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辛亥革命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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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 走向共和:中国变革的新力量、新选择(5)

清廷也不是无动于衷。为了所谓“预立议院基础”,朝廷在1910年10月3日召开了中央资政院。由清廷遴选和各省谘议局选举,各产生100名议员,组成资政院,职权是议定国家收支预算、决算、税法、公债、制定法规、弹劾大臣等。这是字面上的权力,为了限制资政院的实际权力,朝廷规定资政院讨论和决定什么事项都要奏请圣旨,皇帝同意后资政院才能行使职权。因此资政院貌似西方议会,实为清廷装饰宪政的机关。朝廷想控制资政院,却不料资政院一成立也站到了立宪派的一边,要求早日召开正式国会。资政院给出的日期是1911年。

为了促成第三次请愿的成功,许多省的谘议局议长都前往北京,到处活动。各省谘议局联合会因此成立,推举湖北谘议局议长汤化龙为会长,蒲殿俊为副会长,孙洪伊为执行长,联合会得到了资政院和大多数地方督抚的支持。大家也不照例去都察院请愿了,直接在10月7日聚集在摄政王府门前呈递请愿书。请愿代表团整队出发时,奉天(今沈阳)在京学生牛广生、赵振清等十七人突然赶来。他们交给请愿代表一封信,表示“国家瓜分在即,非速开国会不能挽救,今第三次请愿势不能再如前之和平”。牛广生和赵振清两人要“拔刀剖腹,以明心迹”。请愿代表苦苦相劝,两人还是趁人不备,各从自己腿上和胳膊上割肉一块,涂抹于请愿书上,并高呼“中国万岁!”“代表诸君万岁!”随后忍痛踉跄而去。请愿代表们也泪流满面。场面让人动容。

同时,外省各界纷纷声援请愿运动。天津、开封、保定、奉天、福州等地都有数以千计的百姓聚集官署门口,递交请愿书,要求地方督抚代奏。开封各界绅民3000余人还召开请愿大会,又到谘议局提出“此次请愿如仍不得请,学则停课,商则罢市,工则休作,谘议局亦不许开会”。保定各学堂学生集体罢课,要求速开国会。群情激昂,地方督抚纷纷对请愿活动表示同情。全国多数督抚都致电朝廷,奏请立即组织内阁,定明年开设国会。还有督抚要求尽快设立责任内阁。资政院开院,有议员发言:“现在国民之断指、割臂、剜股者相继,皆表示国民以死请愿之决心。”全体与会者一致起立通过“速开国会”的议案。10月28日,资政院总裁溥伦把请速开国会的奏稿连同三个附件,一并上奏朝廷。

请愿的形势一片大好,看似人人支持。资政院通过速开国会议案后,有议员跳起来欢呼“大清帝国立宪政体万岁!”

面对这么大的压力,朝廷也不敢轻视,专门召开御前会议讨论。请愿代表要求第二年就召开国会,载沣集团不愿意。他们还想用“预备期”来拖延时间,不愿意早日承担“大权旁落”的危险。但是,看样子,再固执九年预备期会得罪大批请愿民众,会触犯众怒的。载沣权衡后,宣布缩短年限,将预备立宪期由九年改为六年,提前到宣统五年(1913年)开设议院,1911年先成立内阁。载沣觉得这已经是莫大的让步了,“应即为确定年限,一经宣布,万不能再议更张。”如果有人再请愿,“均足扰害治安,必即按法惩办”。

载沣还下令各省举行欢庆活动,以表示对朝廷“五年立宪”决策的拥护;同时驱散各地请愿代表。各地在官方的组织下,敲锣打鼓,张灯结彩,“欢呼”提前立宪。12月下旬,来京请愿的东北代表被强行押送回籍。倡议联合全国学界罢学的直隶代表温世霖则被发配新疆,交地方官员严加管束。大批立宪派人员遭到了打压。被捕入狱的湖南商会会长禹之谟,在狱中以血作书:“要知清政府下诏立宪,专制的凶暴却有进无已。”朝廷是要用立宪来巩固皇权,而立宪派则希望用立宪来限制皇权,立场和目标都是南辕北辙,结果自然好不了。

火辣辣的立宪激情,遭遇到一盆冷水。朝廷答应的立宪,仿佛是悬在拉磨的驴面前的胡萝卜,永远只是一个诱惑。而那沉重的磨盘就是万世一系的清朝皇权。立宪派的心凉了一大截。

现在不革命,就没有命了!

