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辛亥革命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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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章 民国肇建:革命党站稳脚跟,成立南京临时政府(4)

孙中山回国身无分文,到上海后全靠陈其美送了1000银元资助,才到南京组织起了临时政府的框架。偏偏临时政府成立后,百废待兴,前线战斗正酣,用钱的地方很多,数额很大,而临时政府却没有收入(独立各省截留税款自用尚显不够,无力支援中央)。孙中山又不能从列强手中收回关税,列强银行团也拒绝向临时政府贷款(没有一个外国政府承认南京临时政府)。没有钱,日子没法过。一次安徽前线告急,急电中央催粮催饷。孙中山紧急批示:拨20万元济急。胡汉民持总统手令前往财政部拨款,发现国库之内竟然只有银元10块!财政问题成为临时政府的头号问题。黄兴曾求工商总长“张謇设法向上海方面借几十万元以应急,他一拖就是个把月,急得先君(黄兴)走投无路”。临时政府实业总长张謇原本就有为政府“创收”的责任,加上监管盐务,所以在解决财政危机方面责无旁贷。但是张謇等人在袁世凯和临时政府之间摇摆不定,在财政问题上阳奉阴违,前后筹款不过100万元。而他控制的两淮盐税在1911年12月至1912年2月的三个月内至少收入了400万元。张謇的作为,代表了南方许多旧官僚和立宪党人的姿态。他们正准备看临时政府的笑话呢!眼看军队在饥寒交迫中作战,黄兴一度表示准备“剖腹以谢天下”。

没有接受过财政经济训练的孙中山只能迎难而上,但他想出来的方法却是“厉行征发”,希望通过加大老百姓的税负来克服财政困难。黄兴强烈反对,老百姓的日子已经很难了,不能涸泽而渔。据说,正当他一筹莫展时,总统府里有个差人,在太平天国的时候就给天王洪秀全当过差,来报告说当年“天朝”即将灭亡的时候在某地埋下了金银财宝,数额估计还清外债还绰绰有余。孙中山病急乱投医,连忙派人去挖,结果什么也没挖到。最后,孙中山硬是想出了一个“好方法”,计划将独立各省的官办实业公司抵押给外国银行,借款来解决财政困难。据说,孙中山的这个方法是在日本人的“启发”下想出来的,不久(1912年2月)就发生了南京临时政府批准官办的江西汉冶萍公司改为“中日合办”汉冶萍公司,以此向日本借款500万日元的事件。消息传来,舆论哗然。临时政府尚未有所作为,就将国有企业抵押给了日本。同盟会内部纷纷指责孙中山此举卖国,张謇、章太炎等原来就和孙中山不对付的力量更是拼命反对。张謇致书孙中山、黄兴,抨击“抵押贷款”说:“何至以此区区数百万之款,贻他日无穷之患,为万国所欢笑!”他坚决请辞实业总长的职务。客观地说,孙中山此举并非卖国,而是政治经验不足,缺乏财政手段而已。他本人很快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诚恳地接受了批评,解释贷款是“民军待哺,日有哗溃之虞,譬犹寒天解衣裘付质库,急不能择”。此议就此结束,不再重提。

孙中山把主要精力投在筹款找钱问题上,终日奔忙,但始终没有筹措到足够的款项。临时政府在财务方面的失败,让绝大多数政务难以推行,政府和孙中山本人的威望都受到沉重的打击。

其次,临时政府的军事力量非常薄弱。独立各省各自为政,各自军事力量就不强大。独立后各地纷纷扩军,大部分的入伍新兵是城乡贫民,军政府没时间也没经济能力对他们进行系统的军事训练。因此,革命军各部虽然形式上具备军师旅团营连排的编制,其实多是乌合之众。想依靠这样的军队推翻清王朝,是不现实的。

南北方还处于战争状态,孙中山其实是一个“战时总统”。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随即号召北伐,并没有放弃用战争推翻清朝的打算。可孙中山能够直接指挥的军队,只有聚集在南京周边的少数军队。南京的军队素质普遍很差,黄兴认为这样的军队根本没法和北洋新军作战。各地派来参加北伐的军队中,有战斗力的部队很少。至于各省都督的军队,黄兴是调不动的,他和湖北军界和浙江军界的关系很糟糕,更是无法指挥这两处军队。孙中山既没有嫡系部队,又没有支持战争的经济能力,实际上他的军令往往出不了南京城。孙中山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往往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用坚毅、刚强和乐观,组织起了一次北伐。

