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辛亥革命始末
12296000000029

第29章 民国肇建:革命党站稳脚跟,成立南京临时政府(2)

清军进展缓慢,冯国璋着急了。战斗拖得越久,对他越不利。他咬咬牙,下令清军烧城。11月1日上午,清军不顾汉口居民的生命财产,火烧歆生路一带房屋,烧一段进一段,一直烧到长江岸边。繁华的汉口市区顿时湮没在一片火海之中。火光冲天之际,汉口专职救火机构保安会和热心市民,急忙上街灭火。清军看到有人救火,丧心病狂地开枪射击,当场枪杀了不少百姓。在火魔面前,汉口革命军阵地正面及左翼的部分军官兵失去了勇气,擅自撤退。下午,汉口市区逐步为清军占领。黄兴见汉口革命军已被打散,无法挽回败局,遂决定退守汉阳,等待援军,再图恢复。11月2日,汉口完全失陷。

清军攻占汉口后,一面巩固阵地,一面调运枪械弹药及渡河器材。一列列火车源源不断地将援军运来。冯国璋召开军事会议,决定乘胜进攻汉阳,再攻武昌。当时,他手头有清军约三万人。不过,协同作战的海军各舰中下级官兵倾向革命。提督萨镇冰感叹自己“屡历战争,从未一获胜”,如今又不愿意将炮口对准无辜百姓和革命同胞。经历一番心理纠结后,萨镇冰率舰队在11月1日驶离战场东下。

如果说冯国璋只知道攻城略地,那么袁世凯则考虑得深远得多。他面对的湖北军政府是多方力量构成的混合体,立宪派的势力强大。如果能不战而屈人之兵,就最好了。11月10日,袁世凯派亲信到武昌进行“和平”试探。袁世凯开出的和谈条件是南北停战,清廷施行君主立宪,湖北方面效忠朝廷。黎元洪对和谈很有兴趣,对君主立宪也可以接受,但革命党人拒绝效忠朝廷。民主共和必须实现,皇帝必须废黜,革命党人是朝着这个目标进发的,而且抛头颅洒热血已经取得了不小的成果,怎么愿意自动放弃呢?是的,革命军现在是失利了,遇到困难了,但革命党人相信困难是暂时的。湖北军政府拒绝了袁世凯的和谈试探。袁世凯诱和不成,放手让冯国璋积极备战,进攻汉阳。

汉口失陷后,军政府固守汉阳的力量不够,电请独立各省出兵增援,合攻清军。11月8日,都督黎元洪仿照西汉韩信登坛拜将的往事,拜黄兴为总司令。(革命党人在都督和总司令的上下级关系问题上颇费了一番周折,有人提议总司令位在都督之上,全权指挥湖北军事。他们对黎元洪不放心,企图借此掌握大权。但黎元洪和军政府中的其他人纷纷反对,最后采取了都督授命总司令的方法。)黄兴受命后,立即赶到汉阳,在昭忠祠组织司令部,积极布置守城事宜。汉阳原本的驻军逃往湖南了,黄兴掌握的军队只有退驻汉阳的不足5000人的革命军,加上武昌调来的步兵第六协,共约万余人。恰好,湖南独立后派来的援军王隆中、甘兴典两个步兵协在11月6日、9日先后抵达汉阳。黄兴掌握的兵力增至二万余人。

独立省份的数目在迅速增长,各地纷纷告诉湖北,援兵已经在路上了。汉阳的防守兵力将会大大增加。黄兴对军事形势盲目乐观,做出了错误判断。他对汉口失陷,耿耿于怀,得到湖南的援军后,黄兴产生了急于收复汉口的思想。革命军内部多数人反对反攻汉口。他们认为革命军新兵太多,缺乏训练,而且援兵和本地士兵磨合尚需时间,不宜马上反攻。黄兴坚持反攻汉口,先发制人来打乱清军的进攻计划。

