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辛亥革命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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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章 地动山摇:各省独立与清廷政治剧变(1)

第一波独立浪潮

南方浑然一体,南北对峙局面形成。湖北、湖南、江西升起了十八星旗,广东、广西、云南和福建飘扬着青天白日旗,江苏、浙江、安徽等地换上了光复会的五色旗。北方的袁世凯则在朝廷风雨飘摇之际,在万众瞩目之中合法地摄取了清朝大权。

1911年的10月,浙江乌镇少年沈德鸿在嘉兴中学读书。嘉兴中学的革命党人很多。校长方青箱是革命党,教员大部分也是革命党,就连教古书的四个国文老师中也有三个是革命党。学生中剪辫的很多。校长方青箱也剪了辫子,不过因为他常要去官府办事,不得不装上一条假辫垂在脑后。

中旬的一天,嘉兴中学一个四年级学生偶然到东门火车站买东西,带回了爆炸性的消息“武昌被革命党占领了”,立刻轰动了嘉兴中学。那天晚上,沈德鸿和几位教员、同学一起在宿舍闲谈,大家围着那个同学问“武昌起义”的下文,他的回答没有什么出奇的地方,但是临走的时候指着包括沈德鸿在内的几个没有剪辫子的同学说:“这几根辫子,今年不要再过年了。”

第二天下午,嘉兴中学的部分学生请假出去,到东门车站去买上海方面的报纸。车站本没有卖上海报纸的地方,原来他们是和旅客商量,买他们手中的报纸。旅客一下车,就被学生围住。火车站成了师生们感觉剧变的源头。后来一段时间,上海来的车少了,上海报纸也越来越难以买到,沈德鸿和学校里光头的体育教员就在车站守株待兔,等候“最新消息”,结果一无所获。那个自称脑后有“反骨”的体育教员很扫兴,拉着沈德鸿到车站附近的一家小酒店喝酒。“他打起台州腔,说了不少话,可是我大都不甚了了,只分明记得有一句:‘这次,革命党总不会打败仗了吧?’他说这话时,神情是那么正经。”紧接着,嘉兴中学的空气日益紧张起来,开始领不到办学经费了。“提前放假”的呼声开始在学生中流传,不久学校真的提前放假了:因为上海光复了。离校回家的早晨,沈德鸿听说杭州也光复了。等到了故乡乌镇,他又发现:乌镇也光复了。乌镇原本有驻防同知,是个旗人。乌镇商会筹集了一笔款子送给这位同知,他也就悄悄走了。商会随即组织了商团,维持地方治安,防备土匪,商团的装备就是那位同知溜走时原封不动留下的。

几天时间里,沈德鸿生活的浙江北部地区都换了旗帜。不只是浙江北部,神州大地都处在剧烈动荡之中,大半个中国换了旗帜。绝大多数中国人像沈德鸿一样,没有感受到政权颠覆时的血雨腥风,平静地体味着身边的剧变。在中国神圣了几千年的朝廷和皇上,被人们迅速抛弃,大家欢呼着迎来了共和国。

第一波独立浪潮

武昌首义的枪声,犹如一声春雷,震醒了已经开始萌动的沉睡大地。它激起一阵大浪,扑向早已千疮百孔的清朝大船。各地迅速响应,各级官府土崩瓦解。

武昌起义发生后12天,湖南、陕西两省首先响应,宣布独立;在10月当月宣布独立的还有江西、山西、云南、贵州和安徽。这些省份的新军中革命势力强大,清朝官员既不敢依靠新军,又怕对新军防范过严激起兵变,往往应对失措。最后,新军呐喊起义,朝廷命官一般是听到枪声或作鸟兽散或急忙转变立场,“咸与维新”了。

最先响应湖北起义的是湖南新军。

湖南与湖北紧密相连,共进会在两省都做了大量准备工作。长沙的焦达峰之前就和刘公、孙武等人约定如湖北首先起义,则湖南即日响应;湖南首先起义,则湖北即日响应。湖南共进会在新军中的争取工作也卓有成效。湖南新军只编为一个混成协,驻扎在长沙近郊。其中的下级军官大多是有一些文化的农民子弟,经革命党人陈作新等宣传鼓动多数接受了革命思想,就等在10月16日与湖北新军一起如约起义了。

