就是浙江南浔巨富子弟,资助孙中山起义。同是南浔巨富的长辈庞云镨望子成龙,向清廷献银十万两“报效”,给儿子庞青臣买来了朝廷的嘉奖和官职。庞青臣拒领奖赏,对顶戴花翎不屑一顾,还改名为“青城”表示不做清朝的臣民。后来,庞青城也走上了资助革命的道路。大革命发生的时候,上海周边的起义军军械和物资,多半是由江浙巨富们资助的。

如果说新兴富裕阶层还是偷偷摸摸、遮遮掩掩地“反叛”朝廷的话,那么年轻学生们的离经叛道就显得直白、激烈和沸腾得多了。

新政废除科举、鼓励留学后,中国的年轻人多数进入新式学堂,或者漂洋过海,去学习近代知识。新式学堂的学生人数从1902年的10万人增加到1912年的将近30万人;同时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人数最多,高峰时维持在七八千人的规模。他们是中国人数最多的新力量。这些洋学生们接受了西方思潮,不可能再按照朝廷所希望的忠君报国的条条框框生活了。国家的贫弱和危亡,使得反叛情绪和革命思想在年轻人中间半公开地传播——在官办的新式学堂中、在留学监督的眼皮底下传播。1910年前后,年轻学生们传阅的是《中国日报》(香港)、《国民报》(日本东京)、《苏报》(上海)、《警钟日报》(上海)、《湖北学生界》(东京)、《浙江潮》(东京)、《江苏》(东京)等报刊以及邹容的《革命军》和陈天华的《猛回头》、《警世钟》等鼓吹革命的小册子。一队队少年,满怀美好的憧憬进入学堂,毕业时大多是新锐激愤的反叛者了。

1900年,年仅13岁的福州少年林觉民在科举考卷上留下“少年不望万户侯”7个大字,毅然决然地退场。进入全闽大学堂后,林觉民不止一次地声称:“中国非革命就不能自强。”有一天晚上,林觉民慷慨激昂地当众评述时局,说到沉痛之处拍案捶胸、声泪俱下,听众无不动容。该校的学监恰好听到,忧心忡忡地对人说:“亡大清者,必此辈也!”留学生们在国外,做得就更加明目张胆了。日本留学生监督姚某,拖着一条辫子对学生们颐指气使,管束很多。他的保守思想和留学生们格格不入。青年学生们就想寻机惩治他。一天,学生们堵住姚监督,邹容抱住他的腰,张继捧头,陈独秀挥剪,咔嚓一声剪下了姚监督的辫子。三个血气方刚的青年,顿时成了留学生们的英雄。

1903年的“拒俄事件”让留学生们对朝廷普遍失去了信心。事情的起因是:沙俄趁八国联军侵华,趁火打劫,出兵占领了东北地区,赖在那里迟迟不肯撤兵。1903年,东京的中国留学生组成了拒俄义勇队,抗议沙俄霸占中国领土,还选派代表回国运动。此时的留学生还对清政府多少抱有希望,希望政府能够支持他们的爱国举动。不想,上海的《苏报》刊载了一封密电以及清廷的一道密谕。在密电里,驻日公使蔡钧指称留学生“名为拒俄、实为造反”。那道密谕更电令两江总督严拿归国留学生,“即行正法”。官府对留学生组织这样的新生事物心怀疑虑,采取镇压态度,彻底冷了年轻学生的心。这样的政府还有什么值得留恋的呢?因此,尽管清政府也意识到要笼络留学生,为朝廷所用,尤其是要拉拢留学生中的精英分子,所以每年举行考试,对通过考试的留学生授予等同翰林、进士、举人等的出身,但实际并没有招揽到什么人才。绝大多数留学生都拒绝进入王朝体制,不为朝廷所用。除了少数信奉“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而混入王朝体制中的革命者,比如徐锡麟、吴禄贞等人外,多数为清政府任用的留学生都是滥竽充数的平庸之才。北京曾闹出过“洋”翰林不识字的笑话。光绪末年,一位留学生归国被授予翰林职位,竟然将“秋辇”读为“秋辈”、“奸宄”读为“奸究”,真实学问如何可想而知。

