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辛亥革命始末
12296000000012

第12章 铁血年华:革命志士的努力与牺牲(2)

华南和南洋各地的“选锋队”纷纷奔赴广州。当他们在路上的时候,4月8日,革命党人决定由赵声担任起义总指挥,黄兴为副指挥。赵声,江苏丹徒(今镇江)人,17岁中秀才,之后接受清朝的军校教育,并东渡日本考察。但他倾心革命,秘密加入了同盟会。1907年后,赵声在广东新军任职,先后担任新军管带(营长)、标统(团长),并曾参加1910年的广州新军起义,失败后脱险逃到香港。他是同盟会内突出的军事人才,应孙中山之召与黄兴等人再次筹划广州起义。因为赵声为广州城内官吏所熟识,不便入城活动,所以留在香港负责指挥协调,由黄兴去广州做前期准备。

也就在当天(4月8日)发生了温生才暗杀广州将军孚琦的事件,严重影响了起义计划。

温生才,广东梅县人,出生于贫苦家庭,少年时被骗到南洋各地做苦力,种过烟草、在锡矿做过工,曾一度回国投身行伍。坎坷的人生经历和对西方制度的了解,让温生才接受了革命思想,并加入了同盟会。1910年广州新军起义前,温生才谋划刺杀广州将军增祺,因无炸药而作罢。1911年3月下旬,温生才潜回广州,伺机谋刺广州将军孚琦。

4月8日这一天,广州将军孚琦应邀参观法国人的远东飞艇社,返回路上遭到温生才行刺。温生才手持快枪向孚琦连续射击,孚琦太阳穴、脑门、颈项、身部各中一枪,当场毙命。温生才逃离途中被巡警逮捕。温生才被捕后,广东巡抚张鸣岐和广东水师提督李准亲自审讯。温生才气宇轩昂,镇定自若地说:“击孚琦者是我,主谋者也是我,何必多问!”张鸣岐问:“为什么暗杀?”温答:“不是暗杀,是明杀!”张问:“为什么明杀?”温答:“满清无道,政治腐败,民不聊生,都是此辈官吏所造成。只恨我川资不足,不然到京师,可成大事!”张说:“一将军死,一将军来,于事何济?”温答:“杀一儆百,吾愿一偿。”张说:“此处刑罚厉害,你难道不怕?”温答:“何不拿来一试?”张鸣岐威逼利诱不果,李准便施用酷刑,用抬杠轧伤了温生才的双脚,温生才都不屈服,终在15日被押赴刑场。途中,温生才神色自若,毫无怯色,对着人群高喊:“今日我代同胞报仇,各同胞务须发奋做人方好!”既而又说:“许多事归我一人担任,快死快生,再来击贼!”

孚琦被杀,清廷震惊,将张鸣岐提拔为两广总督兼署广州将军,加强对广州的监管控制。广州城内流传:革命党人在4月底前举事。张鸣岐和李准二人不敢怠慢,在广州实行全城戒严,派出大批警察、侦探,加强巡查,四处搜罗革命党人的蛛丝马迹。一些革命机关和储藏军火的地点遭到破坏。考虑到新军倾向革命,张鸣岐和李准将新军枪机全部卸去,严加看管。广州城中一片风声鹤唳。鉴于清廷在广州严密戒备,革命党人处境恶化,加上从日本运来的一船武器和从美国、荷属东印度汇来的款项误期,黄兴决定起义时间推迟到4月27日。

在日益加重的白色恐怖中,革命党人仍然陆续潜入广州。这些年轻人,大多数不是广东本地人,不懂粤语,而且许多人穿着西服或学生装,言行殊异,特别惹人注意。4月23日,黄兴写下“本日即赴阵地,誓身先士卒,努力杀贼”的绝笔书,离开香港潜入广州,统一指挥越来越多的“选锋队”。