遗憾的是,焦达峰等人并没有在第一时间得到湖北方面提前起义的消息。相反,湖南巡抚余诚格在10日当天就接到了“武昌新军造反”的警报。余诚格心中暗暗叫苦。当务之急是防止武昌的战火烧到湖南,但余诚格是个光杆司令,在湖南并没有嫡系部队。新军是不能依靠了,他勉勉强强能够依靠的只有从旧军改编过来的巡防营。余诚格对付新军的方法,比瑞澂要大刀阔斧得多:他把所有新军调离长沙,同时调各府县的巡防营来长沙布防。这一招称得上是釜底抽薪。

正当新军调动之际,湖南革命党人得到了武昌首义的消息。焦达峰、陈作新等立即召集新军代表开会,决议18日由城外新军炮队营举火为号,发动起义。18日,城外的炮队举火了,但因为城内余诚格防范甚严,其他各营未能发动。起义夭折了。焦达峰等人决定24日再次发难。20日,情况突变,新军中有革命党人被捕叛变,供出了湖南起义计划。余诚格闻讯后,立即严令驻长沙新军在22日一律开赴湘南株洲,不得逗留。革命党人遂决定在22日提前起义。

10月22日晨,长沙城外一阵哨响,新军官兵迅速集合,打开军械库,取出枪械弹药,齐刷刷地冲向城内。守城军警平静地放下武器,打开城门,任由起义军长驱直入。官兵们还没冲到巡抚衙门,便远远看到院内竖了根大旗杆,旗杆上飘着面大白旗,上面写着“大汉”两个大字。原来,余诚格见大势已去,赶紧写了一面白旗竖起来,表明态度,缓和与起义军的关系,然后趁起义军不备逃出城去,乘轮船逃往上海。如此兵不血刃的革命,顺利得连起义官兵们都不敢相信。起义怎么能连一枪一弹都不放呢?于是,有人在巡抚衙门内空放了三枪,算是宣告长沙光复。

起义胜利的当天傍晚,各界代表集中湖南谘议局开会。立宪派此时纷纷附和革命,议长、著名立宪党人谭延闿从立宪派的立场出发,提出“文明革命”的主张,说:“文明革命与草寇异,当与巨家世族、军界官长同心努力而后可。”他希望尽量不对既有秩序造成破坏,同时企图和平夺取地方政权。谘议局议员和士绅们主张推举谭延闿为都督。但革命党人和新军代表坚决反对,最后公举焦达峰为都督,陈作新为副都督。

此后,湖南各州县人民闻风响应,相继宣告光复。焦达峰等革命党人在革命胜利后,暴露出了政治上的幼稚。他们埋头组织军队增援武昌,将革命骨干扩编组成湘军独立第一协,由王隆中统率,于10月28日出发援鄂。新军中的革命分子几乎全部随军出发,革命力量空虚,只能调外地军队来接防。湖南立宪派和自私军官,趁机发动了政变:

立宪派不甘心被排除在政权之外,10月23日革命政权刚刚成立就迫使焦达峰同意成立参议院,由谭延闿担任议长,参议员大多数是原谘议局议员。参议院掌握决策权,将都督限制为参议院的执行者。立宪派还挑拨焦达峰和新军的关系,诬蔑焦达峰为“会匪”、“土匪头子”。26日,同盟会中部总会负责人谭人凤来到湖南后,看到都督大权旁落,策动焦达峰取消参议院,由都督府总揽全权。31日,在全省各界代表大会上,焦达峰宣布取消参议院,谭延闿被迫辞职,怏怏退席。