11月16日下午5时,革命军工程营在汉江上架桥,革命军的反攻开始了。当晚10时,主攻部队陆续渡河,抵达预定地点。清军猛烈射击,给反攻部队造成很大伤亡。渡河的部队无法有效展开,只能停止反攻。第二天早晨,革命军再次反攻。湖南援军两个协和武汉革命军第五协担任主攻部队,勇敢推进,清军不支而出现后撤。上午9时许,主攻部队在汉口江边收复了不小的地区。黄兴下令步兵第四协和第六协渡河,攻击清军左翼,以收夹击之效。但这两协在渡河时,遭到清军机关枪猛烈扫射,抢渡未成。攻入汉口的主攻部队失去了有力支援。而清军的援兵源源不断涌来,在炮火及机枪火力掩护下猛烈反扑。主攻部队出现退却,牵动全线。黄兴严禁退却,但部队在巨大压力面前都不听命,不断地后涌。沿途在清军的强大火力下,革命官兵伤亡惨重。黄兴不得不率军返回汉阳。

在反攻行动中,黄兴令标统杨选青由汉阳渡江到汉口龙王庙,作为反攻汉口的助攻。16日晚他竟然在家结婚,没有亲往前线指挥。战后,军政府将杨选青正法。杨选青是原29标的老革命党人,是10月10日当晚手持汽油桶火烧总督府衙门的敢死队员之一。军政府念他起义有功,安排上等棺木收殓。

黄兴所坚持的反攻汉口的行动,非但没有达到目的,还严重削弱了汉阳的防守力量和士气。返回汉阳后,黄兴部署防备清军的进攻。清军的部署是正面部队发动佯攻,另派出大批清军从孝感、新沟南下,迂回侧击汉阳,这支部队才是攻取汉阳的主力。黄兴对清军的部署做出了错误的判断,他认为正面是敌人的主攻方向,对于侧击的大批清军认为是牵制部队,没有给予足够重视。他整顿革命军在正面迎战,只派少数部队防备清军主力。清军于11月20日向汉阳发起进攻。侧击的清军进展迅速,控制了汉阳周围的制高点。革命军反攻争夺这些制高点,反酿成更大的伤亡,最后竟至无力反攻。有经验的老兵、能战的敢死队,死伤殆尽。26日,革命军防线最终被突破。这时,驻汉口的清军从正面渡过汉水,发起进攻。革命军腹背受敌,不听黄兴号令,纷纷撤退。增援的湖南部队,一协退往武昌,另一协自动撤回湖南。黄兴见败局已定,含泪下令撤退。

汉阳最大的战略目标是汉阳兵工厂。黄兴下令将兵工厂的武器弹药运往武昌。26日下午,汉阳兵工厂凡是能够拆掉的设备、要件,凡是能带走的图纸、工具,凡是能够离开的工人、技师,都撤向武昌。汉阳的归元寺是战时军用物资供应站,名为“总粮台”。部分僧人和浙江僧人管锷领导的“和尚军”还参加了武汉保卫战。其余僧人也支持革命。26日归元寺接到命令:凡是寺内不能搬走的屋子,立即焚毁。僧人们大公无私,同意焚烧寺庙。一时间,归元寺火光冲天,照遍汉阳全城。

当革命军和汉阳百姓乘船向武昌撤退时,清军从龟山向江中开炮。当时《民生报》报道说:“武昌城外,由江中捞出之死尸陈列堤上,不计其数。内有未死而呻吟者,有妇人抱子,母死而子苏,啜泣索乳者,血溅江边,死者相枕藉。”惨状不忍目睹。部分革命军没能渡江,向鹦鹉洲方向退却,以后辗转到大冶一带,因为无人统帅又没有接济,自行离散。

