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这年6月公明党改变中国政策之后，民社党的领袖感到在日本在野党中唯有自己还在日蒋条约上观点固执不变，这就在日中复交的大形势上明显落后了。于是，民社党也发表声明，将原来尊重日蒋条约的主张改为“搁置起来”，并表明恢复日中邦交不受该条约的限制，日中间缔结和平条约时，可将其“调整”或者“处理”。民社党这一政策转变，当然也为周恩来所注意到了。周总理指示中日友好协会邀请民社党代表团访问中国。
春日一幸见到了周恩来，在回顾了民社党对日中关系正常化问题的认识过程之后，对周恩来说：“民社党同仁终于认识到，为了早日结束两国之间的战争状态，缔结和约，恢复邦交，必须承认三个基本原则。”
民社党是将公明党提出的“复交五原则”，去掉已经解决的第四、第五条而成为“三原则”。
周恩来听了对方的陈述，很高兴。他觉得，形势发展至1972年4月间，已经感到中日关系正常化也到了该有突破的时候了！他想，两个月前中美在上海发布的“上海公报”中，美国已经承诺逐步减少驻台美军；再加上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问题已经解决，没有必要再将此两条作为中日关系正常化的前提，因此，原来的“复交五原则”就可以演化成三条内容，即变为“复交三原则”了。
这样，中日“复交三原则”就在4月12日深夜，周恩来与民社党代表团的会谈中，明确地被表述出来了。
4月13日，民社党代表团与中日友好协会发表联合声明，它在社会党、公明党、促进恢复日中邦交议员联盟、日中友好协会（正统）、恢复日中邦交国民会议等政党团体分别同中日友好协会发表的联合声明的基础上，进一步将中日双方的共识归纳为三项内容，即“中日复交三原则”。其要点如下：
（1）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即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人民惟一合法政府。坚决反对任何“两个中国”、“一中一台”、“一个中国、两个政府”等荒谬主张。
（2）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不容外国干涉。坚决反对“台湾地位未定论”和策划“台湾独立”的阴谋。
（3）日蒋条约是非法的，无效的，必须废除。
这三项原则虽然是民社党提出来的，但在声明中说，“双方认为，上述各项原则，是恢复日中邦交的前提，必须坚定不移地加以贯彻”。
“复交三原则”的提出，一下就抓住了中日关系中最本质的问题，即台湾问题。这就使日本的主要政党、团体及广大国民，能够透彻地认识到两国邦交正常化的症结所在，对于推动中日复交起了重要的作用。
佐藤首相获悉之后，始终不肯公开承认“复交三原则”，不肯抛弃日蒋条约。这就说明，在佐藤政府任内，不可能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但是，执政的自民党内已经为此而震撼而分裂。“三原则”发布不到一个星期，自民党顾问、众议员、前首相三木武夫访问北京。三木是自民党五大派系三木派的首脑，周总理对他谈到这“三原则”。三本立即表示：如他组阁，他将承认日中“复交三原则”，宣布结束战争状态，“日蒋条约”无效，复交后愿缔结永不再战宣言。
田中当选的当天，就在谈话中向北京传递信息
田中角荣他终于当选首相了！
此时，他慨叹地说：我在人生道路上，经历了千难万险啊！
他是苦出身。他的祖父是手艺精湛的寺院木匠，在新潟刈羽郡远近闻名，娶了一个地主女儿，是个大美人胚子，从此田中家的后代都很俊气。他的父亲自小就酷爱马牛，梦想在北海道办一个大牧场，因集资高价引进的三头荷兰奶牛刚到日本就先后死去，大牧场没办成，致使家业败落。他就出生在这样苦涩的家境中，两岁时患白喉差点丧命，留下了口吃症和一副虚弱身体。因为口吃，幼小心灵饱受讥讽与辱笑，他从小就将矫正口吃当做人生的首次搏斗。
田中角荣的人生就是这样起步的，几经闯荡拼搏，经历了漫长人生的曲折，终于在1972年7月5日攀上巅峰，以高票数击败对手福田赳夫，当选了日本政府首相。
作为进取心强、历史视野开阔的政治家，田中角荣在竞选中亮出的旗号，一个就是提出了《日本列岛改造论》，另一个就是顺应历史潮流，迅速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