也就在这一天,长沙城内发动了挤兑风潮。副都督陈作新单骑前往处理,在半路上被伏兵乱刀砍死。原来,这是从外地调来接替长沙防务的某营管带梅馨策划的阴谋。梅馨是个削尖脑袋要往上爬的自私分子,接防后要求焦达峰提升他为旅长,遭到拒绝后怀恨在心。立宪派乘机挑拨煽动。31日,梅馨指使一些流氓、乱军制造了骚乱,伏兵杀死陈作新后,再指使变兵借索饷为由冲进军政府。当时,焦达峰还在埋首组织第二批增援武昌的军队。部下劝他暂时躲避,以防不测,焦达峰愤然说道:“不用躲避!我参加革命,凡是附和革命者,我都宽容以待。我后悔当初没有听从谭人凤之言,根除乱军和伪装革命的小人,今天才遭到这些人暗算。我坚信革命必将成功,小人反复,自有天谴。”说完,他挺身走出大堂,立即被两旁射来的子弹击中。焦达峰受伤后倒在前坪照墙石狮子下,被变兵用刺刀戮死,年仅25岁。

当晚,梅馨迎接刚刚辞去参议院议长的谭延闿出任都督。谭延闿假惺惺地推辞一番后,接印治事。立宪派掌握了湖南政权,获得保守分子的一片支持。湖北的立宪同志汤化龙发贺电给谭延闿说:“闻公出,欣喜无量。”而在武汉前线的焦达峰、陈作新部下数千人得报后气愤填膺,扬言要返回湖南复仇。后来考虑到革命的当务之急是巩固武汉前线而不是同室操戈,革命党人被迫接受现实与谭延闿妥协,默认了政变的结果。谭延闿很快巩固了自己的地位。

就在湖南新军起义的同一天,西安的新军也举行了起义。

西安的情况和武昌、长沙类似,新军基本倾向革命,护理陕西巡抚钱能训知道新军不可靠,又没有军队可以依靠。他能做的,就是准备将新军全部调出西安,分散到各地去。不料消息走漏,革命党先行一步,鸣枪起义,很快占领了西安城的主要部分。钱能训开枪自杀,结果没有死成,只是受伤而已,起义军也没要他的命,只是将他逐出陕西了事。

西安的特殊之处在于,清朝在此派驻了八旗军队。清朝入关后,在重要城市留驻了八旗军队,设置将军统帅。这些旗人,往往聚居,形成“城中之城”,称为“旗城”或者“旗营”。那些将军,则根据地名不同称为某某将军。比如统帅西安八旗军队的就叫西安将军。辛亥革命前后,革命党人过分宣传种族革命,社会上兴起排满反满气氛,起义官兵也有一些错杀、滥杀满族人的情况。这就导致满族人敌视、抵制革命,他们尽管早已不习鞍马,在起义发生时还是拿起武器与起义军对抗。这一点在武昌起义的时候就显露出来了,在各处与起义军顽抗的多数是八旗子弟。而在有八旗军队聚居、有将军统帅的地区,满族人的抵抗就有组织,也有力得多了。

时任西安将军文瑞,是朝廷的世袭男爵,从皇帝身边做头等侍卫起家。他一方面对清朝死忠,一方面为了西安八旗子弟的身家性命着想,在新军起义后卖力地组织抵抗。西安城内烟火四起,新军节节推进,文瑞率领八旗军迎战新军。交战几个小时后,八旗军不利,文瑞身旁的亲兵被击毙多名,只好退守旗城顽抗。起义军两面进攻,战斗到第二天,旗兵伤亡惨重,弹药将尽,渐渐不支。中午,旗城被攻破,文瑞还组织旗兵巷战。最后,八旗子弟死二千多人,部下见败局已定,劝文瑞逃跑。文瑞则说:“吾为统兵大员,有职守不能戡乱,重负君恩,惟有死耳!”他口授遗疏,然后从容整理衣冠,投井自杀,成为地方大员中为清朝殉节的第一人。

指挥西安起义的是新军管带张凤翙和张益谦,两人都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生,都加入了同盟会。西安光复以后,张凤翙和张益谦被推为正副统领。