然而必须指出的是,留学国外的读书人也好,国内兴起的富裕阶层也好,几乎都没有对西方思想文化,尤其是西方政治有深入的了解,更谈不上研究了。留学欧美的中国人以学习理工科为主,留学日本的中国人虽然很多进入法政专业,但一来日本为了接收中国留学生专门设立的各类“速成学校”的教育质量很成问题,二来大多数留学生不是流连在勾栏酒肆和艺妓的怀中,就是将主要精力放在社会活动和激烈的批评中,没有沉下心来认真学习、思考和研究。国内依附西方势力富裕起来的群体,都是从直观的接触中认识到西方器物文化的好处,痛陈国内的黑暗与落后,但对中外制度的深层次利弊、对中国到底应该走向何方,并没有明确的认识。除了极少数人对西方政治真正有研究外,比如孙中山和宋教仁等,多数人只是接触了西方政治的皮毛而已。另一方面,近代工商业者也好、新式教育下的年轻人也好,都是近代的、西方的,对中国现实的了解也非常有限。他们不像从土地中走出来又回归土地的祖、父辈们,也不像读着四书五经去考试做官最后回乡当绅士的前辈读书人们,这新一批的读书人旧学根底薄弱了许多,再加上年轻,谈不上有什么社会阅历。他们可能知道土壤的酸碱度问题,却不了解土地对中国人的重要性;他们可能知道京杭大运河的长度,却不明白有多少人(漕帮、盐商、水手、商贩等等)靠着这条河吃饭;他们可能同情干旱地区农民的极端贫困,却搞不清楚他们为什么要排斥去帮助他们的神父和修女们。中国的实际情况错综复杂,身处其中几十年的聪明人,如李鸿章、张之洞之辈,都感叹没有真正了解实情。这些接触了几年洋人东西、读过几年洋学堂的新人们,就更不能说了解中国实情了。最后,这些新兴群体,游离在西方理论和中国现实之间,两边都不靠,成了没有根的人。而在这些人中恰恰产生了革命的领袖和精英。

对于一个体制来说,不能包容新出现的社会力量,是非常危险的事情;这些新兴力量走到了旧体制的对立面去,是非常可怕的事情。清王朝不能赢得新兴力量的效忠,社会也呼唤着一场大的变革。

体制内外的变革路径

中国社会不变是不行了。围绕着“变多变少”、“怎么变”的问题,中国的政治力量分化组合为四大派别。

摄政王载沣代表了满族亲贵和保守派官僚的利益。他们也承认国家出了问题,需要变革,但是只愿意在保证皇室绝对权力的前提下,进行可以控制的、有限的变革。他们掌握着国家的大权,指挥着灾难深重的中国蹒跚前行。

被载沣斥退的袁世凯则代表了王朝体制内寻求深度变革的开明势力。他们认为小修小补已经挽救不了危局了,因此要进行大规模的、深层次的变革。西方社会表现出来的软硬件的优势,值得中国学习。袁世凯掌权时期,就推动废除了科举制、鼓励民间办厂、改革官吏考核制度,还推动官制改革,企图废除军机处设立责任内阁。在开明和保守两派势力的争斗权衡中,有些变革启动了,有些变革则夭折了,但阻止不了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开明势力的阵营。这其中有和袁世凯一样在仕途中摸爬滚打上来的实干人物,更包括了许多新兴的富裕阶层。国内工商业阶层多数支持开明势力。毕竟,旧体制进行改革更新,总比用暴力手段锻造一个新体制,对社会的损害要小得多,也符合工商业发展的利益。比如著名实业家张謇就支持袁世凯,属于开明势力的重要成员。

张謇,1853年出生于江苏南通一个普通人家,早年曾在吴长庆军中做幕僚,因此短期做过袁世凯的老师,后来离开军营回乡应试。他文名出众,科场却不得意。翁同龢、潘祖荫等人对张謇一心提携,多次想在科举考试中拔他为状元,不料都误把他人卷子认作张謇的卷子,反而让张謇蹉跎了几年。1894年,张謇终于考中状元,授翰林院修撰。甲午战争中,张謇因父丧循例回籍守制,萌发“实业救国”的念头,创办了大生纱厂。从此,他弃官经商,一口气创办了多家实业,兴建了港口,产业规划不断扩大。南通因此成为我国早期的工商业基地,城市面貌和社会风气焕然一新。