林觉民一行人也在此时到达香港。4月24日,林觉民夜宿香港临江楼。当天夜里,林觉民在床上辗转反侧不能入眠。窗外,香江之水缓缓流淌,倒映着一轮皎月。林觉民触景生情,恍惚中仿佛回到了家乡福州的马江,飘回了老街的家里。那是一座不大不小的庭院,入门穿廊,过前后厅,又三四折有小厅,厅旁的一个房间就是林觉民和妻子陈意映的卧室。这对小夫妻在里面双宿双栖。“初婚三四个月,适冬之望日前后,窗外疏梅筛月影,依稀掩映”,他和爱妻“并肩携手,低低切切,何事不语,何情不诉”。陈意映对丈夫爱意深重,难舍难分。林觉民东渡日本,她也永夜长开眼,日夜思念。林觉民回家,她多次提及要随丈夫游学。林觉民都婉拒了,现在想想,夫妻二人在一起的时间真是太少了。如今,妻子怀胎八月,让林觉民如何割舍得下。

四五年前,林觉民曾对妻子说:“相比我死在你前面,我更希望你先我而死。”陈意映闻言生气,经林觉民一再解释才消减怒意。林觉民的本意是妻子娇弱,担心她经受不起丧夫之痛,林觉民当时就怕自己先她而死,将悲伤与痛苦都留给妻子,于心不忍,所以宁愿爱妻先死,让自己一个人承担所有的悲苦。可惜,如今林觉民就要冲入刀光血影,在死亡的悬崖边徘徊,想必要先爱妻而死了。林觉民在心中默念:“爱妻,吾真不能忘汝也!吾诚愿与汝相守以死。”

给家人留言吧!林觉民起身,提笔写遗书。首先,他给年老的嗣父写了一纸短信:“不孝儿觉民叩禀,父亲大人,儿死矣,惟累大人吃苦,弟妹缺衣食耳,然大有补于全国同胞也,大罪乞恕之。”父亲辛勤持家,支持自己留学深造,却要承担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痛苦,更要承担今后家庭的困顿。林觉民想到此就心痛,但如果自己的死能够“大有补于全国同胞”,便只能咬牙请求老父亲谅解了。

对妻子,林觉民有太多的话要说,却几次“不能竟书而欲搁笔”,不知道如何下笔。他在笔端沾满了爱意柔情,字斟句酌,怕妻子不能理解自己的苦衷,写到最后“泪珠和笔墨齐下”,直到天色将明才停笔。

在这份写在手巾上的千字长文中,林觉民深情地表白对妻子的爱,表达了舍家为国的决心乃是由爱而生。“吾至爱汝,即此爱汝一念,使吾勇于就死也。吾自遇汝以来,常愿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然遍地腥云,满街狼犬,称心快意,几家能彀?司马青衫,吾不能学太上之忘情也。”古人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林觉民希望爱妻能够理解“吾充吾爱汝之心,助天下人爱其所爱,所以敢先汝而死,不顾汝也。汝体吾此心,于啼泪之余,亦以天下人为念,当亦乐牺牲吾身与汝身之福利,为天下人谋永福也,汝其勿悲!”他继续写道:“吾诚愿与汝相守以死,第以今日事势观之,天灾可以死,盗贼可以死,瓜分之日可以死,奸官污吏虐民可以死,吾辈处今日之中国,国中无地无时不可以死!到那时使吾眼睁睁看汝死,或使汝眼睁睁看我死,吾能之乎!抑汝能之乎!即可不死,而离散不相见,徒使两地眼成穿而骨化石,试问古今来几曾见破镜能重圆?则较死为尤苦也。将奈之何?今日吾与汝幸双健,天下人之不当死而死,与不愿离而离者,不可数计;钟情如我辈者,能忍之乎?此吾所以敢率性就死不顾汝也。”

林觉民还内疚地说:“吾家后日当甚贫,贫无所苦,清静过日而已。”