陕西新军起义的第二天,即10月23日,江西九江宣告独立。

江西新军也只有一个混成协,下辖两个标,一个标驻扎在南昌,一个标驻扎在长江重镇九江,并且有炮台等配合。九江新军中革命力量强大,距离武昌又近,先爆发了起义,赶走知府后,公推标统马毓宝为都督。马毓宝其实是个旧军官,并不赞同革命,可也没做过什么错事,就被缺乏强有力领导人的起义官兵们推举为都督了。不久,九江籍同盟会员、曾担任云南陆军小学堂总办的李烈钧回到故乡,被起义官兵推举为参谋长,实际负责指挥。李烈钧立即下令严密控制炮台,封锁长江江面,断绝湖北清军的水路供应。长江航运截断,使清廷大为震动,更使逗留在长江中游的清朝海军供应断绝,陷入困境。刚刚脱离武汉战场的舰队包括11艘军舰和2艘鱼雷艇,在萨镇冰的指挥下顺水驶往上海。船行至九江,萨镇冰见如今人心倾向革命,便以身体不佳为由,独自离开舰队前往上海“养病”。各舰管带推举“海筹”号管带黄钟瑛为司令,宣布起义。舰队上有三名满族管带不愿附和革命,自愿领取津贴离舰回家。

九江独立后,10月30日南昌《江西民报》发行全红色的喜报,社论开头第一句就是:“满清政府,从此长辞矣!”人民的雀跃之情毫无掩饰。

九江新军起义后,派出部队直取南昌。没等他们抵达,南昌新军就爆发了起义。10月31日晚,城外革命士兵缒城而入,城内新军各学堂的学生群起响应,驱逐守城士兵,打开城门。起义军很快地占领了衙门,清朝官吏闻风而逃。只有清朝的江西巡抚冯汝骙没有逃跑,仍留在巡抚衙门中。这又是一场兵不血刃的光复。

冯汝骙的心态很纠结。他一方面看到清朝失去人心,不愿意与起义士兵为难。驻守袁州、萍乡一带的军官曾密电冯汝骙,报告军心不稳,请求指示,冯汝骙复电说:“官心已不可靠,民心复不可恃,萍乡不能遥制,望体贴兵心民心办理。”萍乡官兵看到电文,兴奋异常,立即全体剃去发辫,宣布独立。另一方面,冯汝骙又想报答朝廷的“恩遇”,不愿意参加革命。江西独立后,各派势力要推举冯汝骙为都督。他坚辞不就,离开南昌向北而去。冯汝骙走到九江,被民军扣留,软禁在客栈。冯汝骙害怕起来,服毒自杀了。

辛亥革命期间,革命党人在各地缺乏强有力的领袖人物,光复后难以推出能为社会接受的革命都督。江西尤其如此。人们先是推举几位新军教官为都督,后来又从九江请马毓宝来做都督,都不能控制局面。省内不乏投机分子想借革命之机,扩充势力,谋取荣华富贵,弄得江西省内混乱一时。最后还是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中央任命李烈钧为江西都督,才稳定了政局。

再回到北方,陕西革命后,邻接的山西革命党人也跃跃欲试。

山西巡抚陆钟琦在武昌起义爆发前刚刚到任,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预防太原新军起义。可惜他还没想出防范措施,新军就在10月29日发难,迅速攻占了巡抚衙门。巡抚陆钟琦全家当时都在衙门中。陆钟琦,顺天宛平(今北京)人,进士出身,做过摄政王载沣的老师,有孝子之称。儿子陆光熙,也是进士出身,也是孝子,曾有割股疗亲之举。不同的是,陆光熙曾留学日本,倾向革命。据说他来山西,就是为了劝说父亲反正附和革命。父子俩还没交流出结果来,起义官兵就蜂拥而入了。陆钟琦责问道:“我刚来一月,有何坏处,尔等竟出此举?”起义者不回答就开枪,杀死了来太原仅23天的陆钟琦和一名仆人。陆光熙怒斥:“你们这是做什么?”结果也被起义者开枪打死。最后,陆钟琦的妻子唐氏和多名仆人也被杀身亡,13岁的陆家孙子被刺伤。可见革命毕竟是流血暴力事件,爆发之时稍有约束不当或情绪过激之处便会夺人性命。陆钟琦因此成为第一位殉节的汉族督抚,加上阖门遇难,迅速被清廷树立为“正面典型”,说他“满门忠烈”。陆钟琦获谥“文烈”,陆光熙获谥“文节”,唐氏得到旌表。保守势力常常举他的例子来说明革命的破坏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