早在1月4日,孙中山就致电广东陈炯明,命令他迅速出兵北伐:“中央政府成立,士气百倍,和议无论如何,北伐断不可懈!广东军民,勇敢素著,情愿北伐者甚多,宜速进发。”11日,孙中山宣布自任北伐军总指挥,任命黄兴为陆军总参谋长,并制定兵分六路直捣北京的宏伟北伐计划。诚如孙中山北伐需要向陈炯明等地方都督要兵一样,临时政府的北伐本质上是一个空架子。由各地派兵拼凑起来的北伐军,是由乌合之众仓促组成的。只在安徽、江苏北部和陕西、山西等局部地区有过小规模的战斗经验。其中最值得称颂的要数从东北逃难而来的蓝天蔚。他在1月率领主要由上海起义敢死队和青年学生组成的北伐军数千人,联合部分沪军、闽军和光复军,分乘海容、海琛和南琛三艘军舰以及其他运输船从海路北上,进攻山东沿海地区。这支北伐军成功攻占了烟台,并且和京畿及关外的革命党人取得了联系。这是临时政府北伐取得的最骄傲的成果。不过很快就遭到了山东清军的阻扰,进展局限在烟台一地。

临时政府在财政、军事两方面困难重重,步履蹒跚。革命党人内部却弥漫着一股“改朝换代”成功之后的喜悦之情,很多人堕落了,沉溺于胜利后的享受之中。南方富庶的大城市都在革命党人囊中,各级政权需要建立,有些革命党人热衷追求个人的官位与利禄,修建私宅、迎娶妻妾、贪污受贿,甚至喝花酒吸鸦片。晚清官僚的腐朽作风,在一些新人身上迅速扩散。蓝天蔚在大连革命失败、逃到南方后,见到同志们的堕落情形,痛心疾首,泣告大家:“目前汉阳已被清军攻破,清廷正在进行最后挣扎,敌众我寡,大家齐心协力尤恐难于取得最后胜利,现在竟内讧起来,重蹈太平天国的覆辙,这怎么能行呢?”为了引起注意,蓝天蔚举枪自击,击伤了左腕。还有革命党人错误认为,革命党本为革命建立,现在革命成功、政府建立,革命组织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了。他们鼓吹取消革命组织,转入和平的建设,还批评那些坚持参加革命活动的同志们“恐怖”、“恋栈”。

除了“改朝换代”等错误思潮兴起外,革命阵营本身存在的问题(派系斗争、缺乏执政人才等)在革命初步胜利后,也被放大了。各种错误思想搅和在一起,革命党人祸起萧墙,出现了内讧苗头。孙武、张振武、刘成禺等人是武昌首义英雄,但在临时政府成立后没有得到“安排”,气愤之余开始大肆攻击同盟会和孙中山、黄兴。刘成禺公开辱骂孙中山为“海贼”。部分湖北旧官僚和立宪党人组织了“民社”,推黎元洪为首领,企图与孙中山的临时政府分裂。

最让亲者痛仇者快的内讧发生在上海。策划上海光复的同盟会陈其美与光复会李燮和在胜利后各自为政,李燮和占据吴淞,自称吴淞都督,和陈其美武力对抗。而陶成章则设光复军司令部于上海,招兵买马,威胁到陈其美的权势。光复会的力量在浙江盖过同盟会,原来的都督汤寿潜被孙中山任命为交通部长后,浙江方面有意推举光复会领袖陶成章为新都督。这更加引起作为浙江人的陈其美的嫉妒和猜忌。陈其美冲动之下,指使拜把兄弟蒋介石在上海法租界广慈医院将陶成章暗杀。(蒋介石事后被安排去日本“躲避风头”。)陶成章遇刺前还在病床上慷慨陈词:“现时对异族革命虽渐成功,但政治革命尚甚艰巨。北方未定,北伐尤急,满清残喘,原不足平,但北洋军阀势盛,尤以袁氏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不可不有严重策略对付,当须国民加倍团结,一致铲除,免得再勾结帝国主义祸国加甚。”陶成章死后,《民立报》刊登大标题新闻:《陶成章死不瞑目》。光复会的势力迅速削弱。(该会另一重要领袖李燮和之后北上投靠袁世凯,后来参与袁世凯窃国。)