国内立宪道路缓慢艰难,清政府顽固保守依旧,内忧外辱纷纷,立宪派说话不像以前那么硬朗了。在和革命派的争论中,立宪派显得理屈词穷,对舆论的影响越来越小。连对朝廷持温和态度的梁启超也不得不承认:“有恶政府在上,日日窃鬻权力以予外人,……(如果不)去此恶政府,则此等事固日出不穷,防之不胜防也。”在东京,梁启超遭到了革命派人士的“围剿”,穷于应付,自称“多泪多辩”之人。

就这样,革命的声音逐渐占据了压倒性优势。

人们倾听和接受革命宣传,不都是明了革命道理之后的信仰。很大程度是客观形势“逼”出了革命者。陈天华在《警世钟》中说的话很有代表性:“要革命的,这时可以革了,过了这时没有命了。”在他的另一本小册子《猛回头》中,陈天华痛陈:“十八省中愁云黔黔,怨气腾霄,赛过十八层地狱。怕只怕,做印度,广土不保;怕只怕,做安南,中兴无望。怕只怕,做波兰,飘零异域;怕只怕,做犹太,没有家乡!”亡国的命运就在眼前,载沣等人找不到路,立宪的道路也走不通,就只剩下革命一条路了。革命带有的破坏性和重建天地的快速可能,给迷茫中的人们指出了一条光明的道路。孙中山总结的“毕其功于一役”的革命深深吸引着急于改变现状的中国人,人们不能接受立宪、教育等旷日弥久的办法。1902年5月,《苏报》发表《敬告守旧诸君》公开倡言革命:“居今日而欲救吾同胞,舍革命外无他术,非革命不足以破坏,非破坏不足以建设,故革命实救中国之不二法门也。”清政府无力解决种种问题,就让一个新政府来替换它。

革命的对象自然是清朝政府。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意识到没有能力瓜分统治中国,于是选择清政府作为代理人来保障在华利益。同时,清政府为了维持统治,也采取了“结万国欢心”的媚外妥协政策。官员怕洋人,一心维护洋人利益。陈天华于是痛斥清朝政府是“洋人朝廷”。清朝政府集结了“洋人”和“专制”两重罪过,不推翻不行了。

革命风潮风起云涌,一年胜过一年。多少人像陈天华一样认为“革命者救世救人之圣药也”,力主拿起武器进行暴力革命。陈天华在《猛回头》、《警世钟》里,大声疾呼“改条约,复政权,完全独立;雪国耻,驱外族,复我冠裳”;高呼“万众直前,杀那洋鬼子,杀那投降洋鬼子的二毛子”,“推翻‘洋人的朝廷’清政府”,“建立民主共和国”。形形色色的报纸和小册子,昌言无忌、鼓吹革命。邹容的《革命军》直接号召人们推翻清朝,通篇激烈言辞,风行天下,达到了令人不敢置信的110万册销售量。冯自由说,天底下读书识字之人,“几于人手一册”;章太炎后来回忆,在印行几版、清廷开始禁绝以后,其销量不降反升,“远道不能致者,或以白金十两购之,置笼中,杂衣履糍饼以入,清关邮不能禁……”凡此种种,无不表明革命日渐深入人心,开始成为中国人寻求变革的主要选择。

即便如此,陈天华还是觉得革命来得太慢,国民太无知、太封闭了,而留日学生又不团结,于是毅然跳海自杀,希望能够唤起国民的革命激情。1906年春天,陈天华的灵柩从日本运回国内。从上海到家乡湖南,人们都为他举行了隆重的祭奠,痛哭流涕地宣读他的绝命辞。长沙各界不顾官方阻挠,决定公葬陈天华于岳麓山。葬仪举行时,长沙全城各校师生纷纷参加,送葬队伍达数万人,绵延十余里,凄凄哀歌。“适值夏日,学生皆着白色制服,自长沙城中望之,全山为之缟素”。清朝军警站立一旁,亦为之感动,不加干涉。人心的向背,一目了然。

在此背景下,孙中山的反清起义虽然大多失利,他本人也依然在海外漂泊不定,但他开始得到国内人民深深的同情,成了人们记挂在心里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