当年6月17日，佐藤首相在冲绳归还实现后，任期尚未届满就宣布下野。当时，执政的自民党四大派别展开总裁争夺战，这四派是三木武夫、田中角荣、大平正芳、福田赳夫各自为领袖的派别，被人们从四人姓名中各取一个字，称为“三角大福”之战。尽管田中与大平都拥有自己的派系，都想竞选总裁从而出任首相，但是田中与大平两人之间，早在50年代池田内阁时起，关系就不错，往后又不断加深。按大平的说法，“两人的关系已经超出了政治范畴”，可以说是一种盟友关系了；两人商定，在竞选中“谁胜了另一方就帮谁”。大平、田中两派的一致政策是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刚访问中国与周总理做过两次长时间会谈的三木武夫也主张“日中邦交正常化”。这样，除了福田具有强烈亲美色彩之外，大平、田中、三木这三个军团之间，有关政策的磋商具体化，总裁公选前的7月2日，三方在大仓饭店举行了会谈，达到了以“日中邦交正常化”为核心的政策协议。
自民党选举总裁大会于7月5日上午于日比谷公会堂举行。10时整，佐藤致辞表明正式引退之后，立即进行了投票。参与投票的党员476位，第一轮投票结果--
田中：156票；福田：150票；
大平：101票；三木：69票。
获第一的田中仅比福田多出6票。
转而立即在田中与福田之间，进行第二轮投票，结果是--
田中：282票；福田：190票。
掌声响起，田中高票当选总裁。7月7日，田中宣布组阁就任内阁首相。尚在选举之前，田中与大平两人曾经就当选之后的人事问题交换过意见，为了处理好日中邦交正常化这个最大的课题，确定了“内政党务归田中，外交归大平” 的策略，于是，由大平出任内阁外务大臣。大平曾经于池田内阁就任过外务大臣，但于1964年请辞。此次，大平再度入主外务省，为的是挑起进行日中邦交正常化谈判的重担。
田中组阁的当天，立即发表首相谈话，向北京传递决心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信息。
他对此酝酿已久，早有准备。早在一年前，他还是在佐藤内阁任通产大臣的时候，就着手考虑与中国改善关系的问题。1971年7月，他会见外务省中国课长桥本恕，请桥本草拟一份日中复交的可行性方案。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前夕，他约了爱知揆一、桥本恕和秘书早坂茂三等商谈，确信在同台湾断交和坚持日美安全体系的情况下，可以实现日中关系的正常化。同年3月，准备竞选总裁的田中，就与从事日中备忘录贸易的田川诚一、冈崎嘉平太谈话，听他俩介绍有关日中邦交正常化的情况。在谈话中，田中明确表示，一旦取得政权就尽早恢复日中邦交，还表示“要亲自去中国进行复交谈判”，关键是要有诚意，要对过去的战争谢罪，结束战争状态，实现邦交正常化。他还说：中国方面提出的复交原则是正确的，基本上都能接受，不必介意一些细小的事情。同年4月，田中又邀请古井喜实、大平正芳到家中商谈即将开始的自民党总裁选举；田中再次表示，一旦自己当选为总裁，就一定实现日中复交，请大平正芳、古井喜实给予协助。他说：请过去担任过外相的大平出任外相，“全力以赴打开日中关系”；请担任过日中备忘录贸易谈判日方首席代表的古井先生协助，与中方作一些沟通。
田中言而有信，立即在7月7日组阁的首相谈话中说：“在动荡的世界形势下，应该加速实现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邦交正常化，强有力地开展和平外交。”
周恩来对捎话人说：中国方面是会给予照顾的
周恩来离开北京那天是7月2日清早。登上伊尔-18专机之前，他嘱咐在家的秘书，近几天自民党将会选出新总裁并就任新首相，要外交部亚洲司密切注意日本的情况，并问及：为配合日本首相更迭，我国派去访问演出的上海舞剧团是否出发了。他昨晚没有睡觉，凌晨1时许会见了从美国首次回来探亲的杨振宁博士，两人一谈就是三个多钟头，然后就批阅了一批案头紧急文件，天亮他就上飞机了。2日，他飞抵大连陪同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然后一同于4日转飞上海。
在上海，5日黄昏，周恩来将送这位女总理去虹桥机场登机回国。在欢送的宴会开始前，秘书给他送来刚收到的东京快讯：今日中午，自民党选举揭晓，田中角荣当选总裁；下午3时，田中在东京的永田町自民党总部会见记者，他首先就当时日本最大的悬案日中关系发表看法说：“恢复日中邦交的时机已经成熟，我愿负起责任，来研究以什么样的基本态度进行政府间谈判的问题。”
阅罢，周恩来露出笑容，说：“田中取代福田，这是我们愿意看到的结果。”
7月6日清早，周恩来又从上海赶飞昆明；当天下午、晚上，他与越南总理范文同会谈。这天晚间，北京西花厅有电话来，他还询问有没有来自日本的新消息。
7月7日上午，周恩来飞离昆明。中午1时许，他乘坐的专机飞返首都机场。
周恩来回到办公室，又看到了当日最新消息：在上午举行的日本第69届临时国会上，田中顺利地当选日本战后第11位内阁首相，也称为内阁总理大臣。紧接着，田中在国会发表了堪称为“就职演说” 的讲话：
“在动荡的世界形势下，应该加速实现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邦交正常化，强有力地开展和平外交。”