和着泪水写完遗书,林觉民不忍再读,将两封家书委托给友人,嘱咐“如果你听到我死讯,劳把信件转到我家”。随后,他毅然决然地赶赴广州城。

来到广州,林觉民看到了舍小家为国家的同志们:这里有34岁的同乡、出身清朝高官家庭的日本大学毕业生林文;25岁的同乡、曾在日本学习陆军的方声洞;在闽江口炮台任职、毅然辞别病重的父亲及妻子参加起义的冯超骧,当时31岁;26岁体格魁梧、慷慨善斗的会党人士刘元栋;四川陆军速成学校毕业、游历南北的清军军官饶国梁;福建连江县丹阳镇农民、30岁的陈发炎和29岁的陈清畴;40多岁出身广东少林寺、教拳为生的李德山;23岁的日本早稻田大学学生陈与燊;年仅17岁却参加过之前镇南关起义、钦廉上思之役的越南华侨游寿;广东嘉应(今梅县)人、19岁的木材商子弟周增;30岁的小学教师饶辅廷和南洋华侨、中学教师林修明;20岁的华侨、耶稣会传教士李炳辉,30多岁的华侨陈文褒……大家真正是来自五湖四海,之前的人生轨迹相差巨大,在广州,在这座春意正浓的五羊城中,大家的人生轨迹都汇集到了一点上:广州起义!

4月25日,张鸣岐、李准调巡防营二营入城,加强戒备。参与起义指挥的陈炯明、胡毅生等人闻讯大惊,认为敌情变化,主张起义缓期。喻培伦、林文等人担心起义拖得越久败露的可能性越大,坚决反对延期起义。黄兴再三思考,慎重决定采纳陈炯明等人缓期的意见。他电告在香港的胡汉民:“省城疫发,儿女勿回家。”暗示还在香港集结待命的大批“选锋队”不要再到广州来。同时,黄兴命令已到广州的“选锋”分批撤回香港。部分革命党人奉黄兴的命令,开始返回香港。

眼看起义就要夭折,喻培伦、林文等人心急如焚。他们找到黄兴,慷慨激昂地陈述:“花了海外华侨这么多钱,南洋、日本、内地同志不远千里而来,决心拼搏一番,但举事一缓再缓,怎不令人灰心?万一不能再举,岂不成了骗局,堵塞了今后革命道路?巡警就要搜查户口,人、枪怎么办?难道束手待擒?革命总是要冒险的,何况还有成功的希望!即使失败,也可以用我们的牺牲作宣传,振奋人心。现在形势紧急,有进无退,万无缓期之理!请再三深思!”喻培伦主张按期起义,情绪激动地表示:“就是大家都走了,剩下我一个人,也要丢完炸弹再说,生死成败,在所不计!”黄兴虽然下了暂时撤退的命令,但是内心也还在挣扎。本次起义倾注了革命党人和海外华侨的巨大心血和期望,已经做了长期准备耗费了众多人力物力,一旦取消,全部努力付诸东流。他感到没有脸再去面对革命同志和节衣缩食资助起义的华侨们,内心非常痛苦。喻培伦、林文等人的劝说,说得黄兴热血沸腾。他决定不顾一切,争取按期起义,并且表示:“余人可迈步出五羊城,惟我克强一人必死于此矣。”林文马上说:“大举不成,尽可做一场大暗杀。克强既决志,吾人拢在一起同拼命耳。”

黄兴等人重新部署起义,紧急召集开始撤退的城内同志。26日,李准从顺德调巡防三营入城。这支部队中的军官,包括哨官温带雄在内的多数人热心革命,其余军官持中立态度,只有极少数人反对革命。陈炯明等人闻讯,改变主意,向黄兴表示可以在4月27日按期起义。黄兴于是在小东营召集会议,决定新的起义计划。因为起义人数大为减少,革命者由十路缩减为四路,于27日下午5时同时发动。黄兴率领第一路进攻总督署,杀掉张鸣岐;姚雨平率领第二路进攻广州小北门,接应倾向革命的新军进城;胡毅生率领第三路守大南门;陈炯明率领第四路袭取巡警教练所,吸收该所200名学生参加起义行列。