临时政府的困境和革命内部的分化,让新政权对社会的控制力减弱。社会并不稳定。——当然,其中也有新旧交替时带来的不稳定因素。

晚清时的社会控制不见了,新政府又提倡民权和自由,社会一下子不知道怎么个“民主”法,不小心就自由过头了。比如各种社团纷纷成立,多如过江之鲫。上海一地在光复后一下子冒出80多个大社团来。至于几个人在上海弄堂亭子间里宣布成立的小社团就更多了。广州则有110多个。“那时办社团的职员,胸前襟章,挂着十个八个,缎绸的也有,洋布的也有,铜银的也有,五光十色,随风飞扬。因为有些出风头的投机分子,一身而兼十多个社团,什么会长、社长、理事、董事、干事、主任等职,聚于一身,东也开会演说,西也开会通电,忙不开交。最奇怪的,有些社团且备有一方长方形木板,写了‘请众鼓掌’四字,准备显要们到会演讲时,演到某一段落,宣布员把这块木板向着听众一摇,台下掌声如雷,跟着发响了。”而“社团的加入,手续简便,只填一张入会书,缴两三元会费,即发给襟章一个。因之诸色人等胸前挂有襟章的,触目皆是。好像身上没有襟章,是不时髦,不爱国,甚至反对共和似的。”可见,其中真心为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计的社团不多,多数是为私人牟利或者干脆混吃混喝的。民国初年,上海方言中多了一个词,叫做“亭子间政治家”,说的就是这些“混”社团的人。

每次政权更迭,总有不法分子浑水摸鱼。独立时的战斗,也在社会上留下了不少军火和散兵游勇。治安问题考验着新生政权。在广州,军政府为了用显示革命军“强大”的方法来震慑不法分子,经常让革命军士兵在街头巷尾晃悠。士兵们手提白布巾,包着一个牛奶罐式样的东西,对外假称是炸弹,或者在香烟盒子或者牛奶罐子里藏些泥沙,照样用布包起来,对外假称是军火。有时候,革命军也要演示一下“炸弹”的威力。没有真炸弹,怎么办?有人就想到用电灯泡代替,把电灯泡装些铁片火药什么的,甩出去声音不小,迸发出来的碎片还有一定的杀伤力。光复初期,广东警察厅长是陈景华。广东都督给了陈景华特权,允许他对案卷不用呈准,可以断然处理便宜行事,只须事后呈报备案。这就给了他“先斩后奏”的特权。陈景华执法严苛,广州城内许多鼠窃狗偷的地痞、扒手、流氓,秘密社会的会员、打手,恃强凌弱的暴徒、流氓,都被抓起来吃“莲子羹”(广东话把枪毙讳称为吃“莲子羹”)。有一个时期,枪决犯人之前都给他一支“强盗牌”香烟抽,结果导致强盗牌香烟无人问津。广州好在有一个陈景华,军政府尚能稳定治安,少数缺乏强权人物的地方,治安问题堪忧,最后不得不搬出晚清时候的那一套严刑峻罚,或者干脆把晚清衙门的那一帮书吏衙役都召回来稳定社会局面。

临时政府举步维艰,独立各地社会不稳,拥戴袁世凯出任总统收拾局势的声音日益响亮。黄兴致信袁世凯说:“明公之才,高出兴等万万。以拿破仑、华盛顿之资格出而建拿破仑、华盛顿之事功,直捣黄龙,灭此虏而朝食,非但湘鄂人民戴明公为拿破仑、华盛顿,即南北各省当局亦无不有拱手而听命者。苍生霖雨,群仰明公。千载一时,祈毋坐失。”

难道临时政府的困境只有请出袁世凯才能解决?袁世凯会接受民主共和吗,革命党人又如何约束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