周恩来毕竟是74岁的老人了，连日长途飞行与会谈，使他感到困倦疲乏了。
他只能先躺下，打算小睡片刻。
但是，周恩来睡不着。随着田中当选新首相，日中关系正常化的问题萦绕在他脑际。他再次回顾了最近的一些重要情况，感到中日关系突破的条件成熟，时机来了。
中国外交将面临另一次重大突破！在尼克松总统实现访华之后，中日关系正常化成了中国外交迫切而重要的课题。
在佐藤内阁即将寿终正寝的时候，毛泽东与周恩来都密切关注着佐藤的继任者是谁，因而1971年11月间，周恩来就说过：东京可以派“日本的基辛格”到北京来，只是要看这个特使代表的是谁。当时，日本的一些在野党希望联合组阁来同中国建交，他认为这是不可能的，这样做只会让中国自己孤立自己。我们不愿意同一向敌视中国的佐藤政府建交，而主张与自民党内主张日中友好的一派建交。毛主席在调整中美关系时就说过，让尼克松到北京来，中美间的问题要同他解决。周恩来由此联想到日本，也一样，最终得同其政府打交道，跟其当权派头子打交道，否则就不能解决问题。
1972年5月15日晚上，周恩来在陪同索马里最高革委会主席西亚德观看了现代京剧《沙家浜》之后，又在大会堂接见日本公明党副委员长二宫文造。二宫文造是以竹入义胜委员长的名义来访的，竹入要为田中解决日中关系问题铺平道路，让田中写了一封给周恩来的亲笔信，由二宫捎来。周恩来收下了田中的信，与二宫就中日关系，长谈至次日凌晨2时30分。双方谈到了中日首脑会晤的话题，二宫说：“从日本政局发展来看，在野党与日本国民已经对佐藤失去信心与信任，此君可能不久就会辞职。据我们判断，新首相将在田中与福田两人间产生。福田与佐藤的政策太接近，田中有可能当选，并表示要亲自到中国来谈判。”
周恩来就对二宫说：“如果田中做了首相，要到中国来谈中日两国关系问题，我们欢迎。如果一个现任首相准备解决中日关系问题，亲自到中国来谈，当然我们不好拒绝。这样就打破了从吉田到佐藤这一体系。有这样勇气的人来，我们怎么能拒绝呢？不然就不公道了。”
为此，周恩来给竹入义胜写了一封亲笔信，其中夹有周恩来给田中的信。笔者尚未寻觅到中方档案，只能在此引用日本材料。《朝日新闻》的主任调研员古川万太郎写的《周恩来与日中邦交正常化》一文中，有这样的文字--
二宫带去了田中致周恩来的亲笔信。竹入决定支持田中，为他扫清道路。周恩来托二宫带给竹入一封亲笔信，在这封亲笔信里还夹着另一封亲笔信，是周恩来写给田中的。据说还附有一张字条，说等田中在总裁选举获胜时再交给他。信的内容至今没有公开，竹入认为其大意是：“田中先生就任首相后，为实现邦交正常化访问北京时，中国方面将给予相应的照顾，不至于使田中先生的立场感到为难。”
5月下旬，多次访问中国的古井喜实来到北京，古井是自民党的众议员，也是田中角荣的老友，也是大平正芳的密友，长期促进日中友好往来；此次为促进田中访华，古井觉得有必要先与周恩来在某种程度上做些疏通工作。古井花了一两个月时间对自民党内的形势作了慎重的分析，到了5月中下旬，觉得大局已定，就决定动身访华。
周恩来从中日友协得到报告，古井此次捎来了有关田中的最新信息。
于是，周恩来立即安排次日即5月28日下午3时10分，在大会堂新疆厅与古井做了会见。古井面露喜色，谈到上个月田中约见自己及大平的情况，并说：“佐藤内阁之后，十之八九将诞生田中内阁，只要成立田中内阁，外相就是大平正芳君。大平也主张尽快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建立田中-大平体制，解决二十多年来悬而未决的日中问题，已经成为田中先生的一个抱负。”
周恩来说：“中国有句成语，‘恰逢其时’。古井先生，你这次来得正逢其时。”
古井说：“时间已经迫在眉睫，我是想请你们做好思想准备。田中执政后，希望能给予灵活的照应。”
周恩来在回答时作了暗示：“如果田中当权，在三原则基础上，采取实际步骤实现邦交正常化；那么，中国方面在这个问题上将有所照顾，不使自民党政权感到为难。”
然后，周恩来高兴地说：“古井先生，今后请搞经济问题吧。”
古井不理解，说：“我是帝国大学法学专业的，对经济一窍不通，明年就满70岁了，怎能还搞经济呀？”
周恩来哈哈直笑，转而谈别的问题了。后来中日建交以后，古井再次见到周总理才知道，周总理是在当时情况下作的暗示，中日邦交有望实现，下面该加强经济交往了。
古井和竹入是周恩来信赖的朋友，经过古井和竹入两人交替进行的为田中作“保证”并铺路的活动，周恩来接着关注的就是田中角荣是否有诚意着手实现邦交正常化了。
现在，田中一就任首相就发出了信息，果断地表示了决心。
我们也必须迅速做出反应。
周恩来躺着回忆着这些事情，不一会儿就起来了。
他立即对秘书说：“你通知外交部和其他外事与宣传部门的负责人，明天到钓鱼台开会，题目是研究田中就职讲话，商讨推进中日关系问题。”
当晚他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说，对田中讲话，我们应该采取积极的态度。