27日,清军进据汉阳城。清军连战连捷,袁世凯为此积累了新的政治资源,在前线实际指挥的冯国璋获封二等男爵。

革命军渡江撤回武昌,溃兵空腹荷枪,编制也被打散了,踯躅街头。大街上满是焦头烂额的游兵散勇,老百姓惊恐不安。武汉三镇百姓悲痛异常,大街小巷一片寂静,人力车停止上街,商户关门歇业,小贩呆滞路旁,迷茫和悲痛之情笼罩全城。军政府的张振武忍住悲痛,骑马举刀,在城内沿街呼号:“同胞们,汉阳失守是我军疑兵之计,千万不要听信谣言。”武昌的人心这才稍微安定下来。

武昌形势危急,清军已对革命军造成压顶之势。军政府紧急商议对策,黄兴主张放弃武昌,增援南京。当时南京还在清军手中,江浙联军正在浴血奋战。黄兴觉得南京远比武昌重要,可惜军政府绝大多数人反对弃守,认为武昌是首义之区,天下关注,如果武昌失守,必然动摇全局。张振武对黄兴放弃武昌的发言非常气愤,大声喝责。会议不欢而散。散会后,黄兴找到黎元洪,坚持要东下南京。他向军政府领了20万元现洋,27日晚脱离部队乘船东下。

湖北军政府整军坚守武昌。11月29日到12月1日,清军架在龟山上的大炮一连三天不停地向武昌城内射击。百姓伤亡和房屋损失不少。武昌凤凰山、蛇山、黄鹤楼上的炮兵也向汉阳方向还击。长江两岸炮声隆隆。武昌城内百姓,拖儿带女,争相出城逃避。12月1日,清军集中炮火攻击都督府。下午1时都督府军服室中弹起火,黎元洪仓皇出城,逃往郊区的葛店。黎元洪潜走后,武昌危城全靠蒋翊武、吴兆麟支撑。

客观的说,清军如果一鼓作气猛攻武昌,胜算很大。冯国璋也这么想,他迫切要锦上添花,将二等男爵再往上提一下。可袁世凯不这么想。飞鸟尽良弓藏走狗烹,武昌的革命党人就是飞鸟,袁世凯就类似良弓和走狗。袁世凯不希望武昌革命党人被铲除,他需要用革命党人的存在时刻提醒朝廷危险的存在,他需要热气蓬勃的革命形势来映衬他的重要性。革命军被压缩到武昌,袁世凯已经立功了,不必将革命军斩尽杀绝。那样无异于杀鸡取卵。于是,袁世凯通过英国领事联合各国领事,向军政府提议停战三天。停战对革命党人有利,蒋翊武、吴兆麟等人非常愿意。只要双方在停战条款上盖印,即可停战。然而,当时都督印信已被黎元洪带走了,要签署议和协议,黎元洪不在怎么办?没有印怎么行?于是,吴兆麟急中生智,编出黎元洪不在的理由,然后又拉英国领事“赴宴”。暗地里,他连夜通知孙武刻印,终于签署了协议。革命军得以喘息,湖北军政府扎下根来。

此后停战期限一再延期,实际上武汉再无战事。

孙先生来了!

革命爆发后,各地独立政权虽然都挂以“革命”或“民国”名义,也一起打仗,但各自为政,相互间并无隶属关系。独立之后,各地就酝酿成立统一的政权。而对革命的认同,就成了大家统一政权的思想基础。

各地独立政权中的政治力量非常复杂。立宪派、旧官僚掌握着不少独立政权,他们希望染指新的中央政权。而在革命阵营中,同盟会和光复会之间也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上海都督陈其美就是排挤了光复会的李燮和才掌握上海政权的。然而,光复会在浙江光复、攻克南京等事上屡见战功,革命军中也有不少光复会军官。陈其美和李燮和之间明争暗斗不断,连带造成了光复会的章太炎和孙中山、黄兴之间的对立情绪。