会后,黄兴立即给香港去电:“母病稍痊,须购通草来。”意思是让香港的同志们如期前来参加起义。非常遗憾的是,这封重要电报直到26日夜间10点钟才传到香港。

在香港,赵声之前听说黄兴要取消起义计划,内心既反对又担忧,本来计划27日亲自潜入广州协调指挥,26日深夜接到黄兴如期起义的电报后,知道事情尚且可为,心中大喜。此时尚有300多名“选锋”滞留在香港,200多支枪和许多子弹还在香港待运广州。而开往广州的最后一班船早已起航。香港的同志们要按时参加27日的起义,时间上很困难了。赵声当机立断,决定将所有300多名同志全副武装,搭第二天(27日)早班船去广州;如果能混入城中,就参加黄兴等人的起义,如果在广州码头即被发觉,就开枪攻击,就势发动起义。应该说,这不失为一个能够响应黄兴的冒险计划。但是,胡汉民和谭人凤等同志反对赵声的这个计划。他们认为300多人携带武器,从香港赶赴广州,危险太大,沿途随时可能出差错。他们提出了一个折中的计划:第一,让同志们分批潜入广州,一部分人可乘早班船走,大部分人乘晚班船去;第二,紧急电告黄兴,要求将起义日期推迟到28日,争取在28日发动有准备的、更大规模的起义。

为了做好协调,谭人凤乘27日的早班船去广州找黄兴。赵声、胡汉民带领大部队搭乘晚班船前往广州。

黄花岗

1911年4月27日,阳光照在广州城上,照在城内越华路小东营5号。

这里是同盟会广州起义的指挥部。下午四点左右,黄兴在此召集同志们慷慨誓师。起义者们脚穿黑面的树胶鞋,用白毛巾裹在臂上做记号。恰巧赶到指挥部的朱执信本来有其他任务,见状当即决定加入起义队伍。他身上穿了长衫,来不及脱掉,就把长衫的下截撕去,成了短衫,要和大家一同出发。

搭乘早班船的谭人凤已到花甲之年,紧赶慢赶,在起义之前辗转进入了指挥部。他见到黄兴,转告了香港方面的决定,游说推迟起义的理由。黄兴说了一句:“老先生,不要多事,来扰乱我军心!”也许是受到群情激昂的革命热情的感染,本是来游说推迟起义的谭人凤转而赞同立即起义,并向黄兴请战,要加入起义。黄兴见谭人凤年事已高,不便参战,劝他:“先生年纪已老,后方事还要人办,这是决死队,望你不必加入。”谭人凤坚持:“难道你们敢死,我独怕死吗?”黄兴只好掏了两把手枪交与他。谭人凤根本不懂枪,抚摸枪身的时候一不小心,把机头打开了,手指头一动,突然“砰”地响了一枪。屋里人多,但幸好子弹穿向屋壁(一说射伤了一位同志)。黄兴一把从谭人凤手里夺过了枪,连声说:“谭胡子不行,不要捣乱,误了大事!”枪响后,大家吓了一跳,害怕暴露了目标,把清军吸引过来。众人屏气凝神,紧张地听着外面的动静。幸亏当时街上响声很多很杂,把刚才的枪声给冲淡了。大家这才放松下来。

下午5时30分,臂缠白布、脚着黑鞋的革命党人打响了起义的枪声。黄兴率领主力冲出小东营5号,杀向两广总督府。喻培伦肩挎盛满炸弹的竹筐,左手持号筒,右手持手枪,冲在队伍的最前面。这次起义基本上是黄兴这一路130多名“选锋队”在孤军作战。赵声率领的香港同志还在赶来的路上;广州城内的其他三路,因为陈炯明、胡毅生等消极等待,擅自决定了停止起义而无人领导,很多人没有领到武器,未能参加战斗。少数人听到黄兴一路的枪声后,不顾身单力薄,零零散散地冲出隐蔽所响应起义。一时间,广州城内枪声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