张謇等新兴力量和袁世凯等实权人物相互结合,使得开明势力虽然不能掌权,但社会影响不降反升,始终是潜伏在体制内部的“暗流”。在他们看来,国家贫弱的根源在于“宪法未立”、“民权未伸”,而解决之道就是“立宪”,建立国会奉行宪法,让中国成为宪政国家。对于皇室,他们不反对,更不会推翻,因为当时世界上多数国家还是君主国家。大多数君主国,尤其是富强的君主国家,比如日不落帝国英国和立宪成功的日本都是君主国家,所以张謇他们希望中国也朝着君主立宪的方向发展。这一派因此也可以被称为“立宪派”。

载沣、袁世凯两派都是提倡在体制内进行变革的力量。而在王朝体制之外,梁启超等人要求和平改良,孙中山则代表对清王朝完全失望、要求用革命推翻旧有体制的力量。他们两派因为和朝廷有直接冲突,在国内难以立足。1904年,清政府允诺在国内实行改革,以慈禧七旬万寿的名义下诏赦免了一大批人。诏书说:“从前获罪人员,除谋逆立会之康有为、梁启超、孙文三犯,实属罪大恶极,无可赦免外,其余戊戌案内各员,均著免其既往,予以自新。曾经革职者俱著开复原衔,其通饬缉拿,并现在监禁,及交地方管束者,一体开释。”

在三个“罪大恶极”的人物中,康有为和梁启超先登上了中国政治舞台。他们二人都是“半新不旧”的知识分子,都是从儒家经典转向西方政治的一代人。康有为,1858年生,广东南海人。他在20多岁后开始接触西方学说的中译文,又亲身游历了香港,有感于西方的强盛和优越,开始钻研西学,提倡变法图强。梁启超,生于1873年,广东新会人。梁家是耕读世家,梁启超从小聪明好学,有“神童”美誉,12岁就中了秀才。17岁又中了举人。因为仰慕康有为,中了举人后的梁启超不顾世俗偏见,拜还是秀才的康有为为师,跟随康有为鼓吹变法维新。从此,“康梁”成为维新变法运动的领袖和一代知识分子的代表。

戊戌变法中,康梁和慈禧太后爆发了激烈的权力冲突,导致变法失败,戊戌六君子就义。康梁难以在国内立足,不得不流亡海外。他们的政治主张其实与立宪派没有本质区别,但是比立宪派激进、高调,又被排斥到体制之外,所以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

流亡后,康有为影响降低,梁启超后来居上,成为体制外立宪改良势力的领袖。

康有为此人恃才傲物,自信、自负到刚愎自用。康有为的文章、言行多有夸张,章士钊认为这是他的习性使然,又带有政治目的。他以为:“南海(康有为)诗文,向欠洗伐之功,笔端起处,即倾河倒峡而出;其勉强趁韵处,往往活剥生吞,无暇咀嚼,以诗律言,诚达不到一个细字。”变法失败流亡海外后,康有为对光绪皇帝感恩戴德,在海外组织保皇会,鼓吹保皇,又把自己包装成当代孔子、圣人,逐渐失去人心。梁启超不再热心保皇,和老师分道扬镳。他花大量精力研究西方政治,提倡君主立宪制。梁启超着眼于普通中国人素质的提高,认为国民文明程度的高低决定国家的兴亡。当时中国人智慧不开,缺乏现代意识,迫切需要进行教育提高。“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于是,梁启超创办和主持《新民丛报》,批判中国人思想落后素质低下的同时,普及近代政治文化思想。他是支持君主立宪的,但觉得中国人还没有做好实行宪政的心理和能力准备。

尽管身处体制内外,国内立宪派和海外梁启超等人的思想本质是相同的。从1903年开始,国内有张謇,海外有梁启超,发起了君主立宪运动。1905年底,清廷派载泽、端方等五大臣出国考察政治。五个人考察了一圈,不知道如何写考察报告,竟然找上朝廷的通缉要犯梁启超,请梁启超做枪手起草考察报告。梁启超欣然接受,系统提出了实行两院制、责任内阁制和地方自治制的政治主张。梁启超同时指出中国人民智未开,立宪过程不宜过快,新宪法的程度不能太高,可以缓慢推进。这份报告得到了包括慈禧太后在内的最高层的认同,之后清廷的“预备君主立宪”基本照搬了梁启超的建议,只是在速度上更加缓慢,释放的民权更加微弱而已。朝廷钦犯竟然主导国家政治改革,这可以说明晚清历史是多么复杂,多么有趣,也表明立宪派的主张很有市场。

另一个朝廷钦犯孙中山,各方面都更像是“钦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