此外,武昌和东南地区之间还争夺起中央政权的地位了。光复后的上海抢先呼吁组织各省都督府会议。江苏、浙江和上海三方都督先派代表,其他各省都督大多委派在上海的名流为代表。到11月15日为止已有10省代表报到,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在上海正式开幕。湖北方面则坚持武昌是首义之地,更适合举办各省代表大会。各省都陷入了两难,两边都不能得罪,只好两边都派代表。11月底,11省共23名代表先后抵达武汉。当时正值汉阳失守,清军隆隆炮击武昌之际。代表们临时选在汉口英国租界开会,主要讨论两个问题:第一是组织中央政府;第二是选举领导人。湖北军政府对会议施加了巨大的影响,会议初步认定湖北军政府是中央政府,请黎元洪以大总统名义执行中央政务。当然了,这些都是暂时的。各省的立宪派和旧官僚们想的是要尽快和平地结束战争,建立新的中央政府,这样才能保住他们已经得到的权力和地位。他们看中的是袁世凯,认为他是能和平实现权力交接的最合适人选。袁世凯是汉人,符合“排满兴汉”的标准,而且袁世凯控制的北洋军如果能反戈赞成共和,清廷就失去了武力支柱,马上会土崩瓦解。因此他们倾向说动袁世凯反正,快速、和平地实现政权更迭。12月2日,汉口的各省代表通过了“虚席以待袁世凯反正”的决议案。

也就是在决议通过的12月2日,南京光复。南京在代表们心中的地位,可比武昌高多了。而此时湖北的军事形势每况愈下,武昌事实上已经成了一座危城,无力与南京争夺临时中央政府地位。湖北军政府的诸位,不再提武汉是“革命中心”这回事了,之后政治重心逐渐向南京转移。

12月4日,上海抢先采取行动,邀请各省留沪代表举行会议。会议暂定以南京为临时政府所在地,并推举了大元帅和副元帅作为临时的革命首领。黄兴以16票当选为大元帅。章太炎站出来说:“黎先生究系首难的人物,不可辜负他。现在大元帅既选定,请设一位副元帅,并选取黎先生任之。”于是,各省代表再以15票选举黎元洪为副元帅。这是陈其美、宋教仁等人预想的结果,他们不愿意同盟会领导权旁落。但黄兴遭到了湖北、浙江军界的反对,各方对上海另立各省代表大会选举首领也颇有微词。在这种气氛下,黄兴不愿意就任大元帅,并推荐黎元洪为大元帅。无奈,各省代表移驾南京,再次开会推举黎元洪为大元帅,黄兴为副元帅。

正当革命阵营内部在领袖问题上进退维谷的时候,传来了孙中山归国的消息。

孙中山是在美国丹佛正为革命前途忧郁的时候,从报纸上得知了武昌起义的消息。多年的流血牺牲,终于把清朝统治打开了一个豁口。孙中山预计这个豁口会越来越大,终将推倒整个清朝统治的大坝。由于对国内形势非常乐观,孙中山决心在回国前先给革命党人做一圈外交活动,“决先从外交方面致力,俟此问题解决而后回国”。所谓的外交,主要是为即将诞生的民国政府争取西方列强的支持。孙中山通过美国人咸马里与四国银行团商谈停止对清朝政府的贷款,同时希望向新中国放贷。四国银行团的答复是,这两件事情需要等新政府正式成立后和政府磋商,拒绝将孙中山作为谈判对象。在伦敦,孙中山委托维加炮厂经理向英国外交大臣格雷交涉,提出英国政府停止对清朝政府的一切贷款、制止日本援助清政府、取消英国政府和英属殖民地对自己的放逐令以便回国等三项要求。对于孙中山的三项要求,英国政府采取了太极手法,既不答应,也没有反对。孙中山很快就感觉到了英国政府虚与委蛇的态度,感叹“个人所能尽义务已尽于此矣”,于是从伦敦取道巴黎归国。

出师不利的残酷现实并没有打击孙中山的乐观情绪。在伦敦,孙中山拜访吴敬恒未遇,留条说:“近日中国之事,真是泱泱大国民之风,从此列强必当刮目相见,凡吾同胞自当喜而不寐也。今后之策,只有各省同德同心,协力于建设,则吾党所持民权民生之目的,指日可达矣。”喜悦之情溢于言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